在雜文界，只有魯迅的雜文算得上是文學。

而在魯迅的雜文裏，收入雜文集《墳》的《燈下漫筆》一篇最爲震撼。

爲什麼這樣說？因爲這篇雜文的這個觀點：“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能夠在文章中說出具有一般性的“真理”，屬於真文學，而“奴隸”說顯然是具有一般性的。

而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歷程也確實印證了魯迅的判斷：“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

所以怪不得元代曲人張養浩也會有同樣的慨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一旦新建的統治秩序穩定下來，“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

所以改朝換代只是“換湯不換藥”，從大清到民國，如果只是表面上的政權更替，絲毫沒有走出這一中國歷史循環鐵律。

那借助外來力量怎麼樣呢？

魯迅告訴我們，自己不改變，洋人來了也拯救不了你，倒是你的阿諛奉承會“慣”壞洋人，讓他們“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所以“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要想改變現狀，魯迅認爲唯有改變自己，尤其是從青年開始：除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應該“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

但這種創造，平心而論需要實力和勇氣，家庭、事業、國家，要想改變現狀，只有一步步的努力。只有意識到了這一點，才能創造第三樣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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