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0年至1949年,任弼時擔任中共中央祕書長一職,在這個崗位上,他兢兢業業工作了整整十年。正如劉少奇在任弼時的追悼會上所說:“任弼時同志是一個模範的職業革命家,模範的共產黨員和中國共產黨最好的領導者之一。”

建章立制,爲新中國的機構制度建設打下基礎

任弼時注重制度建設,講究工作效率。他經常告誡身邊的同志:“要提高工作效率,沒有一套規章制度是不行的。一定要結合我們的情況,建立一套有利於我們工作開展的規章制度。”

1940年3月,任弼時結束了在共產國際近兩年的工作,與周恩來、鄧穎超等人一起回到延安。不久,他被委任爲中共中央祕書長,負責黨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此後,任弼時先後擔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但中共中央祕書長的職務一直沒有卸任,直至1949年因病休養。

任弼時回到延安時,中共中央搬到延安已有三年多的時間,但是中央各個單位一直都沒有得到很好地整合,中央直屬機關,如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西北局在藍家坪,由中央負責人各自負責一方面, 由於每個負責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所以各個部門也都有自己的工作時間表和工作模式,部門之間沒有統一性和協調性,甚至連必要的收發制度也沒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況時有發生;供給制度也不健全。中央沒有統一的辦事機構和上下協調、緊密的工作制度,這嚴重影響了黨中央的工作效率。

1937 年 8 月,八路軍東渡黃河開 赴抗日前線。任弼時(右二)和朱 德、左權等在渡船上

針對這種雜亂無章的現狀,任弼時上任伊始就把調整機構、理順關係、幹部定位、建立各種規章制度作爲自己的首要任務。首先,他建立起黨中央的辦公機構———中央辦公廳,自兼主任,調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任副主任。李富春具有極強的行政管理能力,是任弼時的好幫手。中央辦公廳下設祕書、行政、警衛三個處,各處職責明確。接着,任弼時還制定了一整套工作和行政制度,明確了各個部門之間的相互關係。不僅如此,他還將各種制度細化爲日常工作的具體制度,如收發制度、會客制度、財會制度、文件管理制度、檔案保管制度、幹部供給制度等。在任弼時的指導下,中央辦公機構逐步走上正軌。隨後,任弼時又開始整頓中央所屬各部委的工作,將中央直屬機關集中到楊家嶺辦公,使各部委的工作實現正規化。

任弼時還幫助整頓西北黨組織的領導機構。過去,陝甘寧邊區有個邊區黨委, 還有個和邊區黨委平行的西北工作委員會,機構重疊,不利於工作開展。任弼時認爲這種情況必須改變,經中央研究決定由他負責領導,將這兩個平行的機構合併爲中央西北局。

任弼時的這些具有開拓性的工作,確保了黨中央工作科學、高效的運轉。他的祕書師哲評價說:“工作正規化克服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拖拉疲塌現象,改變了自由散漫、各自爲政、無人負責、本位主義、遊擊習氣等作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對任弼時的工作,黨中央和毛澤東十分讚賞。

以身作則,注重發揮領導幹部的先鋒模範作用

任弼時是黨中央的重要領導人,他嚴於律己,以身作則,中央每作出一項重大決策,他都以滿腔的熱忱,率先垂範,用實際行動影響與帶動全黨。

從1941年開始,在日本侵略者的殘酷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嚴密封鎖下,敵後抗日根據地和陝甘寧邊區陷入極端的困難時期。面對嚴峻的形勢,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偉大號召,領導邊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任弼時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和戰士們一道,在楊家嶺開了一塊地。地整好了,可是沒有菜種, 大家發起愁來。任弼時不動聲色,從挎包裏拿出一個小布包來,大家打開一看,都高興地笑起來。原來這包裏都是任弼時由太行山帶回來的辣椒、茄子、黃瓜、蘿蔔、白菜等菜種。一次,任弼時見到王震,詢問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情況後,表示自己想學紡線。他收到王震送來的手搖紡車後,像女同志一樣盤腿而坐,勤學苦練,很快掌握了要領,他紡的線又勻又細。1943年3月,任弼時和周恩來一起參加了中央書記處在楊家嶺舉行的軍民紡線比賽。在參加比賽的兩百名幹部羣衆裏,他紡的線被評爲第一名,他和周恩來紡的線還被送到生產成果展覽會去展覽。

“精兵簡政”是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階段中國共產黨採取的一項英明措施。任弼時既是“精兵簡政”決策的制定者,又是決策的貫徹者。任弼時認爲“精兵”首先要從領導做起。1942年12月中央精兵簡政指示下達後,任弼時即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了中直機關祕書處長會議,他提出三條要求:第一,各機關要減少一部分祕書與工作人員,減下的人員一律充實到中下層;第二,領導幹部要“有升有降”,把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調到中下層任職,把不稱職的幹部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第三, 每個領導幹部要承擔幾項主要祕書業務工作,既當指揮員又當戰鬥員。那種只會動口不會動手的官僚主義者是不應留在領導崗位的。會後,任弼時率先垂範,親自負責文電處理、機要保密和會務;李富春負責行政事務和財務工作,各處長爲助手。

調整政策,充分調動廣大幹部羣衆的積極性

任弼時十分強調製定正確政策的重要性。在大生產運動中,除了自己帶頭以外,他考慮最多的是如何通過調整政策來調動廣大幹部、戰士的生產積極性。

一次,有個外號叫“小胖子”的勤務員,在公務之餘,割草賣給機關,用賺來的錢給自己添置衣物。有人將這件事報告給了任弼時,並要求處分這位勤務員。任弼時問:“爲什麼?”告密人說:“爲什麼?參加革命就是爲了解放天下的窮苦人,怎麼能爲自己撈好處?況且,整個延安的軍隊與機關還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撈外快。”任弼時沒有馬上回答,心裏卻想:這倒是個好辦法。如果把延安的機關工作人員、戰士都組織起來,利用工餘時間搞些副業, 既可以增加社會財富,又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何樂而不爲呢?後來,根據任弼時的提議,中央作出決定:發動機關、學校、部隊開展多門路的副業生產,如種菜、養豬,紡線、織布、搞運輸等,生產所得提成一部分歸各單位所有,剩下的自己自由支配。這一政策的出臺,大大調動了各方面的生 產積極性,機關、學校、部隊都行動起來,千方百計地組織生產活動。當時, 楊家嶺的中直機關在大生產運動中起到了表率作用,除種菜、紡紗外,還搞運輸:利用機關的騾馬、車輛組織運輸合作社,中央領導同志也把自己騎的馬讓出來搞運輸。中直機關生產搞得好,收入也不少,伙食有很大改善,大竈每餐三個菜,小竈每餐八個菜。每人還發了一條毛毯和一件毛衣。

經過兩、三年的艱苦奮鬥,邊區各部門的經費自給率已達到一半以上,取之於己的部分已超過取之於民的部分,邊區的財政難關終於渡過。對此,毛澤東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蹟,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

善抓典型,宣傳劉胡蘭英勇獻身光輝形象

任弼時觀察問題敏銳,處事果斷,善於抓典型。

1947年初,王震部隊和陳賡的部隊接連打了好幾個勝仗。爲了更進一步激勵前線戰士英勇殺敵,徹底粉碎蔣介石對解放區的大舉進攻,延安各界組織慰勞團。其中,張仲實副團長就帶隊來到了山西省文水縣慰問。在縣委會議上,有個同志彙報了這個縣雲周西村15歲的中共候補黨員劉胡蘭大義凜然、壯烈犧牲的英雄事蹟。張仲實聽了很受感動,認爲“劉胡蘭同志的事蹟,是我們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好材料”,並作了詳細的調查。慰勞團返回陝北後,張仲實立即向任弼時作了彙報。此時,任弼時擔任轉戰陝北的中央支隊的司令,他不僅要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研究部署我軍的戰略行動,指揮全國各個戰場作戰,還直接負責黨中央機關的居住、安全警戒、物資供應、敵情偵察等一些具體事情,可謂日理萬機。但是,他仍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仔細聽取了張仲實關於慰勞團工作的彙報和劉胡蘭犧牲的情況介紹。任弼時發現劉胡蘭是個好典型。在解放戰爭最嚴峻的時刻,大力宣傳劉胡蘭, 宣傳她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革命,勇於獻身的英雄事蹟,對堅定廣大羣衆的必勝信念,激勵我軍將士和解放區人民發揚革命的英雄主義精神,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任弼時當即說:“劉胡蘭同志英勇就義的事蹟,對全黨、全軍,對全體人民羣衆特別是青年,都是一個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報告,要大力宣傳。”第二天,任弼時就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聽罷,深爲感動,當即揮筆寫下“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隨即,新華社廣播了劉胡蘭烈士的英勇事蹟和毛澤東的題詞。一股學習英雄劉胡蘭的熱潮迅速在各個解放區興起。

抗戰時期,任弼時(右六)和黨中央領導人在延安

調查研究,糾正土改“左”傾錯誤

回到延安工作後,任弼時接受的一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籌備黨的“七大”。在選擇會址時,任弼時親自實地勘察,提出多種方案,並且將各種方案進行比較分析, 最後作出決定。“七大”最先考慮的會址是在安塞的真武洞,但是又放棄了;後來又考慮在棗園後溝,並在那裏打了窯洞,蓋了禮堂。後溝的保密條件好,但是地方較小,條件較差,也容不下那麼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經過反覆考察,任弼時等人最終決定將會議召開地點定在各方面條件都相對合適的中央所在地———楊家嶺。實踐證明,“七大”會址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

在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時,作爲中央祕書長的任弼時就將注意力逐漸轉移到支持長期戰爭的土地改革等新的問題上來。1947年9月,中央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其後, 各根據地的土地改革運動更加深入地開展起來。但在土地改革的高潮中,有些地區也發生了“左”的錯誤傾向。因此,毛澤東委託任弼時進行實地調查,並研究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

從1945年11月起,任弼時的血壓就開始升高。艱苦的轉戰和緊張的工作,使他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中央決定讓他在楊家溝附近暫時休養一段時間。任弼時住下來後,每天都到楊家溝周圍的村子做調查,一共調查了30多個村子。他訪問農民,詢問生產、生活情況,徵求他們對土改工作的意見,甚至還親自參加一些村子鬥地主的大會,實際感受土改運動。在調查中任弼時發現“左”傾錯誤十分嚴重。一個有552戶人家的村子,竟劃了120多戶地主富農,嚴重地擴大了打擊面。任弼時堅決反對這種“左”的作法,明確指出:“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打亂革命陣營,幫助敵人, 孤立自己。這是一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必須引起全黨同志的注意。”他還提出,要堅決地公開地糾正錯誤,“哪怕只是劃錯一個人,也必須改正”。

1946 年,任弼時在延安

經過充分調查研究,在著名的1947年十二月會議上,任弼時就土改和整黨問題作了重要發言。他明確指出當前土地改革中“左”的錯誤的具體表現。他特別強調在“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指出:地主要分大中小,惡與不惡;富農在經濟上要與地主有區別;知識分子應區別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類。他還特別注意政策的可操作性。比如,他不但提出要將地主與開明紳士加以區別,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區別的政策界限:開明的條件是:過去擁護抗日,現在擁護反蔣和土改,願意把土地財產拿出來分配。任弼時的發言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支持和肯定。

1948年1月,任弼時又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進一步闡明瞭中央的政策。毛澤東對這篇講演十分重視, 親自修改補充定稿,確定爲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並批示新華社:“由新華社轉播全國各地,立即在一切報刊上公開發表,並印小冊子。”“爭取兩天或三天發完。”3月17日,毛澤東又電告劉少奇: “我們決定發表弼時同志一篇講演,不發表一月決議,因爲弼時同志的講演比一月決定充實得多。”3月28日,中央晉冀魯豫分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這篇文章。

文件下發各解放區後,中農情緒逐漸穩定,生產積極性增高;破壞工商業的行爲得到制止,解放區經濟的正常發展得到保證;亂打亂殺現象得到遏止,農村過度緊張的階級關係有所緩和,社會秩序漸趨穩定。任弼時的這篇講演與毛澤東、周恩來等爲中央起草的若干黨內指示,成爲了糾正解放區土改“左”傾錯誤的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行動指南。

工作認真,處理事務周密細緻

任弼時頭腦冷靜、思維縝密。“成功的祕訣在於專注。”這是任弼時很喜歡講的一句話。

對於各項制度的制定,任弼時都非常重視,非常用心。比如供應制度,就是他和李富春一起制定的。開始,有的同志只着眼於中央領導同志生活的改善,任弼時說:“這不行,中央領導同志的生活要改善,廣大幹部羣衆的生活也要改善,這就需要一套制度來保證。”經過反覆研究,最後確定建立小竈、中竈和大竈的制度。不僅如此,任弼時還對誰喫什麼竈(尤其是誰喫小竈),進行認真的研究、測算。由於制定供應制度時就考慮得周密細緻,符合實際,因而在物資供應極端緊張的情況下,供應制度還是得以實施。

D還有一件小事,給野戰軍衛生部負責人黃樹則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在西北戰場開始反攻之前,一個後方醫院的通訊員給黃樹則送來一封信。因爲那個後方醫院和野戰軍的衛生部失掉了聯繫,他們不知道應該什麼時候過河來執行任務,也不知道應該把醫院設在什麼位置。黃拿了信去請示任弼時。“叫他先住下來,你擬一個電報給西北野戰軍衛生部。”任弼時說。兩天後,任弼時將黃樹則叫去,把回電拿給他看,並要他馬上通知醫院。黃寫好了信,交給通訊員,讓他馬上送走。這時,任弼時忽然叫住他說:“路上是不大好走的,想一想看。”思考之後,任弼時果斷地說:“我們這裏也派一個人,和通訊員一起去。第一,路上保險些;第二,信送沒送到,我們可以知道。”黃樹則後來曾深有體會地說,無論對於大事小事都用盡全力去做,這是一個偉大人物所具有的作風。從弼時同志的日常 (工作)中,我更深深地體會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