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5日, 經毛澤東批准、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下發的中央軍委、解放軍總政治部 《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簡稱 《緊急指示》) , 是“文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 《緊急指示》 原意僅針對軍隊院校, “必須把那些束縛羣衆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 和地方院校一樣, 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中央的批示卻大大擴展了其適用範圍:“中央認爲, 這個文件很重要, 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 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 堅決貫徹執行。”

客觀地說, 《緊急指示》 存在兩重性。正如 “文革”史專家王年一所言:“《緊急指示》 是適應‘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要求而產生的。它有正確的方面, 爲運動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 這是正確的;但是總的說來, 它有着十分嚴重的錯誤。它實際上規定了更大範圍內的‘踢開黨委鬧革命’, 這是它的要害。”

至於 《緊急指示》 的由來, 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 一書中稱:“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羣衆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負責人, 向毛澤東、林彪反映說:軍隊院校鎮壓羣衆, 與地方做法不同, 搞了許多條條框框, 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 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1966年間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總政副主任劉志堅, 在其《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 一文中, 有着與王年一幾乎完全相同的說法:“1966年10月1日, 在天安門城樓上, 二醫大‘紅縱’一派的頭頭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說:軍隊院校鎮壓羣衆, 與地方做法不同, 搞了許多條條框框, 對羣衆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軍文革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 讓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樣搞法。”

劉志堅是 《緊急指示》 起草人之一。從表面上看, 《緊急指示》 由來公開披露的時間, 王年一早於劉志堅, 但只是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 中曾明言依據“劉志堅的回憶”。筆者推斷, “劉志堅的回憶”即《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 應早有一內部流傳的版本, 王年一依據的, 也應是這一內部版本。

1995年3月出版的 《葉劍英傳》 (由範碩任組長的 《葉劍英傳》 編寫組著) , 在劉志堅、王年一的說法前面加了一句話, 變成“他們經過精心策劃, 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 由第二軍醫大學羣衆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 說軍隊鎮壓羣衆, 與地方做法不同, 搞了許多條條框框, 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 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後, 範碩在私人著述 《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決戰》 中, 將上述這段話修改爲:“這一天, 在天安門城樓上, 江青的嘍囉們唆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羣衆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頭頭, 向毛澤東、林彪告狀……林彪看毛澤東沒有反對錶示, 就說軍隊這樣搞不行, 要採取措施。回來以後, 第二天下午, 對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作了‘指示’, 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謂第二軍醫大學“紅縱”“一派的頭頭”或“一個負責人”或“一個頭頭”, 姓甚名誰?劉志堅、王年一和範碩均未作交代。

王力在回憶錄中則直接點名道:“在天安門城樓上, 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況。據我瞭解, 反映情況的是陶斯亮, 她是陶鑄的女兒, 第二軍醫大學的學生。”

陶斯亮否認與其有關

2015年春節後, 筆者有機會兩度見到陶斯亮。就筆者關心的有關她向毛澤東、林彪告狀的傳聞, 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應。她所回憶的事情經過, 與坊間說法相距甚遠。

陶斯亮說:1966年9月13日晚, 我們二醫大五名女生, 在哈軍工“紅色造反團”赴滬串聯的學員鼓動下, 離滬乘火車赴京。10月1日, 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碰見李訥, 李訥熱情地叫我一起去見主席———她的父親。她把我帶進了城樓上一間頗大的休息室, 只見主席一個人在裏頭抽菸。 〔據陶斯亮 《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 一文:陶斯亮見到毛, “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站在那兒訥訥地說:‘毛伯伯, 您還認識我麼?’毛澤東微笑着, 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亮亮麼, 陶鑄 (他將鑄念成巨) 的女兒。’”〕 我父親 (陶鑄) 進來一會兒又出去了, 他對主席說:“亮亮是逃跑出來的。”主席問我怎麼一回事, 我慌亂地、前言不搭後語地將學校不讓我們串聯、我們“衝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說了一遍。主席聽了說:“李訥, 你就沒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並不特別關注我的告狀 (我的表達也是混亂的) 。他談笑風生, 還拿我的名字開玩笑說:“陶斯亮, 陶元亮 (陶淵明字元亮) , 你就是如此這般的陶淵明。”

陶斯亮說:偌大的休息室裏, 只有主席、李訥和我三個人。林彪自始至終不在場。說我向毛澤東、林彪反映軍隊院校鎮壓羣衆, 有什麼人能證明?我一個軍校小學員 (陶斯亮時爲第二軍醫大學軍醫系應屆畢業生) , 敢當着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訴軍隊鎮壓學生嗎?借我個豹子膽也不敢啊!

陶斯亮又說:與主席談話, 本來是一個機緣巧合的事兒。有人說什麼“他們經過精心策劃”, 又說成是“江青嘍囉們唆使”, 真是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針對坊間有邱會作得知“陶斯亮等幾個人”向毛澤東告狀而“請人幫忙湊過去聽”這一奇談怪論, 陶斯亮重申:那天見主席時, 除李訥外, 僅有我一人在場。凡進過天安門城樓休息室的人都明白, 在那種封閉的環境之下, 想搞什麼偷聽, 沒門。

陶斯亮最後說:見過主席, 我並沒有到處宣揚, 連同學們我也沒有對他們說。那麼, 所謂“告狀”消息, 是怎麼第二天就傳到林彪那兒的, 劉志堅又是從哪兒得知的, 我確實一頭霧水, 無從考究。

汪志傑的說明

帶着未解的疑團, 筆者請教了當年第二軍醫大學“紅縱”核心———勤務站的成員汪志傑。汪志傑訴說了他所瞭解的一些情況 (當然, 汪所說的僅代表了他本人及“紅縱”一派的觀點) :

第二軍醫大學學員 “逃兵” 問題

“1966年8月底, 二醫大學員中的少數派 (可以說是‘紅縱’的前身) 部分骨幹成員在海醫系操場碰頭, 討論了學校的‘文革’形勢。參加者有軍醫系及海醫系多個年級的代表, 包括我和×××在內, 十人左右。大家對於運動以來學校黨委的許多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特別是‘八一八’之後學校領導挑動羣衆鬥羣衆的做法更令我們十分氣憤和擔憂。當時我們只是覺得問題的癥結在學校黨委, 必須儘早向上級彙報, 由總後黨委來解決和糾正學校領導的問題, 否則學校的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產。”

“×××自告奮勇去北京, 8月29日就帶了兩位同學啓程。×××走後的第二天, 整個學校就沸騰了, 一批又一批的大字報指名道姓地將×××三人稱爲‘逃兵’, 聲言要抓‘逃兵’。大字報幾乎完全變成了對少數派的圍剿, 不同觀點羣衆之間的對立情緒開始顯現並愈加明顯。”

“×××等走後, 上述骨幹曾數次碰頭, 就學校運動的形勢交換了看法, 認爲目前學校運動的形勢已經變得更加糟糕。 由於×××走後我們無法與她取得聯繫, 覺得必須設法把她離開學校後發生的這些情況帶去北京。時間到了9月中旬, 我們覺得不能再等了, 要儘早去北京, 而且去的人要多一點兒, 才能形成聲勢。於是, 我和軍醫六二級一名學員、軍醫六一級的五名女學員和海醫六二級的五名男學員同時離開學校, 於9月15日到達北京。第二天一早, 學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熱潮。”其實, 總參、總政於9月12日已發文同意軍隊院校學員有組織地分批到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二醫大校方有沒有及時傳達貫徹總參、總政的通知精神, 我們未得到詳細資料。到了9月下旬, 二醫大學員的大部隊已有組織地抵達北京。

“紅縱” 成立時間

“10月5日 《緊急指示》 公佈當晚, 在北京後勤學院 (二醫大學員在京住地) 召開了各年級相同觀點骨幹會議。到會人員有十餘人。對於軍委 《緊急指示》, 大家感到非常激動和興奮。對於 《緊急指示》 中央決定軍隊院校文化革命與地方院校一樣, 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理, 表示完全贊同, 決定也成立一個羣衆組織。由於此前從未想過軍校也能成立羣衆組織, 所以對於組織名稱一時拿不定主意。到會人員比較了當時地方各高校羣衆組織的名稱後認爲:我們這個組織的名稱, 與他們應該有所不同, 不要簡單地照搬別人什麼‘造反隊’‘造反團’之類。經過反覆討論, 決定爲我們這個組織取名爲‘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換言之, 10月1日, “紅縱”並未成立, 所謂當日“紅縱”“一個負責人”或“一派頭頭”或“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的說法, 都是不準確的。

陶斯亮在 “紅縱” 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確實擔任過‘紅縱’勤務站勤務員, 時間從1966年10月5日 《緊急指示》 公佈、‘紅縱’成立之日起, 至1967年1月4日她父親被打倒時止, 滿打滿算正好三個月。陶斯亮在‘紅縱’勤務站裏屬‘溫和派’, 從不張揚, 從不盛氣凌人, 沒有什麼過火的地方。我至今難以理解, 當年陶斯亮怎麼會參加‘紅縱’?1966年‘紅縱’在北京批鬥邱會作時她在上海, 1967年‘紅縱’二上北京批邱, 並組織三座門靜坐時她已退出‘紅縱’。”

“‘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後, 陶斯亮從未告訴過我, 我也從未聽說過她上天安門當面向毛和林反映二醫大的事。”

反映者另有其人

其實, 在“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後都有材料表明, 向林彪反映軍隊院校“鎮壓羣衆”、促使林彪下決心並經毛澤東同意發佈 《緊急指示》 的, 並非陶斯亮而另有其人。

林辦祕書張雲生回憶稱:“此時, 又有上海二醫大‘紅縱’的一個紅衛兵代表, 拿着‘血衣’, 來見林彪、葉羣, 要求給予支持。林彪腦子一熱, 又要採取行動了。1966年的國慶節一過, 林彪告訴趙根生, 立即把全軍文革的負責人找來。他指着二醫大送來的血衣對大家說:‘如果我們不支持學生造反, 就要犯大錯誤。’接着他指示, 要對軍隊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一律實行平反, 要銷燬一切有關他們的‘黑材料’, 要允許他們搞‘四大’, 要支持他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要准許他們去全國各地‘大串聯’。林彪指令全軍文革據此擬一份軍委命令, 準備以佈告形式張貼出去。”

王力也說:“還有一姓屠的, 也是高幹子女, 她到林彪家裏反映軍事院校鎮壓羣衆。因此林彪決定要發一個緊急指示, 說軍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這個文件是林彪聽取了情況反映後口授的。”

張雲生、王力所指, 其實都是×××。但兩人所說均不甚準確 (王力甚至連姓名都搞錯了) 。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 來自當年“紅縱”自己辦的報紙 《紅色造反報》。該報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報道 《葉羣同志會見“紅縱”等革命造反派代表》 稱:“[本報北京二十五日訊] 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 葉羣同志 (全軍文革小組成員、林副主席辦公室主任) 受林副主席和陳伯達同志的委託, 帶着林副主席和陳伯達同志對我們的親切關懷和親筆信件, 來到我校‘紅色造反縱隊’勤務站, 會見了我‘紅縱’代表和總後機關, 四、七醫大, 獸醫大, 後勤學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 聽取了我們的彙報, 並作了重要指示……代表們彙報由邱會作一手策劃的鎮壓革命學員的‘九二七’事件時, 葉羣同志告訴代表們, 《緊急指示》 與此有關。有件衣服 (指×××受圍攻時被撕壞的衣服) 撕掉了釦子, 還有一封血書。林豆豆拿着衣服給他爸爸看, 幾位副主席都在場, 我在旁邊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氣, 由他建議起草了 《緊急指示》。”

上述材料表明, 《緊急指示》 的確與陶斯亮無關, 而與×××有些瓜葛。筆者認爲, 更重要的是, 無論×××抑或是其他什麼人的反映, 在 《緊急指示》 形成的過程中, 不過是一劑催化劑而已。正如王年一在20世紀90年代修訂過的 《大動亂的年代》 一書中所加的一個註釋所言:“林彪下令, 不是因爲‘紅縱’一人 (學生) 反映了什麼, 而是因爲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有此需要, 一學生的反映不過適逢其會而已。在《緊急指示》 定稿的當天, 中央就加以批轉, 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中共中央當日就轉發了 《緊急指示》, 充分說明了毛澤東對這個文件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