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元帥

1976年7月6日，開國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溘然離世，舉國上下無不悲痛。自從井岡山會師後，朱德就成爲我軍偶像級的人物，各個時期的工作與毛澤東、周恩來的配合相當默契。朱德的寬和忍讓、純樸謙遜、忠厚綿長，也令毛澤東對他讚譽有加，“度量如大海，意志堅如鋼”。延安時期，在中共中央慶祝朱德六十大壽時，毛澤東親筆題詞“人民的光榮”。1973年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依然堅稱：“朱不能沒有毛，毛不能沒有朱。”。1976年，在周恩來逝世後，年邁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靈牀前，老淚橫流，莊嚴地向周恩來行了一個軍禮，然後才被人攙扶着蹣跚離去。幾個月後，他也追隨友人而去……

毛澤東（中）、周恩來（左）與朱德（右）

今天，是朱德總司令逝世43週年紀念日，祖國網特刊發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同志於1991年6月寫的回憶朱德同志的文章來懷念與追思。

稍知中國現代革命史的人,沒有不知道“朱毛”的。朱德同志和毛澤東同志,早已成爲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們的名字也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旗幟和象徵。我們這些追隨“朱毛”幾十年的老兵,一直把朱德同志稱爲“總司令”或“朱老總”。不論是在艱難困苦的戰爭年代,還是在轟轟烈烈的和平建設時期,甚至在動亂的“文革”歲月中,只要一提起朱總司令,就從內心喚起一股崇敬、希望和親切之情。

1945年，毛澤東和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臺。

1931年,我從蘇聯回國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有幸見到聞名已久的朱總司令。以後因工作關係便經常與他接觸,從而使我對他的經歷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深知他對中國革命事業和人民軍隊的創建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朱總司令的一生是輝煌的,同時也充滿曲折、坎坷和艱辛。他作爲一個貧苦佃農的子弟,出於愛國之心,立志從軍習武,上過雲南講武堂，在愛國將領蔡鍔的軍隊裏,從班長、排長逐級升任爲團長、旅長,立下了不少戰功,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但是社會現實迫使他不能滿足於個人的功名成就,他一直在不斷尋找着更正確的救國救民之路。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他一下看到了光明。1922年,他毅然放棄了舊軍隊的高官厚祿,奔赴上海要求參加剛剛一歲的中國共產黨。然而,他的誠懇要求被陳獨秀冷漠地拒絕了。隨後,他到德國找到了周恩來同志，纔在德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最終實現了他的夙願。從此,他選定了共產主義作爲自己終生奮鬥的偉大理想。入黨後,他在德國、蘇聯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並進行了實地考察,還參加了許多革命活動，開始作爲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出現在我國的政治舞臺上。

1927年8月1日,朱德同志和周恩來等同志一起,領導了著名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樹起了中國工農武裝的第一面旗幟。南昌起義失敗後,他又率領南昌起義餘部轉戰閩粵贛邊界,保存了革命火種。不久,朱德同志又領導了湘南暴動。1928年4月,朱德同志率領南昌起義和湘南暴動的部隊上井岡山,與毛澤東同志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正式建立了以朱毛爲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軍隊,開闢了第一塊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揭開了中國現代革命史上極爲光輝的一頁。從此以後,朱德同志和毛澤東同志的名字便傳遍國內外。

1931年1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我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親身感受到,朱德同志儘管功勳卓著,在黨內外享有很高的威望,他雖然身居高位,手握軍權,但是,始終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和紅軍戰士,表現出他特有的忠誠、謙遜、寬容和忍讓的高尚品德,使我感到非常敬佩。

第三次反“圍剿”開始以後,我從閩粵贛軍區調到瑞金的紅軍學校工作。當時,朱總司令正在反“圍剿”前線指揮作戰。他的夫人康克清同志也住在紅校內。因此,朱總司令一回到瑞金,我們就能見到他。總司令對紅軍學校一直特別關心,每次從前線回來,都要找紅校的幹部和戰士交談,瞭解情況,向大家講述戰爭形勢,鼓勵我們努力學習軍事知識,迅速提高戰術和技術水平,以適應新的更大規模的戰爭的需要。我第一次見到朱總司令並聽他談話的時候,覺得他根本不像人們傳說中的紅軍領袖,更不像使敵人聞風喪膽的“赤匪頭子”,而像一個身穿軍衣樸實善良的老農民。他的平易近人與隨和寬厚的性格,給我留下了最初的深刻印象,直至幾十年後他仍始終如一地保持着自己的這種本色。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因執行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在上海站不住腳而遷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們一到中央蘇區,就指責毛澤東和朱德同志在鬥爭實踐中共同創造的正確的戰略戰術是什麼遊擊主義”、“右傾”錯誤等等。同年9月間,共產國際派駐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李德由上海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他滿腦子都是軍事教條主義,自恃有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的支持,根本不把朱總司令放在眼裏,獨攬軍事指揮權,聽不進半點不同意見,獨斷專行。他的這種做法,使我們許多同志都忿忿不平。可是,朱總司令並不計較這些。他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努力工作,繼續爲黨和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這種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高尚品德,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不久,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了,我被調到軍委總部,擔任李德的翻譯。當時,朱德同志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紅軍總司令。這時，我同他的接觸更多了,經常在軍委和中央的會議上,聽到他的發言和講話。他的豐富的軍事經驗和對敵我情況的透徹分析,使我十分敬佩。然而,由於堅持“左”傾錯誤路線的中央領導人和李德的專權,朱德和毛澤東等同志的許多正確意見,都被一再拒絕接受。結果造成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徵。

長征初期，朱總司令在軍委縱隊,我也隨軍委縱隊行動,康克清志是機關直屬隊的指導員。當時,因衛生條件很差,許多同志因喫了辣椒拉肚子。康克清同志爲了朱老總的身體健康,不讓他再喫辣椒。可是，朱老總是四川人,沒有辣椒就喫不下飯,還是找辣椒來喫。康克清同志便以直屬隊指導員的身分禁止他喫辣椒,堂堂的總司令只得服從她的“命令”。這雖說是一件生活小事,但卻反映了朱總司令的組織紀律性是很強的。

1936年12月，朱德和毛澤東在陝北保安會合。

朱德同志既有顧全大局寬厚忍讓的大海般的胸懷,又有在大是大非面前從不讓步、堅決鬥爭的高度原則性。1935年1月,長征到達遵義，因工作的需要,我也列席了在遵義城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朱總司令在會議上拍案而起,嚴肅地批評執行“左”傾錯誤路線的中央領導人,憤怒指責李德等人的瞎指揮,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雖然因事隔多年,對他在會議上發言的具體言詞已經記不清了,但對他那慷慨陳詞的神態和是非分明的原則性，我卻一直銘記在心裏。正是由於朱德等同志堅持了原則,維護了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主張,遵義會議決定撤銷了李德等人的軍事指揮權,從而使黨和紅軍又重新回到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正確路線上來。從此以後,偉大的中國革命事業,便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後,根據中央的決定,朱德總司令和劉伯承總參謀長一起,隨同以四方面軍爲主的左路軍行動。不久，張國燾背離中央的北上方針南返川康。這時,朱老總實際上被張國燾剝奪了指揮職權,以至被軟禁起來了。但是,朱老總在這種極度困難的情況下,並沒有畏怯退讓,仍然堅持原則,主張北上,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迫使張國燾北上,實現了三大紅軍主力的勝利會師,從而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

1936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左起：林伯渠、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長征以後,毛澤東同志正式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同志一如既往地堅決執行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方針、政策。他的這種不居功,不爭權,毫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坦蕩胸懷,在黨內外早已是有口皆碑,他的崇高威望是任何人都無法詆譭的。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作戰局工作,與朱德總司令同住在延安的王家坪。當時,他已年過半百,而我們只不過是三十上下的年輕人,有的還沒有成家。朱老總經常把我們叫到他家裏去,做點好喫的犒勞犒勞大家。那時所謂好喫的,也不過是他用四川家鄉的方法醃漬的臭鹹鴨蛋,有時有一兩盤四川味蔬菜。每當休息時,朱老總不是和我們一起打籃球,就是找我們或參謀、警衛員們一起打撲克牌。一玩兒起來,就分不清誰是總司令,誰是小戰士了。他照樣同打撲克的對家打暗號出牌。他每贏一盤，都和小青年們一樣樂得開懷大笑,要是偶爾輸了,就非得翻過本來才罷休。所以,在遊戲時,他也是個非贏不可的“常勝將軍”。從這些生活小事中,也可以看出朱德同志對同志、對羣衆是多麼真誠與熱愛!這是他的崇高品德的一個重要側面。

全國解放進入北京以後,我與朱總司令直接接觸的機會少了,主要是在中央的一些會議上見到他。有時,在外事活動中也常與他相遇。每次重逢,他都關切地問問我的近況。雖然這時他已經是黨和國家的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但人們還是習慣地叫他“總司令”。他對我們也還是像過去在瑞金和延安時那樣親切隨和。有幾次他率領代表團出國訪問,我有幸成爲代表團的成員。例如:1959年,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朱德同志是我黨代表團團長,王稼祥、王炳南和我都是代表團團員。出國前後,他從賀詞和講話文稿到活動安排與禮儀等各項工作,都過問得十分認真細緻。他率領我們圓滿地完成了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

1949年3月，朱德七屆二中全會上作重要發言。

“文化大革命”開始,從朱總司令本人到他帶領過的一大批老同志,都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一些造反派組織還成立了什麼“揪朱兵團”、“批朱聯絡站”,把大字報和大標語貼得到處都是。當時,也有一個專門揪我的“兵團”。我聽說朱老總面對那些惡毒攻擊，一直像泰山一樣巋然不動,不屑理會,我的心裏也就踏實多了,使我受到很大鼓舞,經受住了這場特殊的考驗。後來,我從“牛棚”裏“解放”出來以後,第一個去拜訪看望的就是朱總司令。因爲我們都是劫後重逢,所以見面後格外高興,他老人家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1961年，朱德在成都住地修整蘭花。

令人十分痛惜的是,1976年夏天,朱老總突然一病不起,溘然長逝。這不僅使我在個人的感情上受了重重一擊,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人們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憂慮。當時,江青一夥正利用周總理的去世和毛主席的病重,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朱總司令這棵大樹又倒下去了,確實使人分外擔心。幸而幾個月後,由當年“朱毛”親自帶領培養出來的老帥們和華國鋒等黨的領導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下,一舉粉碎了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使黨和國家終於擺脫了危機並出現了轉機。雖然朱總司令沒有親眼看到這一天,但是,這個勝利無疑是實現了他老人家的遺願。

朱德與夫人康克清

朱德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十五個年頭了,我每時每刻都在懷念着他。每當我追憶起他的豐功偉績時,特別敬重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他確實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學習的光輝榜樣。特別在今天,學習朱德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更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我作爲一個跟隨朱德總司令數十年的老兵,衷心希望每一個人都應當以朱德同志爲鏡子，經常照照自己。特別是對每一個共產黨員來說,更應該如此。

朱德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