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夏，我有機會在德國國家圖書館通檢其所藏吐魯番出土文獻，其中編號爲Ch.938的殘片，正面殘存一紙上面部分的5行，字體在楷書與行書之間，有烏絲欄，經比定爲班固《漢書》卷四〇《張良傳》（圖1）。背面是紙的下面部分（與正面倒書），爲行書，無界欄，內容爲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圖2）。後檢《西域考古圖譜》所刊日本大谷探險隊所得吐魯番文書，其下卷經籍類圖版（5）-（1）和（2）所刊寫本，也是一面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圖2），另一面是《漢書·張良傳》（圖1），兩相對照，字體形制全同，必爲同一抄本無疑【1】 。

圖1

圖2

但兩地所存抄本並不能直接綴合，如圖3所示，Ch.938正面《漢書》殘片是位於紙的右上方，大谷文書殘片則位於左下方，前者的末行即後者的首行，因爲《漢書》的字體較小，所以上下相差有十二字左右；與之相對應，Ch.938背面《史記》殘片位於右下角，大谷文書殘片在左上角，也是前者的首行和後者的末行在同一行上，中間上下約差七字左右。從字體來看，應當是唐朝前期抄本。本卷非精抄本，個別文字且有缺漏，讀者對比本文所附圖版即知，在此不一一列舉。

圖3

正面《漢書》抄本小字嚴謹，且有界欄，應當是抄寫在前；背面《史記》字體較爲連貫，且無界欄，抄寫時間在後。這樣的抄寫順序與所抄文獻的產生年代先後不一致，這或許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但也可能與漢魏以來人們普遍重《漢書》而輕《史記》的傳統有關。從魏晉到隋唐，《漢書》確實比《史記》更受讀書人的重視，因爲《漢書》更符合儒家思想，易於爲漢魏兩晉南北朝的學者接受。正如《隋書·經籍志》所云：“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棱，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併爲名家。《史記》傳者甚微。”其時對《史》、《漢》的重視程度有相當大的不同【2】 。入唐以後，《史記》開始受到重視，註疏者漸多，且產生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這樣優秀的著作，但仍然以《漢書》的研究最盛【3】 。這種對《史記》、《漢書》重視程度的不同，大概更可能是這個寫本先抄《漢書》而後抄《史記》的原因。

德藏卷原編號爲T II T 1132，指德國第二次吐魯番探險隊在吐魯番吐峪溝所得。據《西域考古圖譜》，大谷隊所得殘片出土地標爲“庫木吐喇”，即庫木土拉（Kumtura）石窟，在古代龜茲國範圍（今庫車西北）。兩說不同，必有一誤。不過，不論這兩個殘片出土於庫車還是吐魯番，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吐魯番盆地自502年以來一直是麴氏高昌王國的地域，640年（貞觀十四年），唐太宗派兵攻佔其地，設西州，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與內地州縣無異，直到大約803年爲回鶻所據【4】 。這個《漢書》、《史記》的抄本如果出自吐魯番，則應當在這個範圍，或許爲一個西州地區的文人所有。

庫木土拉所在的龜茲王國，唐朝初年隸屬於西突厥汗國，658（顯慶三年）隨着唐朝消滅西突厥汗國，龜茲國的宗主權也轉移到唐朝手中。唐朝一方面保留龜茲王統的繼續存在，另一方面設唐朝安西四鎮之一的安西於此，並把安西都護府從西州交河城移至龜茲國都，使這裏成爲唐朝統治西域的核心。雖然其間有吐蕃、西突厥後裔、突騎施等短期佔有其地，但790年以前，這裏基本上在唐朝的勢力範圍內【5】 ，其中住有不少從中原去的官兵、僧侶、商人和百姓。開元十五年（727），經此地東歸的新羅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就記載：“龜茲國，即是安西大都護府，漢國兵馬大都集處。……且於安西，有兩所漢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雲寺主秀行，善能講說，先是京中七寶臺寺僧。大雲寺都維那，名義超，善解律藏，舊是京中莊嚴寺僧也。大雲寺上座，名明惲，大有行業，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樂崇功德。”【6】 伯希和（P. Pelliot）在庫車西都勒都爾·阿護爾（Douldour-aqour）遺址發現的漢文文書中，記載了中原漢族行客在龜茲的活動【7】 。而這件寫本的可能出土地之一庫木土拉石窟，就在都勒都爾·阿護爾遺址不遠處，而且是一座深受唐朝中原文化影響的佛教寺院【8】 。因此，抄寫《漢書》和《史記》的寫本在這裏出土也是正常的，它是大約658-790年間唐朝統治其地的文獻印證。

《舊唐書》卷一〇四《哥舒翰傳》記載：“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護， 世居安西。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疏財重氣，士多歸之。翰母尉遲氏，于闐之族也。”哥舒翰少讀《漢書》的地點，我曾推測在於闐，因爲其父娶于闐王女，又任安西副都護，駐紮地應在於闐，所謂“世居安西”的“安西”，是廣義的安西四鎮的範圍，不是狹義的龜茲【9】 。這條材料證明，安西地區的胡人也讀《漢書》，我們討論的這個寫本，正好可以作爲一個註腳。

我們過去在敦煌、吐魯番發現的寫本中，曾經分別見到過一些《史記》和《漢書》的抄本，如《史記》的敦煌本有P.2627、Дx.2663、Дx.2670、Дx.2724、Дx.5341、Дx.5784（其中俄藏文書的出土地點未必全是敦煌），《漢書》的敦煌本有P.2485、P.2513、P.2973、P.3557、P.3669、P.5009、S.20、S.2053、S.10591、Дx.3131，又有1980年伯孜克里克石窟發現的吐魯番本《漢書·西域傳》殘片（80TBI：001[a]），但所有這些寫本都是單獨抄寫《史記》或《漢書》，目前只見到德藏這件Ch.938號寫本是把《史》、《漢》抄在同一寫捲上的。

P.2627《史記》殘卷（局部）

P.2485《漢書》殘卷（局部）

古人讀書，經常是《史記》與《漢書》並重的，這在史籍中有許多記載。如《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典論·自敘》雲：“餘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又《三國志·蜀書·張裔傳》記其：“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又《隋書·儒林·包愷傳》記其：“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又《舊唐書·孝友·陸南金傳》記陸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傳》、兼通《史記》、《漢書》。”不乏其例。有的人抄書，也是把《史記》與《漢書》一起抄寫，如《梁書·文學傳》記：“袁峻自孝高，天監六年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二十卷。”但這些材料都不能說明所讀或所抄《史》、《漢》是同一個寫卷，只有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殘卷，爲我們提供了古人合抄《史》、《漢》於一卷的例證，這從文獻學角度來看，是極爲有趣的現象，值得玩味。

【1】筆者曾在《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一文中做過簡單的介紹，見饒宗頤編《華學》第3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312、315頁。德藏寫本殘篇現由西脅常記（Tsuneki Nishiwaki）著錄於所編德藏文獻目錄中，見Chines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Teil 3. 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1, pp. 58-59，並附圖版（Tafel 6），唯未提與大谷文書的關聯，有所失檢。

【2】參看楊海崢《漢唐〈史記〉研究論稿》，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1－123頁。

【3】參看雷聞《唐代的“三史”與三史科》，《史學史研究》2001年第1期，35-38頁；楊海崢上引書，123-240頁。

【4】關於唐朝時期的吐魯番史，參看拙文《吐魯番的歷史與文化》，胡戟等編《吐魯番》，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54-68頁；有關西州終止年代的最新考察，見拙文《摩尼教在高昌的初傳》，拙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380-385頁。

【5】有關唐代龜茲史，參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劉錫淦、陳良偉《龜茲古國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2年）兩種著作的相關部分。

【6】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年，25-26頁。

【7】姜伯勤《敦煌新疆文書所見記的唐代“行客”》，《出土文獻研究續集》，1989年，291－300頁；有關文書均已收入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de la Bibliothèque nat io nale de france, par éric Trombert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Paris :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 de France, 2000。

【8】馬世長《庫木吐喇的漢風石窟》，《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218-249頁。

【9】拙文《關於唐宋時期中原文化對於闐影響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1卷，1993年，416頁。

原題《史記》與《漢書》——吐魯番出土文獻札記之一，刊《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