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克明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中华大地迎来民主自由曙光。然而这曙光如同昙花一现，革命志士鲜血尚未晾干，野心家袁世凯便篡夺革命成果，爱新觉罗王朝被“袁姓洪宪王朝”所替代。

袁世凯费尽心思当上皇帝，但他只在“洪宪”皇帝宝座上坐了 83天，就在全国人民的责骂声讨中滚下了“宝座”，最后在众叛亲离和羞辱中离开了人世。

此时的中国该向何处去？一时间成为全国人民的敏感话题。

留法勤工俭学会

全国有志之士都在为中国未来寻求最佳方案的时候，以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中国的积垢在于清王朝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要救中国只有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走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正在这时，法国的工业革命，使纺织、印染、化工、机械制造等工业项目兴旺发达，大批工厂应运而生，法国因而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强国。

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研究如何从法国工业革命中寻找救中国的答案。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力赞此事。俭学会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送 80多人赴法俭学，1914年受袁世凯政府的阻止，被迫停办。以后李石曾等在巴黎华工中试验工余求学。经过多次与法国政府协商，1915年终于达成协议。“留法俭学会”更名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协议商定由中法两国共同出资，在里昂筹建中法大学，作为留法学生就读基地。法国政府同意以巴黎和里昂两地为中国勤工俭学定点城市，为中国学生勤工俭学提供方便。协议生效后，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巴黎设立办事处，办理有关留学生事宜。

旅欧共产小组

供图：成都市档案馆

1916年 3月，巴黎华工学校成立，蔡元培等人亲自讲授课程。

四川省勤工俭学分会成立于 1918年 4月，地点在成都爵版街志诚政法学校，并设立留法预备学校，吴玉章任校长，学制半年，结业后由勤工俭学会组织去法国勤工俭学。

灌县四学子

在科学救国理念的洗礼下，1919年勤工俭学会共资助派遣川籍学生62人，著名的共产党员邓小平、陈毅、赵世炎、刘伯坚、冉均、刘子华等也在其中。

这些学生先后在预备学校培训学习，结业后于 1919年 6月和 10月分乘两船，从上海去法国。这两条船上有灌县籍的任俊、罗兰、乐辑熙和胡琰四学子。

到了法国，勤工俭学办事处接待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并尽可能做好安排，但读书和就业还需要等待安排。因为，即使是当时的法国，也有不少周期性失业工人，资本家开设工厂要首先解决本国人就业，只有那些肮脏劳累的、法国人不愿干的职业才会雇佣外来的廉价劳动力。办事处是民间资助办起来的，经费有限，只能为初来的留学生提供帐篷住宿和必需的生活补助，一旦有了工作，就需要自找住处，自谋生活。留学生所干工作工资很低，大多数学生只能住在类似中国“鸡毛店”的小店里。法国的冬天特别冷，夏天又特别热，对于来自天府之国的学生，无疑是极大考验。刘子华先生曾用“冬如冰刀，夏如火剑”来形容所处的环境，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鸡毛店”也有暖气设备，但使用它要另外付费，留学生没有钱，只能干熬。留学生生活很苦，一般只能吃大饼、油条，穿着更是困难，旧了、破了自己缝缝补补，有时也捡别人丢弃的衣服。巴黎人讥笑留学生是“东方流浪汉”。留学生们就这样艰难完成学业，走出人生第一步。

灌县四学子和他们的悲惨人生

灌县籍的任俊、罗兰，乐辑熙和胡琰，都毕业于北街高等小学校，毕业后参加省上的留法预备学校考试，并顺利通过，出国时年方二十，称得上是一时才俊。他们在法国工读多则六年，少则两年，归国后却壮志难酬，除胡琰无法了解行踪外，大都英年早逝。

任俊

任俊，字宗海，聚源乡人。是宦门子弟，其父任金浩，是前清武官，光绪末年调任福建省兴化府都司，在赴任途中染病不治而死，遗下孤儿寡母靠遗留积蓄度日。任俊天资聪明，在北街高等小学校毕业后，于 1918年 6月就读于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 9月被批准去法国，10月 10日到达巴黎，在勤工俭学办事

任俊护照，1926年3月3日

供图：都江堰市档案馆

处安排下，住在临时搭建的布棚内等待分配。任俊还算幸运的，不到一个月，就被分配到法国东部城市里昂中法大学化学系就读，在那里工读六年。

1926年任俊学成归国。那时苦难的中国遍地烽烟，哀鸿遍野，执政当局走马灯式更换，都忙着捞钱捞权，没有人关心中国的未来，更没有人关心游子的愿望。

任俊报国无门，但仍然是满腔热情，希望用自己所学知识报效国家，回报乡里。他变卖田产，多方集资，在灌县白沙乡石厂湾办起灌县第一座水泥厂，没有设备就自己制造，居然生产出货真价实的水泥。可是，洋水泥难敌土石灰，最先进的建材无人赏识，工厂经营困难。后来，任俊又在聚源乡办起了化工厂，生产硫酸和盐酸，产品销路同样困难，化工厂遭到了与水泥厂一样的命运。

任俊科学救国的梦破灭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远渡重洋，寻求生存之路。在留法同学的帮助下，他去了新加坡，在爱国华侨陈嘉庚的集美橡胶厂找到了他学以致用的工作，从事橡胶的研发和生产。

1929年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此时任俊的留法同学孙卓章，向四川省政府举荐任俊担任四川省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教务长，获得批准。任俊受聘归国，担任新职。

正当任俊大展才华，力图实现教育救国理念之际。1932年，军阀刘文辉与田颂尧之间爆发省门大战。正所谓“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战争殃及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校不但损失严重，更引起内部各派势力争斗，学校无法正常行课，任俊愤而辞职。回乡后，任俊应乡人之请先后担任灌县初级中学校长、聚源乡乡长等职。1947年 8月任俊辞世，终年 48岁。

罗兰

罗兰，字克舟，志诚乡永丰村（今永丰街道办）人，家道小康。罗兰天资聪颖，好读书，与人交流推心置腹，与任俊，乐辑熙为同窗好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成立，他同任俊一起进入留法预备学校，以优异成绩结业，获得留法勤工俭学资格。1919年6月2日，他告别家人，从成都出发到达上海，乘船去巴黎。在巴黎作短暂的休整与准备，在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安排下，去法国的里昂，顺利进入中法大学。

罗兰性格内向，除读书之外，厌闻其他。其时在法国各种思潮泛起：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等风起云涌，争辩不休。苏联十月革命带来无产阶级革命思潮，布尔什维克在留法学生中引起极大的反响。罗兰只是认真读书、潜心学习先进科学，希望以自己所学回报国家。

1921年，中法大学学生分裂为两大阵营，代表国民党利益的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同里昂市长赫里欧相勾结，勒令一些布尔什维克革命学生退学，遣送回国。这一举措，引起罗兰极大反感，他以公开退学表示抗议，随即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佛寺学佛，以求解脱。后来又去印度一家寺院，潜心研究佛理。1924年 7月辗转回到家乡，变卖家产，修葺般若寺，随即剃度出家为僧。1926年冬，身心疲惫的罗兰，郁郁而殁。27岁英才，生不逢时，死于寺庙。

乐辑熙

另一位去法的留学生乐辑熙，中兴镇人，家道小康。1920年留法，在巴黎一所染织学校学染织。

巴黎在当时是世界染织中心，很有名气。乐辑熙在那里工读近八年，可说是学有所成。1928年学成归国，以满腔热情在成都办起一家染织厂，初期事业兴旺，如日中天，为同行所推崇。不幸，由于军阀混战，染织厂损失惨重，后又为人所欺，血本无归。1930年，饱受煎熬的乐辑熙抱病含恨而殁，终年 30岁。

胡琰

据华法教育会资料统计，1919年去法勤工俭学留学的川籍生为62人，但实际从上海乘船去法的只有 61人，少 1人。几十年后，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学者张至举从事勤工俭学研究项目多年，力尽所能倾力查找。但由于事隔多年，资料残缺，当事人大都失散，多年来，多方查找，杳无结果。20世纪 80年代中期，至举君嘱我代为寻觅，以完盛举。后来，我在拜访教育界资深学者、原灌县北街小学老师帅净民老先生时谈起此事。帅先生是个热心的忠厚长者，他从尘封已久的记忆中找到答案，帅先生说：“缺少的这名就是胡琰，也是北街高等小学堂毕业生，是我的学生。”

胡琰，字公琬，祖籍浙江，父胡××，光绪年间来灌县政府任职，辛亥革命后离开任所，1914年去世。胡琰天性聪明，善与人交往，成绩优秀。父死后家境贫寒，同学师友资助他完成学业。胡琰与任俊、罗兰是同窗好友，意气相投，他去法费用也是他们资助的。

胡琰是1919年从成都出发，10月10日到达上海，在等待登船时失踪，此后再无任何消息。关于胡琰在上海失踪之事，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他在上海无意中遇上在黄郛手下做官的殷汝耕，殷汝耕与胡琰家有亲戚关系，见胡琰一表人才，谈吐不俗，就收留了他在上海安排就业，中断了出国求学之路。据说，胡琰后来还做了不小的官，不过无从稽考，只好姑妄言之。

灌县是中国内陆边沿地方，四学子在那个年代能够走出四川，也算得上是凤毛麟角。能远涉重洋，在欧洲法国留学，实在是破天荒大事。可是，不幸的是他们空有大志，却生不逢时，英年早逝。壮志难酬，时也！命也！

深沉的历史责问，是题，也是问。

本文摘自《开放的都江堰》一书。

该书由四川省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是都江堰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文献丛书之一，由都江堰市档案馆编辑，主编王克明。该书见证了千年来都江堰与世界的沧海桑田，从716年（唐开元四年）第一位到都江堰的印度高僧阿世多尊者，今天的奥运冠军到到我们的三项世界遗产。该书记录了都江堰的每一次成长，见证了都江堰走向世界的每一步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