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姜壽田評曰:“他創造性地以碑入草,融章草、今草於一爐,從而將碑學推向碑草書這一碑學最高發展階段——在很大程度上,它標誌着碑學在書法實踐領域最高審美理想的實現。康有爲碑學思想,雖以書法立論,卻是他整體文化哲學觀念、政治理念乃至人生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康有爲行書五言聯

■黎向羣(廣東文藝職業學院書法史副研究員)

康有爲碑學思想,雖以書法立論,卻是他整體文化哲學觀念、政治理念乃至人生價值觀的集中體現。他的書法,儘管不如書法理論影響那麼大,甚至在當時或後來都有人對“康體”諸多批評,但他依然身體力行,踐行他的書學主張。在博覽羣碑和借鑑前人吳榮光、李文田、鄧承修、潘存以及同時的沈曾植、李瑞清、鄭孝胥、曾熙等人,以方筆爲主的碑刻書法實踐後,他採用“圓筆”作碑體,從而有別於同時代以“方筆”爲主的碑派諸家,這是康氏書法創作成功之處,也是“康體”的主要特徵。

陳永正評曰:“絕世聰明的康有爲,他一力提倡碑學,而在創作上卻運帖入碑,一般人未能領會他的真功夫,只以爲他光是碑派大師而已。”“康氏書法,雖是一代大家,但亦微有不足之處,就是風格較爲單調,初覽數篇,每爲之驚喜,多讀則覺其面貌太似,甚至有雷同之感。”陳永正對“康體”書法的評價,是較爲客觀的。

康有爲在碑學理論上的貢獻,我們是無可厚非的。對帖學的批判及碑學思想的價值重建,推動了近代書法的變革,開闢了書學歷史的新紀元。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因爲一種書體的發展,並不是某一個體的功勞,而是同時代書法羣體的作用。因此,康有爲與同時的沈曾植、李瑞清、鄭孝胥、曾熙等人共同將碑派書法推向高峯。

康有爲將中國的碑學推向“頂峯”的觀點值得商榷。從藝術發展規律上來看,中國書學經歷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一直處於發展狀態,出現了一個個的高峯。帖學發展到清代日漸式微,對碑學的審美意識越來越強烈。阮元的南帖北碑的劃分,確立了碑學獨立的地位,與帖學並駕齊驅。繼阮元之後,包世臣則對北碑的筆法、風格範疇進行了新的闡釋,豐富了碑學的內涵。從阮元當時來說,創立碑學以拯救帖之弊,確爲時勢之需,並非是故意標新立異,危言聳聽。這個理論經過包世臣鼓吹,包氏是鄧石如弟子,在書法藝術實踐方面,以蘇軾、黃庭堅、孫過庭的帖學爲基調,涉獵北朝碑刻,也確有成就,創立新的面貌。

康有爲則以政治家和文人的雙重身份,以變法改革的哲學寓於碑學理論中。他早年學書,走的亦是舊學的道路,至光緒八年進京參加順天鄉試,方斷然改變方法,加入新派,購閱大量介紹西方各國的書籍,思想發生了劇變。他自述書雖一藝,“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旗幟鮮明地尊碑抑帖。姜壽田認爲:“康有爲碑學以極端的方式摧毀了帖學的古典統治,在他手裏古典書學已趨於終結。但在這同時,碑學所可能孕育誕生出的近代藝術精神並未成熟”,“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說,碑學尚是一個未完成的課題”。他總結阮包碑學理論和實踐,將碑派書法推向高峯,但自己的書法仍是帖派,理論與實踐的不一致性。

繼趙之謙、沈曾植、康有爲之後,于右任是近現代書法史上的碑學巨擘。於氏築基於《石門銘》《龍門二十品》,他的碑學旨趣較接近康有爲,以碑入草,圓筆取勢,體勢開張,有摩崖氣息,作品顯得簡澹、蕭散、自如,但更爲氣勢自雄。康有爲嘗有“千年以來,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況兼漢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謬欲兼之” 的審美理想和宏願,他只是局部意義上實現了,這個理想最終在於右任那裏實現了。于右任的碑草書在碑帖融合的實踐探索上取得的成績,將碑學向前推向又一高峯。

姜壽田評曰:“他創造性地以碑入草,融章草、今草於一爐,從而將碑學推向碑草書這一碑學最高發展階段——在很大程度上,它標誌着碑學在書法實踐領域最高審美理想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