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也有許多人質疑，垃圾分類的人力成本太高了，爲何不每個小區配備專人分類，省去居民的麻煩。我爲什麼要回國做垃圾分類。

周春是一個地道的上海人，2016年6月她從哈佛大學研究生畢業後，放棄了高薪的工作機會，回國專心做起了垃圾分類的社區工作。

一年時間，她跑遍88個小區，手把手教居民垃圾分類。遇到不理解的居民，她這樣勸說：“垃圾分類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小區乾淨了，房價就會漲。”

這件事情迫在眉睫，以現在15天堆起一個金茂大廈（高420.5米）的垃圾堆積速度，明年的上海就要裝不下這些垃圾了。

自述 ：周春；本文來源：公衆號“一條”（ID: yitiaotv）。如果喜歡藍橡樹的文章，請記得要把我們“設爲星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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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中國的垃圾分類進入“強制時代”。

“你垃圾分類了嗎？”“你是什麼垃圾？”最近成爲了每一個上海人的常用語。

不止是上海，有46個城市都被下了硬指標。深圳、廈門、寧波、杭州、蘇州等許多城市，都已經花了很大功夫做垃圾分類。

而周春和夥伴們推行“垃圾分類”的工作，早在這之前就開始了...

我爲什麼要回國做垃圾分類

2016年6月，我從哈佛大學研究生畢業，決心要回到國內，爲中國的環境保護做些事情。

春天的波士頓碼頭波光粼粼，我站在岸邊凝視着查爾斯河，腦海中縈繞着無數同學問我的問題：爲什麼不留在美國？大家都去聯合國、世界銀行，爲什麼你不選擇留下來，站上更高的舞臺？

這不是我第一次踏入迷局了，我究竟爲什麼要回國來做垃圾分類？憑我一己之力，又能做些什麼？

在我和同事的努力下，做垃圾分類不到一年時間，上海的88個小區的很多叔叔阿姨已能自主進行垃圾分類，有的小區甚至做到了接近100%提前分類。

這個過程不容易，我被居委、物業、業委一次次拒絕過，也眼睜睜看着居民把垃圾往志願者臉上扔卻無力阻止，但我知道垃圾分類這件事，在中國是必須要做的了。

日本嚴格的分類垃圾桶

中國的垃圾分類，早就與其他國家拉開了差距

關於垃圾分類，日本剛開始推行時，比我們衝突得更爲激烈。因爲他們是島國，沒有地方填垃圾，大家都開始了一個叫“東京垃圾戰爭”的事件，互相吵說你的垃圾不能放在我這兒。

現在的日本，應該是全世界對於垃圾要求最嚴格的國家。他們的垃圾分類可以細分到十幾項，每條街道收集垃圾的日子都有可能不一樣。比如有的街道每週二、週五扔可燃垃圾，週三扔再生利用資源垃圾，每個月的第一個和第三個週六扔金屬、玻璃器皿。

街邊也會貼滿警告：在日本，根據《廢棄物處理和清掃法律》，違法者會被處以五年以下的監禁或者一千萬日元（約63萬人民幣）以下的罰款。

而在韓國，可回收的物品在包裝上會有明顯的標識，寫明這是“紙、玻璃、鐵罐”中的哪一類，方便居民投放。

歐美國家的環保運動是在1970年左右開始的，美國作家蕾切爾·卡遜寫的《寂靜的春天》，講的就是因過度使用化學藥品和肥料而導致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最終給人類帶來不堪重負的災難，它揭開了國外環保主義的序幕。

所以我們與日本韓國等國家在垃圾分類這塊的差距大概是20年，在環境保護上與歐美國家相差40年左右。

但是中國的垃圾成分跟美國甚至跟日本都很不一樣。美國和日本的廚餘垃圾佔所有垃圾的重量是少於20%的，特別是美國，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廚餘粉碎機，它直接就衝到下水道去了，日本的話是直接焚燒掉的。

但中國的廚餘垃圾，比重高達60%。這跟飲食習慣有關，日本大多賣的是淨菜，買回來是不用摘的，所以從源頭開始就已經做了減量。

也就是說，所以我們的壓力相對更大。

現在上海的垃圾生產量有多大呢？大概15天能填出一座金貿大廈。但如果從源頭分類，理論上只有10%的垃圾需要填埋或焚燒。上海每天有2萬噸生活垃圾，如果真能減到每天2千噸，我們就再也不用建新的填埋焚燒廠了。

周春在哈佛課堂上（第一排右一）

爲了回國做環保，我去讀了哈佛

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小時候我們家在上海的農村，就離老港填埋場不遠。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我家旁邊的灘塗和斜坡都被其他地方偷倒過來的生活垃圾給填平了。

我從復旦大學畢業後做了5年公務員，一次偶然機會到了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島，那是我第一次出國，受到的衝擊特別大——原來樹葉不應該是灰色的，原來天空應該是藍色的。

所以回來之後，我直接就遞了辭職信，在一個環保組織做志願者，去到海拔4600米的青藏高原無人區，守護一種叫斑頭雁的動物。

周春在無人區荒野喫晚飯（左二）

直到2013年，我先生申請到哈佛醫學院讀博士後，我也就跟着去了美國。

我最初純粹是去陪讀的，便開始做志願者，給無家可歸的婦女施捨粥、去有機農場拔草、陪老太太聊天等，但我最想做的還是去環保類的公益組織。

後來，終於有一個環保組織要我，做海平面上升項目。這個組織還有一個持續了40年的環保項目，就是在波士頓碼頭撈海面上的垃圾。

現在看上去波光粼粼的查爾斯河，40年前是非常醜的，一英里之外都是臭的，沿途都是設好的標誌，告誡你水裏面的魚不能喫。

這給我的觸動很大。後來我還是想回國，在回來之前，我想去系統學習一下環保的公益組織是怎麼運作的。

周春參加2016阿聯酋新能源峯會（左二）

所以，我申請了哈佛大學，我在申請書裏寫得很清楚，我說我想回我的故鄉，我想回上海，我想創一個環境保護組織幫助家鄉的人。運氣比較好，不僅申請成功，還拿到了全額獎學金，而且我當時已經懷孕八個多月。

中國垃圾分類有多難

畢業後我回到了國內，去年六月份，我接下了第一個垃圾分類的項目。

我發現所有的環境污染問題中，垃圾分類是現階段的剛需。因爲這是一個最直觀的東西，農藥污染、空氣污染、水土污染都看不太出來，但垃圾就在那裏，看得到摸得着。

我們第一次去跟居委討論垃圾分類方案時，大家心裏直打鼓：這是個建於50年代的老舊小區，高空拋物，甚至隨地大小便的人都還有，垃圾分類這事，真的能做成嗎？這也是國內垃圾分類普遍遇到的問題。

志願者開始執勤時，正是上海最陰冷潮溼的11月，天天下雨，志願者們歲數都大了，這雨下得我心裏顫悠悠的。但他們的執着不僅感動了我們，也感動了小區的居民。

志願者值勤一個月後，1367戶的小區，執勤時間段70%的居民都拎着乾溼兩個垃圾袋來倒垃圾，並主動除袋。可回收垃圾每個月都能回收6噸以上。小區每天送去填埋焚燒的垃圾從原來的45桶，降到了28桶。

• 居民意見大

到目前爲止，我已經做了88個小區，困難度也一個比一個高。

尤其是有一種小區，在每個樓層裏設有垃圾桶，如果要定時定點，就必定要撤掉樓層桶，因此反對的聲音特別大。

最有意思的反饋是，居民拒絕垃圾分類是因爲不想多買垃圾桶，他對我說：“你給我買垃圾桶我就分！”

還有比如說體量特別大接近2000戶的小區，如果物業和業委都不配合，簡直難上加難。

• 三無小區多

還有那種三無小區——無物業，無保潔，無門衛，居民們能把垃圾扔到垃圾桶裏就不錯了。另外一些拆遷小區前一陣打電話跟我說：“裝了垃圾桶，小區變好看了，到時候不拆遷了你負責啊？”

• 後端跟不上

垃圾分類其實鏈條很長：

1、政府和公益組織的宣傳和倡導；

2、垃圾的收運和流通；

3、處置，填埋或者焚燒。

這三段裏面只要有一段沒做好，它整個鏈條就是斷的。

所以經常有居民質疑：我分了之後，保潔員還不是倒到一起，一輛車一鍋端走，那有什麼用？

其實我們現在各個階段都在加大力度了，自2月份開始，上海全市配置及塗裝溼垃圾車982輛、幹垃圾車3135輛、有害垃圾車49輛以及可回收物回收車32輛。

需要讓大家知道，後面的人也在努力。

• 人力成本高

也有許多人質疑，垃圾分類的人力成本太高了，爲何不每個小區配備專人分類，省去居民的麻煩。

其實，如果把目光放長遠，只要居民養成習慣，後面就沒有成本了。且如果不從源頭分，很多原本可以回收的紙張等會被溼垃圾污染，再也不能回收。

選擇長痛還是短痛？我覺得還是短痛比較好。

周春與團隊

垃圾分類了，需要全民努力

我面試員工的時候會直接問：你能不能捱罵，如果你臉皮薄挨不了罵就不用來了。

因爲之前招的一個女生，入職後第二天就受不了了，她說：“爲什麼人與人之間是這樣子的，我想象中的公益組織社工，應該是以心感動心，爲什麼我勸說他們分類，他們都不理我，還惡狠狠的。”

很多居民不會聽你講環保，也不管爲了什麼子孫後代。但如果你跟他說，垃圾分類了，小區乾淨了，房價就會漲，他就同意了。

所以，我們在慢慢經歷摸索後，開始對志願者團隊進行細緻的培訓，比如，我們會跟他們說明確定好自己的定位——你是居民的榜樣。相應的話術是：“今天我幫你拆了，幫你分了，明天你來自己分好不好？

現在政府大力推進垃圾分類，很明顯對我們的工作幫助很大。雖說很多人不支持處罰的制度，但獎勵制度我們也早就做過了，比如“綠色賬戶”推了十幾年，就是你分得好，就獎勵一隻牙膏，等等這類的方法都嘗試過。

這是一個需要全民努力的事情，它要改變的是人的習慣和惰性。雖然道阻且長，但這一年多來的成效也讓我充滿信心，每一個國家推進垃圾分類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們難道就做不到嗎？

意猶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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