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政協報》，作者：張閭蘅。

核心提示：大伯一進門，在心裏就生出瞭如同“回家”見到親人的感覺，他們聊得很開心，聊往事、聊信仰、聊抗戰，我大伯最想聽的是，呂老在抗戰中如何打日本人的故事。在離去之前，大伯表示：如果今後政府在兩岸統一上需要我做些工作，我一定在所不辭。

呂正操和張學良

大伯張學良的一生充滿了傳奇，大起大落，但他人生最大的轉折是在1936年。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在中華民族處在最危險的時刻，作爲一名中國軍人，他不願意再打“內戰”了。在蔣介石來西安督促其“剿共”之際，爲了一致對外、團結抗戰，大伯幾次勸說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但蔣介石不爲所動。於是大伯與楊虎城將軍聯手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及其隨行的軍政要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共同抗日的第二次合作，使國家由內戰到團結抗日、一致對外。這個轉變爲最終爲戰勝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礎。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也徹底改變了大伯的人生軌跡。

在大伯送蔣介石回到南京後，他即被剝奪自由，遭到長期的關押和軟禁。

大伯是1946年被羈押轉移到臺灣新竹的。最初在臺灣，他們依舊是過着與世隔絕的“管束”生活，關於這一段時間的經過知情者甚少。有文字記載的是大伯的日記，他的日記真實地再現了那段幾乎被世人忘卻的歷史。

直到1960年，大伯從高雄搬遷到臺北，才與臺灣的親友建立了聯繫，與海外的子女有了更多的來往。也是由此開始，我們一家人與大伯一家，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來往。從彼此相望到往來密切；從彼此關愛到晚年相伴；我們這些晚輩與親屬在與大伯的交往中，從他的講述中，知曉我們家族及我大伯的經歷。在臺北，我們家成爲我大伯每天“進城”的必到之處，我們姐妹成爲我大伯可以“無話不說”的最好“聊客”，正是受我大伯“潛移默化”的影響，使我們對大伯的“叛逆”行爲有了新的詮釋，對國家、民族的含義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也促使我在上世紀80年代初返回祖國大陸。記得我每次回到臺灣，都會帶給他許多新的消息，如家鄉的變化、親友的情況，故鄉的問候等等。儘管我大伯的聽力日衰，但他聽到祖國家鄉的人與事，那種舒暢歡笑表情，深深印刻在我的腦海裏。爲我大伯與祖國大陸的聯繫“牽橋搭線”，對於我來說，真是一件很快慰的事情。

大伯知曉我經常往返於內地，讓他又多了一份牽掛。畢竟他離開大陸有半個多世紀了，他內心的“牽掛”，是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現在我作爲他可以“信賴”的信使，通過我的講述，使他更爲直觀和細緻地瞭解海峽“那邊”的情況，同時我在去內地時也轉達了他對諸多老友的問候與惦念。這也是大伯與我之間彼此默契、心領神會的“祕密”。在大伯身邊的時候，只要大伯交代的人與事，我都盡全力去做、去尋找。記得在我返回大陸初期，大伯向我提起，他很想知道兩位老部下的近況，叫我設法見見，這兩個人一位是呂正操將軍，一位是萬毅將軍；但不知道他們現在是否還活着？我去內地以後，這兩位老人家我先後都設法見到了，我向這兩位老將軍轉達了大伯對他們的惦念與問候。兩位老人都已經經歷無數風風雨雨，但他們堅定的信仰，對國家民族的深厚情感，至今仍讓我感動，難以忘懷！尤其是呂老，後來我們相處的機會非常多，是呂老帶着我認識了各界朋友；是呂老教會我爲國家的發展，爲兩岸的交流去做點事。

記得第一次見到呂老，是全國政協機關的楊拯民副祕書長帶我去的。當我第一眼見到呂老時，就覺得非常親切，他幽默風趣、爲人爽朗。從言談舉止中，我能看到他與我大伯在性格方面的相似之處。呂老的教誨、關愛、呵護在後來的交往中時時感動着我。當時由我爲他們相互間傳遞信息，有一次見面時，我問呂老，“你的手受過傷嗎？”呂老不解，我說：“我大伯提起你，說原先想送你去空軍學飛行，因爲你手受過傷，後來改送你去當陸軍。”呂老很感慨地說：“老長官還記得我手受過傷呀。”透過他的眼神，分明讓我感覺到我有一種責任，當時我立誓要促成二老見面，好好彌補失去的時光，然而從有了這個想法之後，一等就是十年。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大伯一家可以赴美探親，與兒女團聚。

1991年3月，我大伯再度赴美，我趕到北京向呂老建議，希望呂老亦能赴美與我大伯見面。當知道呂老開始做赴美之行的準備，我立刻飛往美國，將此信息轉給大伯。大伯非常高興，且急不可待地一再詢問呂老一行何時可以抵美。

我在美國終於迎來了呂老一行，呂老一見到我就說，希望要在5月29日與我大伯見面。當時我還無法理解，直到他們見面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5月29日上午，我們全家包括父母、妹妹陪同呂老一行抵達大伯下榻的寓所，所有人在車裏等，我先上樓通報。到樓上以後，見到大伯已衣冠整齊地在等待，一見到我，就迫不及待地問我，“其他人呢？”我說“都在樓下”，他揮揮手說“快請上來呀”。等我帶着呂老一行再上樓時，大伯已經站在電梯口迎接客人了。兩老見面雙方心裏激動，手牽手長握不放。呂老稱伯父爲校長，因爲那個時候，伯父曾經任過東北大學校長。他說：“校長，今天是我和你分離54年5個月零4天，我真是高興能再次見到您。”在那一刻，我對自己說，我沒白忙，總算完成了一件我立誓要爲我大伯做的事情。在寒暄敘舊中，不知不覺已近午餐時間，大伯提議請大家在附近用餐，在餐廳門口，兩位老人手拉手互相攙扶着合影留念，我這才發現，兩人的身高差不多，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對“東北老鄉”在美國重逢。

初次見面後，在5月30日下午，我們安排大伯和呂正操將軍在我妹夫的辦公室正式會面，我們拍了他們相互贈送禮物、信件的照片後就退出房間，專門留出一段時間讓他們無拘無束地交談，整個會面大約三個小時。幾天後，大伯主動說希望到呂老在紐約的駐地去回拜。6月4日下午，我帶着大伯開車到呂老的駐地——中國駐美大使館，使館是一個國家的象徵。大伯一進門，在心裏就生出瞭如同“回家”見到親人的感覺，他們聊得很開心，聊往事、聊信仰、聊抗戰，我大伯最想聽的是，呂老在抗戰中如何打日本人的故事。在離去之前，大伯表示：如果今後政府在兩岸統一上需要我做些工作，我一定在所不辭。他們分手時依然依依不捨，當時，我長久地觀察着大伯的神情，只有我知道大伯內心深處的渴望——回家。

大伯後來決定離開臺灣到美國定居，委託我妹妹變賣了在臺灣的家產，表面上看是“投靠親友安度晚年”，但我知道他是希望過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在美國可以擺脫各種政治的羈絆，可以自主、自由自在會見各地的來訪者，過去要“請示報告”，而在美國則可以自己做決定了。但這樣自由的日子來得太晚了。大伯、大媽的晚年在夏威夷定居，與我們一家爲鄰，我知道大伯一直沒有放棄“回家看看”的念頭，看着他們一天天衰老，這個願望變得越來越渺茫，我曾經努力過，希望有這樣的“奇蹟”出現，當這個願望再也無法實現時，大伯的遺憾真的成爲了我永遠的遺憾！

大伯在世時曾經多次對我說過，“如果祖國統一需要我盡力的話，我是在所不辭的。”1991年赴美探親返回臺灣後，在接受大陸記者採訪時，他是這麼表達的：我願意中國統一，年輕時到現在，我個人過去的事都在那擺着，凡是爲國爲人民的事，我都會願意幫忙。這就是我大伯，他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但它是一個在關鍵時刻，可以爲國家、民族犧牲自我的人。

雖然他晚年沒能再回到祖國，但他的愛國之心卻時時激勵着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把國家與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去儘自己的一份責任。海內外的中華兒女團結起來，共同爲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奮鬥，我們所期盼的國家統一、民族的強盛，就一定能夠實現！這既是先輩對我們的期盼，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光榮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