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漢堡塔利亞劇院的《奧德賽》從奧德修斯的葬禮開始，他的兩個互不相識的兒子因此較量起來。這部令人費解的戲劇實際上影射了敘利亞戰爭背景下的難民潮。 （歌德學院（中國）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7月4日《南方週末》）

劇評人瑪格雷特·阿馮策勒第一次來到中國，受邀觀看了崑曲《尋親記》。她聽不懂中文，只能由中國朋友翻譯梗概。說起劇情，她難掩興奮：“一對夫妻生下孩子後，父親可能犯了法，被髮配流放，許多年後回到家庭，中途遭遇磨難，最終是一個好結局。它和《奧德賽》很像。”

由阿馮策勒參與評審的柏林戲劇節創辦於1964年，與法國阿維尼翁戲劇節、英國愛丁堡藝術節並稱爲“世界三大戲劇節”。從2016年起，柏林戲劇節每年都挑選作品來華，今年是德國漢堡塔利亞劇院的《奧德賽》。

這部戲改編自荷馬史詩《奧德賽》。原作講述特洛伊戰爭結束後，英雄奧德修斯輾轉回家的漂泊故事，確實和講秀才家悲歡離合的《尋親記》有相似之處。“演員的手勢到表情都很熟悉，有通融性，一點也不陌生，非常好理解。”阿馮策勒首次接觸中國戲劇就頗爲喫驚。

不過，阿馮策勒同樣“聽不懂”《奧德賽》。這部話劇採用了一種自創的語言，演員即興發揮。故事從奧德修斯的葬禮開始，由於他遲遲沒回家，兩個互不相識的兒子認定他已經去世。一個魔術師，一個說唱歌手，互相競爭較量起來。奧德修斯本人始終沒有出場，遺照高高地懸掛在棺木前，英雄只是符號。

“其實在德國，準確地說，也很少有人真正瞭解這個故事的前因後果。”戲劇構作馬提亞·君特說，“看不到這段歷史也沒有問題，你觀看時仍然有自己的理解，當中包含了很多流行文化要素，不需要知道故事影射什麼，你可以根據他們的演出來自己想象。”

2019年6月下旬，《奧德賽》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演出。和許多引進劇目一樣，這部話劇獲得了兩極化的評價。支持者認爲它對古希臘神話做出後現代解讀，戲謔荒誕；反對者則批評它是無意義的喧鬧。“我認爲這是《奧德賽》來中國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我們發現一切都曖昧而不確定。”劇評人安妮說。

它在德國演出時的反響如出一轍。“對我們來說，這纔是好的。不可能衆口一詞地誇讚，也不會有衆口一詞的詆譭，一部劇引發大家不同的討論纔是好現象。”柏林戲劇節總監伊翁娜·比登赫爾策爾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反觀自己，爲自己感到驚奇、震驚，或放聲大笑”

柏林戲劇節有七位評委，每年分頭看戲，再從四百多部德語戲劇中評選出“最值得關注的十部作品”。阿馮策勒連續四年擔任評審，她認爲評選過程充滿分歧，“很難有大家意見統一的時候”。

爲此，評委們在一年中需要多次碰面討論。爲保證中立，評委均爲戲劇評論人，這在戲劇節領域頗爲罕見。因爲，“劇評人不會爲一次製作、一場戲而付出，只有他們能做到獨立性”。

“導演在製作過程中真有一定風險，他敢於挑戰新的、難度較大的東西，而不是用容易的方式創作，保證自己的作品不受爭議。”阿馮策勒認爲爭議恰恰說明了作品的質量，“大家要敢於創新，敢於做以前沒人做過的東西，敢於設立新的風向標。”

在阿馮策勒看來，口碑兩極化與當代的信息傳播方式也有關係。一部戲上演，過去通常會在傳統媒體上看到劇評人的專業評論，讀者數量有限；如今人們活躍在互聯網上，常常互相評論甚至攻擊。“這些評論對劇作家來說是有用的，他可以看到不同的聲音，豐富了大家的看法。”

德國一直鼓勵實驗戲劇發展。伊翁娜·比登赫爾策爾認爲，德國戲劇傳統上不追求商業化，大大小小的劇院都在嘗試先鋒實驗戲劇，政府資助自然向其偏移。2012年，她成爲了柏林戲劇節的負責人。

“在德國，國家不支持商業戲劇，而是支持實驗性戲劇，這在世界上是罕見的。”柏林藝術節總監托馬斯·奧伯倫德曾說，“雖然商業市場規模很大，觀衆也多，但國家還是希望支持建立一個櫥窗，使整個社會可以在其中反觀自己，爲自己感到驚奇、震驚，或放聲大笑。戲劇在德語國家有着自我教育的特殊功能，這與同時進行的商業戲劇演出並沒有關係。那些屬於娛樂，而並不體現文化身份。”

劇院到底是什麼

起初，評委們沒有注意到《奧德賽》的現實隱喻：兩個沒有父親的年輕人，人生沒有得到引領，影射了敘利亞戰爭背景下的難民潮。很多孩子失去父親、被迫移民，造成更多的競爭與衝突。

近年，德語戲劇界常常討論：劇院到底是什麼？在社會和政治生活當中，劇院應當扮演什麼角色？例如2019年的“最值得關注的十部作品”之一《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與現場觀衆對話，討論原東德地區的新納粹、右翼政黨等問題。

“戲劇一直存在這樣的使命，反映社會現實和政治衝突矛盾，甚至有時候哪怕反映一個家庭或者個人的問題，也是和社會相連的。”阿馮策勒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在劇場裏，觀衆能夠直面社會或者家庭、個人的問題。在現場看戲，不是爲了娛樂性。”

在阿馮策勒看來，歐洲移民潮使“原來習以爲常的很多事情都陷入了質疑，大家以前習以爲常的事情沒辦法再繼續”。這種現象越來越多地反映在舞臺上，例如慕尼黑室內劇院的《適度富裕》，用多元族羣的演員代替原版的白人演員，顛覆經典劇作，反映當下的移民問題。“我們整個演出的構成更加多元，這是2018年我看到的新變化。”她說。

柏林戲劇節的規則也相應調整：從2020年起，至少兩年，入選作品保證一半是女性導演的劇作。總監比登赫爾策爾介紹，56年以來，柏林戲劇節選出的三百多位導演中只有27位女性，“數據說明了一切”。她認爲，問題在於整個結構對女導演不利。

阿馮策勒舉例，維也納重演霍夫曼斯塔爾的作品《耶德曼》時，她曾期待年輕的女劇作家們能參與其中，改寫這部以男性爲主要角色的劇作。但很多劇院的院長並不相信女劇作家能夠做到，“對女性導演的信任可能沒有那麼強”。

“幾十年來歐洲的歷史都是這樣，大家不停地討論女性在哪裏、女性導演的作品在哪裏，這種意識早已有之，但是市場運行的時候，自然會有很多男性導演出來。”阿馮策勒認爲新規定更多是一種信號，“官方正式宣佈女性導演的劇目跟男性導演的同樣重要，它會逐漸影響我們戲劇創作的實踐。我們也希望，這個想法有一天變得自然而然。”

南方週末記者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