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方週末：《孔子的學問》一書的自序中提到，進入21世紀，你“專注於對現代日本之‘民族主義’、‘亞洲認識’和‘中國問題’等主題作思想史上的整理工作”。南方週末：不管是“現代的超克”之日本獨特論，還是竹內好提出的中國另類現代性論，你爲什麼都不贊同。

明治時期的日本社會風貌新舊並陳。圖爲日本商社在東京都藝伎館接待西方商界友人。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7月4日《南方週末》）

接受採訪時，子安宣邦掏出一個A4大小的本子，一邊作答，一邊塗鴉關鍵詞和時間點：自己否定、造反有理、近世、人民中國、帝國主義、大東亞主義、1945、1968-1970、1985、1990……詞彙和數字之間又畫上錯綜複雜的線團。對生於1933年的子安宣邦來說，所有時間節點和關鍵詞都曾是他經歷過的“當下”，“當下”又往往是他學術靈感萌芽的芽點。

子安宣邦是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曾任日本思想史學會會長。他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日本的現代化，他以從江戶到昭和的三百餘年（注：確切時間跨度爲1603年至1989年）爲自己的研究視域。他對其間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解讀：江戶時代並非不開化的封建社會，內生於日本民間社會的現代性已經萌芽；明治維新與其說是日本現代化的開端，不如說是國家強力推動的現代化的開端，文明和專制在這一時代合二爲一；昭和時代，“脫亞入歐”的日本又以“脫歐”爲使命。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風靡一時的“現代的超克”理論就是要超越和克服歐洲式的現代化，探尋屬於日本和亞洲的獨特現代化道路。

爲侵略戰爭尋求合理解釋催生了這份對“獨特道路”的理論建構，其背後則是曲折的現代化迷思：現代化有無樣板？日本和亞洲能否擁有屬於自己的現代化？

子安宣邦在昭和時代度過了人生的精華時段。昭和日本諸多重大事件，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戰敗、冷戰格局下的日美合作、日本經濟起飛，擋也擋不住地湧進書齋。子安宣邦的大學唸了兩次，第一次讀法國文學。那時，文學部裏最不安分的學生在中文系，他們以魯迅爲革命的榜樣；其次便是法語系學生，法國是革命的故鄉。1956年，赫魯曉夫祕密報告流傳到日本，引發左翼青年的心靈地震。他無心讀書，離開大學校園，做了一段補習班老師之後回到文學部，讀倫理學，後來進入思想史研究。

對於昭和時代的日本知識人，“現代日本爲何物”是無法繞過的問題。子安宣邦將求索上溯到江戶時代。日本現代化成爲既成事實，江戶時代通常被視作有中央集權性質的後期封建社會。日本思想史研究大家丸山真男，就致力於從日本前現代歷史中尋找天皇制獨裁主義的思想根源。

在子安宣邦的學生時代，丸山真男被年輕學者視作高山般的存在。子安也不例外，但潛心研讀江戶時代文獻後卻做出了相反的判斷：江戶時代的日本已經萌發了內生的現代性，明治維新中斷了這一過程，將日本的現代化導向國家主義。民間退場，“王政復古”，最終在昭和年間將日本捲入天皇制極權體制。

昭和時代的特點，用子安宣邦的話說是“對自己的現代性反覆地、不停地自我追問的時代”。他加入這一追問時，竹內好的成說已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竹內好以民族主義批判西式現代主義，將1949年之後的中國作爲“有亞洲特色的另類現代化”的例子來批判日本的現代化。其理論的內在理路，與“現代的超克”論一脈相承。

兩次世界大戰是“超克論”萌發的背景。“一戰”讓一些日本學者看到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解體的徵兆；而“二戰”是“一戰”的延續。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英美宣戰，舉國歡騰。甚至那些戰後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也發表過熱情讚頌的和歌。

幾乎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步，日本學界構建出“現代的超克”論：“大東亞戰爭”被美化爲將亞洲從歐洲主導的世界秩序中解救出來的“聖戰”，以西洋爲樣板的“現代”成爲必須“超克”的對象。學者和政論家有意渲染“超克”蘊含的悲情和“英雄主義”。子安宣邦層層剖析“現代的超克”論的來龍去脈，一針見血地指出：它不過是陷於困境的“昭和日本”知識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言說。

從大學退休後，子安宣邦開設了與普通市民一同閱讀、學習思想史的系列講座。講座分爲兩個序列：一個以現代爲主題，《何謂“現代的超克”》《國家與祭祀》即脫胎於這一序列的講稿；另一個是經典重讀，“經典”包括《論語》《朱子集註》、福澤諭吉的《文明之概略》、日本古史《古事記》等。

與市民同讀經典的做法，讓人想起子安宣邦在《江戶思想史講義》中對“町人之學問所”的描述。

“町人”即市民。江戶時代的日本尚不存在普及到民衆的官方教育體系，町人和農民自發求學，辦起一個個“學問所”，佼佼者成爲民間的學術樞紐。這些學問所的活力、開放性和視野，曾令子安宣邦讚歎不已。退休後，他在不同城市同時開辦四個講座，只收取數百日元講義費和教室使用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博士後張秀閣旁聽過他在東京早稻田奉仕園的市民講座。“聽衆以銀髮族爲主，都很認真，記筆記、討論，神情相當專注。”

2017年12月17日，日本奈良最大的祭禮“春日若宮祭”隆重舉行，身着古裝模擬春日若宮隨從的千人隊伍街頭遊行，前往御旅所。據悉，春日若宮祭起源於平安時代末期，遊行隊伍中，能看到從9世紀平安時代到19世紀江戶時代的服飾變遷。 （IC photo/圖）

“對啊，從力量對比看一定會戰敗的！”

南方週末：你對“現代的超克”論的研究似乎以竹內好爲起點，爲什麼21世紀初，竹內好的理論又被重提？

子安宣邦：“現代的超克”中的“現代”指西方的現代。日本的現代化實際上是西方化的過程，經過一段時間，勢必產生自立性的主題：作爲後進的亞洲在西方化過程中，會不會出現某種對西化的對立？所謂“超克”就是超越、克服。就日本來看，它是作爲西方化的優等生從現代化一躍進入帝國主義時期，所以“現代的超克”這個提法也很弔詭。

而“超克”的日本方式是成爲亞洲的帝國，以亞洲盟主身份推行所謂大亞洲主義和“大東亞共榮圈”。總結來說，“現代的超克”是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思想結構。戰敗之後，竹內好在中國革命的背景下重新提起這個話題，將中國看作“另類現代化”可能性的發展。1949年之後，新中國成立，使竹內好的發言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

21世紀初竹內好的理論被重提，我想背後的真意還是對現代的批判。雖然竹內好不再發言，但竹內好提出的“作爲方法的亞洲”這一思路還是有價值的。

南方週末：“現代的超克”的令人費解之處在於：日本從脫亞入歐式的“現代化”中完成從小國到強國的轉變，爲什麼對現代化仍有諸多不滿和悲情，以至於必須“超克”？

子安宣邦：“現代的超克”論是針對日本過度歐美化的批判。這一論述的核心成員——作家團體“日本浪漫派”和《文學界》羣體——稱之爲“對日本的反諷”。他們從自己的立場發現“亞洲”和“日本”的同時，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的現代歐洲。這類似於20世紀出現在歐洲的導向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的浪漫派民族主義運動。日本的這一論述由歷史學和政治學方面的認識強化，導向了超越西歐之現代的日本全體主義（注：通譯爲極權主義）思想。

南方週末：不管是“現代的超克”之日本獨特論，還是竹內好提出的中國另類現代性論，你爲什麼都不贊同？

子安宣邦：竹內好是日本浪漫派中心人物保田與重郎的朋友，同樣具有日本浪漫派的文學化風格。竹內好有雙重的批判視角，批判現代歐洲和批判現代日本，與日本浪漫派有共通之處。但他通過魯迅和中國經驗獲得了“民衆”視角。從“人民中國”成立，他看到了以“民衆”爲基礎的中國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革命的勝利。他將這個中國與追隨歐美的、奴隸性的日本對置，給戰後的日本青年強有力的影響。但這種中國觀沒有一直持續下來。

南方週末：前段時間，堀田江理《日本大敗局》一書在中國的微信朋友圈中熱傳。堀田將發動太平洋戰爭看作日本舉國上下理性被吞沒的結果：誰都知道此舉必敗，但誰都不敢說出來。你在《何謂“現代的超克”》中寫道，對英美宣戰讓日本舉國上下由衷喜悅。兩種歷史敘述之間，似乎存在較大的反差。

子安宣邦：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能夠從軍事實力上料定日本戰敗的人實際上很少。軍部、政界和學者裏應該有一部分人預測到這個事態，但誰也不敢發表自己的觀點；一般民衆應該都是不知道的。戰後大家會覺得：對啊，從力量對比看一定會戰敗的。事實上也沒有人認爲這場仗要打很長時間。當時，海軍明確提出戰爭打一年可以，但難以長期維持。

1942年，日本優先考慮的與其說是戰爭輸贏，還不如說是戰爭定位：應不應該打。“盧溝橋事變”（注：日本稱“支那事變”）以後，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爲什麼叫“事變”不叫“戰爭”？因爲日本內心深處認爲這是一場沒有理由的戰爭，實質是侵略。在後來的戰爭中，主戰派提出中國國民黨背後有英美支持，日本實際是跟英美對抗。對英美的戰爭打響，大多數日本民衆終於得到了對開戰“正義性”的確認，以前的鬱悶一掃而光。竹內好就是那時候提出戰爭的兩重性問題：太平洋戰爭之前的戰爭是不正義的，但對英美宣戰之後就是“正義戰爭”了。

南方週末：你在書中提到，宣揚“大東亞主義”的《東亞協同體理論》和《論持久戰》出現於同時期的《改造》雜誌上。你怎樣理解《改造》刊登《論持久戰》？

子安宣邦：我也覺得非常不可思議。1938年，仗已經打到膠着狀態，《改造》是日本相對進步的綜合雜誌。刊登這篇文章，是不是有編者跟中共有聯繫？我非常好奇這篇文章怎麼傳到日本，又是如何出版的。而且，發表在《改造》雜誌上的《論持久戰》跟我們後來在戰後看到的版本相比，內容上只是略有刪減，對其主旨的理解完全不受影響。

你知道尾崎秀實嗎？他當時因佐爾格國際間諜案而被判處死刑，在中國做過記者，對中國非常瞭解。1938年，他在日本媒體和輿論界非常活躍，是不是有可能獲得信息呢？尾崎秀實認爲，中國在對日抗爭過程中，民族凝聚力在加強。有像他這樣的記者存在，《論持久戰》刊載於《改造》應該完全有可能吧。

當地時間2018年8月31日，英國倫敦，一套日本江戶時期的武士盔甲經過九個月的修復已修復完畢，將於9月底開始展出。 （視覺中國/圖）

“總感覺這個國家的現代化並沒有完成”

南方週末：《孔子的學問》一書的自序中提到，進入21世紀，你“專注於對現代日本之‘民族主義’、‘亞洲認識’和‘中國問題’等主題作思想史上的整理工作”。哪些因素觸發了你這一研究興趣？

子安宣邦：一是基於專業的判斷，二是對一些現實和歷史問題的考量。

我的專業是研究近代以前的近世，也就是前近代的思想史。很多人研究近世思想史，是從近代即中文的“現代”來看近世，以近代爲前提追溯近世，看前現代的那些先驅如何思考。一個代表人物是丸山真男，他追溯到近世思想家荻生徂徠那裏。我在北大的演講中也提到，丸山真男對福澤諭吉的解讀同樣如此，他已經預設了現代主義的前提，難免有一些誤讀。

我呢，反其道而行之，從近世開始觀察現代。我有一本書叫《作爲方法的江戶》，把江戶時期作爲時間上的外部視點來看現代，這樣就可以把現代相對化。通過這種方式，把被絕對化的現代主義相對化。從近世看現代，就有了一種對現代主義的批判視角。

現實層面。1968年前後全世界的大學都在騷動，法國叫“五月革命”。當時東京大學安田講堂前面掛着條幅，上寫“造反有理”四個字。我正在東大做助手（注：類似於講師級別），問學生爲什麼做這樣的鬥爭。學生的理由非常觀念性，說要“自我否定”。他們對自己和日本大學的狀態不滿，但沒有明確的鬥爭目的。

以1945年戰敗爲契機，日本開始思考自己的體制改革，有一種願望很強烈：希望以此爲契機進入真正的現代化。戰前的日本雖然也是現代國家，但總感覺這個國家的現代化並沒有完成。日本的大學體制就不怎麼現代化，官僚氣息特別明顯。最厲害的是醫學部，大教授帶着副教授、一羣學生去各個診室巡診，越在上層越處於支配地位；其次便是文學部，權威學者統領大家的思想。

當時丸山真男的研究室就被搞亂了。考試時，有學生交張白卷就走出教室。其間，法國的後結構主義對我頗有啓發。

1988年，我到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任教一段時間，那時候氛圍非常開放。我寫下《作爲“事件”的徂徠學》，把稿子寄到了日本的出版社。

南方週末：在你研究的這三百餘年中，日本發生了諸多大事件，做政治史、戰爭史、社會史等都大有可爲，你爲何選擇了相對安靜的思想史？

子安宣邦：對戰後日本來說，思想史決不是不起眼的、消極的學術領域。戰後日本要從批判戰前日本的思想體系出發，思想史擔負着重要的課題。所以，我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批判戰前日本思想的中心——國學。我終於完成了方法論的轉變，走向批判現代，《何謂“現代的超克”》等成果就是從這裏出來的。我往往重新審視、閱讀文本，做出新發現。我的思想史講座的有趣之處，就在於這種新的解讀和發現。

南方週末：林少陽先生說，你在日本學界是個異數。五十歲之前，在以數量考評的學術體系中，你可能不會太愉快。你怎樣調適自己和學術評價體系的關係？

子安宣邦：幸運的是，我沒有參與大學企業化體系的管理運營，管理職位從來都與我無緣。得益於此，我把所有時間放在與學生們一起解讀文本和方法論上。出成果是在1990年代，我五十五歲之後。我實現了姑且稱之爲“話語論的轉向”的方法論轉變。我寫了《作爲“事件”的徂徠學》，又出版了《本居宣長》，最後收錄到《現代知識考古學》的各篇文章，曾在大學的課堂上講授過。學生們驚訝的面孔讓我難忘，那說明我的授課內容是新的解讀方法，有新發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或許該感謝給了我那樣的環境並讓我走到五十多歲的大學。

南方週末：你開設面向市民的經典閱讀講座，是在追慕江戶時代的町人學風嗎？

子安宣邦：伊藤仁齋是江戶時期的町人學者。作爲近世屬於被支配階級的町人，他從思想層面上體悟《論語》，完成其全注本。我高度評價他的這項工作，並考慮效仿仁齋從市民立場出發閱讀《論語》，從思想層面上體驗之。我由此開設市民參與的論語塾，一起閱讀仁齋的《論語古義》。講座日是每月的第四個週六，花了差不多六年時間讀完《論語古義》。其成果以《仁齋論語》上下兩卷的形式刊行。不只是《論語》，《何謂“現代的超克”》等我的“現代批判”研究，也都在市民講座上講過。每月三次的市民講座不僅是我講述思想史的場所，也成爲我和市民們的生活場所。

南方週末記者 石巖 翻譯 張秀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