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名老人獲譽“科學啓明星” 有顆小行星以他命名

摘要：投身天文七十載的“科學啓明星”王綬琯——。於是，1999年6月12日，王綬琯倡議並聯合60位著名科學家發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以下簡稱俱樂部）。

原標題：“讓科學之樹枝繁葉茂”（講述·一輩子一件事）

投身天文七十載的“科學啓明星”王綬琯——

上世紀60年代王綬琯訪問澳大利亞，與澳大利亞射電天文學家克里斯琴森合影。資料照片

　　人物小傳

王綬琯：1923年出生，福建福州人，國家天文臺名譽臺長、中科院院士。我國現代天體物理學、射電天文學的開創者之一，上世紀90年代與蘇定強等共創“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LAMOST）”方案。1999年，倡議並聯合60位科學家創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被會員們稱爲“科學啓明星”。

一位96歲的老人躺在北京醫院的病牀上，“眼睛、耳朵都開始罷工”，卻依然有操不完的心……

病牀前上門來的人絡繹不絕，除了看望老先生的，還有請教當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日後發展的，以至於醫生都下了“逐客令”……

這位老人便是國家天文臺名譽臺長王綬琯院士。今年1月，王綬琯當選爲2018年十大科學傳播人物，頗令人意外，畢竟，他已是望百之年。“我總是忘記自己年紀已經這麼大了，時間不多，要乾的事卻還有很多！”

　　“學成之後報效祖國，抵禦外侮”

天上有一顆國際編號爲3171號的小行星，名叫“王綬琯星”，標誌着他在天文領域的傑出貢獻。然而，年少時的王綬琯，最初的專業卻與天文相差甚遠。

那是1936年，經在海軍任職的叔父推薦，13歲的王綬琯考入福州馬尾海軍學校。初學航海，他本想做個海員，馳騁海疆，保家衛國。後因眼睛近視便改學造船。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王綬琯暗下決心：“學成之後報效祖國，抵禦外侮！”

時光匆匆，造船一學就是9年。22歲的王綬琯考取公費留學，到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進修。機緣巧合，學院與格林尼治天文臺爲鄰，激發了他對天文學的嚮往：“濃濃的興趣之火，在心中燃燒，坐立難安……”不久後，王綬琯給時任倫敦大學天文臺臺長格里高利寫了一封求職信。

信順利到了格里高利手裏，1950年，格里高利接受王綬琯進入倫敦大學天文臺工作……從此，一雙天文學家的“大手”和一雙未經專業訓練的“小手”握到了一起……

“剛接觸新的學科，一切都從頭做起。”當時，王綬琯主要擔任晚上8點到早上4點的夜間實測。漫漫長夜，舉目看着滿天的繁星，王綬琯思緒萬千……多年之後，他曾在《小記倫敦郊外的一個夜晚》一文中追憶往昔：“那時我在倫敦大學天文臺，地處倫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闊，一條公路從倫敦伸過來，很寬很直……黃昏後，夜色罩下來，朦朦朧朧，路就像是一條筆直的運河，把岸兩旁脈脈的思緒送往天的另一邊……”

“雖然人生總會遇到煩惱，但做起事來，就都忘掉了”

有人說，王綬琯是個“觀測星星的人”。

在國際天文界，我國自主設計、多項技術處於國際領先水平的大型光學望遠鏡LAMOST，倍受矚目。它便是由王綬琯和夥伴蘇定強共同提出設計的。

說起回國參與天文學研究，時間還要追溯到1952年。當時，萬里之遙的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海外學子紛紛回國效力，王綬琯在收到時任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邀請後，沒有絲毫猶豫，決定立即回國。

回國後，王綬琯參與創建我國天體物理學科。1955年，他受命到上海承擔“提高時間信號精確度”的任務。“其中之苦，甘之如飴。”王綬琯說，和同事們用一年多時間改進了測時、授時、播時的技術，經過艱苦努力，將中國的授時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自此，“北京時間”響徹祖國大地。

1958年，海南島發生日環食，蘇聯天文學家帶着射電望遠鏡來觀測。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抓住機會，組織一批人學習射電天文，王綬琯便是其中一員。此後王綬琯調往新建的北京天文臺（國家天文臺前身），籌建並展開射電望遠鏡研究。

在當代天文學進入“多波段—大樣本—巨信息量”階段後，天文光譜的實測能力成爲學科發展中的關鍵因素。由此，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王綬琯和蘇定強共同提出了“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LAMOST）”的攻關項目，力求在這一領域實現突破。

王綬琯把攻關的過程比作一場“雙打”比賽：選手由天體物理學家和天文儀器專家組成，從蘇定強“主動反射板”這畫龍點睛的一着妙筆，到最終LAMOST方案的形成，這場別開生面、龍騰虎躍的“雙打”比賽歷時數年，參與者接近20人。而作爲主題論證的負責人，王綬琯和他的“雙打”夥伴蘇定強付出了大量心血。1994年7月，當兩位青年科學家褚耀泉、崔向羣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報告這一方案時，會場內引起強烈反響……

“我這一生最大的滿足就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做事，雖然人生總會遇到煩惱，但做起事來，就都忘掉了。”回首往事，王綬琯無限感慨。

　　“爲保住這些‘可能的科學苗子’，我們沒有理由不盡力”

“浮沉科海勉相隨”。也許浩瀚的星空能激發無限的遐思，王綬琯還寫得一手好詩，他曾是中關村詩社的創立者並擔任社長很多年。

“人一生要走很長的路，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我自己年輕時候的路就走得很艱難，是遇到了幾雙‘大手’纔有幸‘走進科學’。”回憶過往，王綬琯感慨，“如今自己成了‘大手’，也想拉起奮鬥的‘小手’。”

1997年，王綬琯致信北京市科協青少年部部長周琳，稱他在科普活動中接觸過的許多優秀學生，後來無聲無息了。“那些當年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有多少走上了科學的道路？作爲前輩的我們這一代人，反躬自問，是否也有失職之處？”

於是，1999年6月12日，王綬琯倡議並聯合60位著名科學家發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以下簡稱俱樂部）。俱樂部組織學有餘力、有志於科學的優秀高中學生，利用課餘和假期走進科學社會，求師交友，體驗處於學科前沿的團隊的科研實踐活動。2006年，俱樂部開始面向初中生開展“校園科普活動”。

“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可能的科學苗子’參加科研實踐，其中有2%—3%日後會成爲頂尖人才，那麼積年累月，效果還是可觀的。爲保住這些‘可能的科學苗子’，我們沒有理由不盡力。”王綬琯說。

“不能把俱樂部的活動當成考試競賽的‘敲門磚’。”從俱樂部成立時起，王綬琯就堅決反對摻雜任何應試教育、應賽教育的思想和做法。第一次活動，時任北京四中副校長的劉長銘跟學生約法三章：參加俱樂部完全自願，如果覺得佔用很多時間，對高考和升學沒有幫助，現在就可以退出。

20年間，先後有700多位導師和5萬多名中學生參加了俱樂部的活動，其中約2300人走進178個科研團隊及國家重點實驗室參加“科研實踐”進所活動。俱樂部早期會員洪偉哲、臧充之等已成爲國際科學前沿領軍人物，錢文鋒、從歡等入選“青年千人計劃”，在中科院開展獨當一面的工作。

“科學普及了，才能讓更多孩子受益”，王綬琯坦陳心跡：“我們盡力根植一片深厚的土壤，讓科學之樹枝繁葉茂。”

　　■記者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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