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事在人，成“势”在天。秦统六合是中华历史的重大事件，有赖于主观努力，也离不开客观条件。秦自献公以后，抓住了三大历史因缘，顺势奋起，砥砺前行，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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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入秦

秦墨有缘，墨家在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了独特作用。惠文王待墨家首领巨子腹䵍如师，曾试图赦免腹䵍独子的罪行、为其留后。这在严法峻律的秦国是极其少见的，说明当时墨家在秦国备受重视。墨家何时入秦，未有确凿史料，学界也未有定论，但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

惠文王之前，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其实是儒、法、墨汇流的重大成果。商鞅入秦后有不短的沉默期，得到秦孝公重视、朝堂论法之后，还有数年的蛰伏期。在似乎平静的日子里，商鞅一边深入调查了解秦国社会特点，一边设计变法总体方案、推演完善变法细节，法家之术融入了大量墨家元素。日后的什伍之制、推行县制都有墨家的深深烙印，这说明在孝公之前，墨家对秦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

孝公之前，就是开启秦国复兴之路的献公。献公极有可能就是将墨学西引入秦的原点，甚至他本人就可能是墨家弟子。献公曾长期流亡魏国，魏国正是墨家早期主要的活动区域。献公经历坎坷、大器晚成，其不畏生死、执着坚韧的品行是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苦行的写照。献公“止从死”是为墨家“节葬”，倡导县制是为墨家“尚同”，秦法赏罚分明，有如墨家爱憎分明。除了思想，墨家还给秦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技术流”，高超的工程技术和完备的防守体系刺激秦国军工体系脱胎换骨，“非攻”之攻催生了秦军反守反击的战法。

墨者入秦，墨学西传，为徘徊在低谷中的秦国注入复兴的力量，扭转了秦国在与魏国长期对抗中的被动局面。秦墨相融，学之用之，又超然墨家之上，是为秦兴大事因缘之一。

（秦、蜀、巴地理示意图）

实得巴蜀

秦据关中，为形胜之地，秦有巴蜀，成从容之势，惠文王时代，秦占有巴蜀是国力结构性升级的标志事件。

秦始终对于西南方向的巴蜀保持极大关注。自厉共公起，秦蜀开始交往，到惠文王已过百年，秦对于巴蜀之地的战略意义有了越发清晰的认识。秦惠文王继位的第一年，就组织对巴蜀进行全面侦察，还与蜀王“偶遇”汉中，后世有“石牛粪金”的传说，足见秦对巴蜀有持续渗透活动。秦如同一只潜伏的猎豹，始终等待静候并吞巴蜀的最佳时机。

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蜀苴相争，内斗不止，都向秦国求援，这是重大的历史性机遇。此时，秦国在东线经受了五国合纵攻秦的冲击波，艰难地取得了修鱼之战的胜利。即使压力巨大，但经过充分讨论，秦决策层统一了思想，由司马错和张仪共同挥师南下，乘势一举吞并了蜀、苴、巴三国。

巴蜀位于楚国上游，秦可以顺水而下，攻楚可以事半功倍。其次，巴蜀沃野千里，成都盆地和汉中盆地是两大“聚宝盆”，据之可富国强兵，却不影响山东各国在中原的既有利益，可谓“闷声大发财”。秦得巴蜀，达到了广地、聚兵、得粮、制楚四重目标，是为秦兴大事因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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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伐齐

战国煮酒，秦齐可共论英雄。楚、赵虽强，但秦在内心深处只把齐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齐、秦两国隔三晋而望，各自图强争霸。

战国初期的最先崛起的魏国，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两次败于齐国，实际上是败于齐、秦合谋，但这不意味着齐、秦交好。三家分晋，齐、秦、楚三国鼎立，楚无大志，齐、秦暗中角力从未停止，从共克魏国到拉拢楚国，各自奇计百出。在齐、秦竞争的关键阶段，秦昭襄王和齐闵王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齐闵王是上天赠予秦国的“大礼包”，他刚愎自用、四面出击，虽然表面风光无限，实际危机四伏。齐冒天下之大不韪，三次用兵、灭亡宋国，举世震惊，成为众矢之的。燕与秦赵韩魏相约，五国合纵伐齐，秦正中下怀，不遗余力。齐连年征战，外强中干，一触即溃，虽经田单复国，但大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弱齐之后，秦开始逐步对三晋发力，范睢将整体战略明确为“远交近攻”。远交的主要目的就是稳定齐国，使其丧失对外扩张的斗志和动力。远交是近攻的基础，如果齐国依然强盛，秦伐三晋，三晋必然求助于齐，不仅“近不能取”，还会刺激齐国壮大。五国伐齐，秦顺势发力，此消彼长，战国即将进入“单极”世界，山东诸国皆无制秦之术，是为秦兴大事因缘之三。

因缘可遇不可求，但比因缘更难得的是悟者和行者。机遇只会让有准备者产生共鸣，因缘的种子也只能在奋斗者的土壤中落地生根，悟者力行，方有所成。三大因缘，无一错过，天眷强秦，秦不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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