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歷時最久、規模最大、受損最重、犧牲最多的戰爭。它發生在中國最衰弱的時刻。侵略者必然要選擇這一時刻。

侵略者敢於一再冒險，就是看透了中國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

推翻清朝、創立民國之後，舊中國被踢開國門、遭到燒殺搶掠的現象仍然沒有終止。北洋軍閥主政下的中國，作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在人們歡呼“公理戰勝強權”的興奮時刻，英、美、法、意、日“五強”卻操縱和會，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北洋軍閥政府倒臺了，民國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丟掉了東北，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丟掉了華北。

人們反覆譴責帝國主義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奪成性，卻很少思索：日本關東軍爲何敢於以1.9萬兵力面對19萬東北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爲何敢於以8400兵力對約10萬兵力的宋哲元第29軍發動“七七”事變？

李大釗在《大哀篇》中所說：“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專制君主；革命以後，吾民之患在數十專制都督。昔則一國有一專制君主，今一省有一專制都督。前者一專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城頭變換大王旗，軍閥混戰，生靈塗炭。

從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間，僅四川一省，軍閥混戰就有478次。這種內耗嚴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渙散的國家狀態和社會狀態，怎能不成爲列強屠宰的目標？侵略者敢於一再冒險，就是看透了中國的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的狀況。

因爲當時中國的狀態，日本侵略者輕看了這場戰爭。他們以爲短時間就能迫使中國屈服。日軍參謀本部制定的《在華北使用武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判定兩個月解決駐紮北平一帶的宋哲元第29軍，三個月擊敗國民黨中央軍。

表面看他們的根據是充足的。

軍事上，中國軍隊一敗再敗：華北淪陷、淞滬淪陷、南京淪陷、徐州淪陷、武漢淪陷……

政治上，國民政府高官、軍人、政客也紛紛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爲僞“滿洲國”元首。1935年11月大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12月，又出現一個夾在日本人與國民政府之間、以實行“華北自治”爲主旨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發佈文件宣稱“冀察兩省，與日本有特殊關係”，還與日本駐屯軍訂立《華北中日防共協定》及華北“經濟提攜”的“四原則、八要項”，眼看華北將成爲第二個僞“滿洲國”。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58個旅長、參謀長以上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譁變。整個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僞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爲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僞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這種狀況，難道不是顯露集體性的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怎能不會極大地助長侵略者滅亡中國的驕橫和癲狂？

在那個綱常錯亂廉恥掃地的暗無天日年代，當被問到自己的夢想時，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用了一個反問：“我們的英雄又不知在何處？”整個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來頂天立地。

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圍之下，共產黨人楊靖宇用整個生命，大寫出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抵抗，決不投降，戰鬥到最後，只剩自己一個人。身邊的人除去犧牲，就是叛變。

叛徒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將楊靖宇在深山老林裏的密營全部搗毀，把楊靖宇逼入絕境。

叛徒張秀峯是軍部警衛排長，這個父母雙亡的孤兒，由楊靖宇撫養成人。他1940年2月帶機密文件、槍支及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了楊靖宇的突圍路線。此人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知道楊靖宇活動規律，他的叛變導致楊靖宇很快犧牲。

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射手，叛變後在僞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了楊靖宇。

還有一個很難稱爲叛徒的人：蒙江縣“保安村”村民趙廷喜，上山砍柴發現了楊靖宇。趙廷喜向日本人告發前，在山上看見楊靖宇幾天沒有喫飯，臉上、手上、腳上都是凍瘡，對楊靖宇說：“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裏知道，豈止不殺，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讓楊靖宇出任僞“滿洲國”軍政部長，利用其影響制服東北抗聯。

楊靖宇沉默一會兒，對趙廷喜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句話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圍之下，共產黨人楊靖宇用整個生命，大寫出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今天之所以還能有中國，就是因爲有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難、最無助、大多數人萬念俱灰的時候，用自己的靈魂與血性，支撐起中華民族的脊樑。

讓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它面前出現了一個全新力量——中國共產黨，沒有想到這個黨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民衆，爲侵略者壘起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國”，同時也指出：

“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地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個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

國民政府隨後組織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的堅決抵抗，讓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讓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現了另一個戰場——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戰場出現的奇異景象。

應該說日本方面肢解中國、佔領中國的計劃從來就不是草率和簡陋的。從甲午戰爭前後它在中國做的大量細緻情報工作和在國內完成的周密軍事準備，可見一斑。20世紀30年代前後，從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萬寶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變，從1932年“一·二八”事變到1935年“張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一直在通過不斷地製造危機和利用危機，有條不紊地向預定目標節節推進。

但這一輪它錯了。它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以爲歷史會簡單重複，以爲還會像甲午戰爭消滅大清北洋水師和擊潰清朝陸軍就可獲得豐厚的割地賠款一樣，只要擊敗蔣介石的中央軍就可征服中國。這是它最主要的戰略盤算。它沒有想到面前出現一個全新力量：中國共產黨，沒有想到這個黨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民衆，爲侵略者壘起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

任何一個民族，都不乏積蓄於生命中的火種。共產黨羣衆工作的關鍵，就是激發這些火種。點燃它，這個民族就不會墮落，不會被黑暗吞沒，不會被侵略者征服

日本發動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銳化，大大超越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爲動員各階層民衆開闢了全新廣闊空間。著名科學家錢偉長的經歷就十分典型。

錢偉長1931年以中文、歷史雙百成績，被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中央大學五所名牌大學同時錄取。但同年9月發生“九一八”事變，他從收音機裏聽到這個消息後拍案而起：“政府講不要抵抗，因爲人家有飛機大炮。我聽以後火了，下決心。我說我要學飛機大炮！”

錢偉長極具文史天賦，但物理只考了5分，數學、化學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沒學過是0分。爲了內心這個願望，他極其刻苦。五年之後，他以優異成績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抗日的願望，把本該成爲文史學家的錢偉長變成了現代中國力學之父。

錢偉長是一代知識分子的縮影。“黃河之濱，集合着一羣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抗戰時期，出現了一股知識分子加入抗日隊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變後，從西安到延安的幾百裏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羣結隊的男女知識青年奔赴延安。

1943年12月，任弼時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說：“抗戰後到的知識分子總共有4萬餘人。”這是土地革命戰爭中從未有過的景象。知識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隊伍素質，增強了國人信心，拓寬了發展前景，爲奪取抗戰勝利做出重要貢獻。

中國各階層民衆感天動地的抗戰事例，舉不勝舉。一個真實的故事，就發生在邯鄲西部山區一個村莊。

一天，孩子們正在追逐玩耍，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圍了。好幾個正在開會的區委幹部來不及走脫，都被困在村裏、混在鄉親裏面。這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個孩子。日本人選中了突破口。他們拿出糖果，一個一個地給，“喫吧喫吧，米西米西，隨便指指哪一個不是村子的人”。沒想到的是，1000多個孩子沒有一個接糖。把攥緊的手掰開，將糖硬塞進去，手像推火炭一樣把糖推出來，又重新緊緊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滿是灰土的地上。

幾十年過去，有人問當年其中的一個孩子：“你們咋那麼大膽？真的一點不害怕？”已經白髮蒼蒼的這位老者回答：“誰也不是銅澆鐵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漢奸了。”

老人沒有多少文化，不會形容誇張，講起來平平淡淡。他和他當年那些小夥伴憑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道德，憑莊稼人做人的直覺，在大災難面前堅守着那個棒子麪窩頭一樣粗糙無華的意識，“一接，就成漢奸了”。這種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懾是如此強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蓋都無可奈何。在支起來的機槍和塞過來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漢奸了”這一結論上，他們無人教導、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按照過去的話說，即所謂的“種”。1000多個孩子，個個有種。

任何一個民族，都不乏積蓄於生命中的火種。共產黨羣衆工作的關鍵，就是激發這些火種。點燃它，這個民族就不會墮落，不會被黑暗吞沒，不會被侵略者征服。

全民抗戰，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覺醒

中華民族百年沉淪，歷盡苦難。拿破崙說：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它醒來世界會爲之震顫。拿破崙的意思是：這頭獅子最好不要醒來。事實上這頭獅子也一直在沉睡，長期沉睡。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林則徐、魏源企圖喚醒這頭獅子。林則徐交代魏源寫《海國圖志》，已經萌生要將中國改造爲一個現代國家的思想，但在中國沒有引起反響。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書籍傳到日本，卻引起了強烈震動，成爲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中國。

驚醒這頭睡獅，還需要更慘痛的失敗。

這一失敗來了：1894年甲午戰爭，北洋水師灰飛煙滅。傳統印象中的“蕞爾小邦”日本也能強令中國簽訂《馬關條約》，獲得空前的割地和賠款。梁啓超說：喚起吾國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

睡獅開始覺醒。覺醒進程仍然是一個數十年的歷史過程。甲午戰爭後1895年康有爲的“公車上書”，標誌着中國官僚士大夫階層的覺醒。這個階層一些人已經開始認識到整個國家出了問題，必須加以解決。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則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以傳統“世外桃源”爲樂趣的這個階層，通過“內懲國賊，外爭國權”，全面參與到國家政治歷史的進程之中。

1937年的全民抗戰，纔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覺醒。日本侵略者佔中國的地，殺中國的人，屠中國的城，對準整個中華民族而來，使這個民族第一次沒有階級之分、沒有地域之隔、沒有統治與被統治之嫌，“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沒有最慘痛的沉淪，就沒有最輝煌的崛起。代價是極其巨大的。八年抗戰，全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有形財產損失6000多億美元，無形財產損失不計其數。在這一飽受苦難的進程中，民衆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進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

1938年抗戰最艱苦階段，史學家蔣廷黻在其著作《中國近代史》中發出另一個設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回答這個問題，只有留給中國共產黨人了。爲了民族的生存、發展、繁榮、昌盛並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必須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肌體上，構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國家。

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是這一艱難探索的起始。30多年的實踐證明，它不穩定、不持續、不繁榮，最終既無法完成救亡，也無法完成復興。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能夠穩定、持續、繁榮、完成民族救亡與民族復興雙重歷史使命的政權和國家體制。

1949年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人通過犧牲奮鬥、爲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中國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能夠完成救亡與復興雙重使命的現代民族國家。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說：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這說出了100多年來所有中國人的心聲。就如近平同志2014年3月在巴黎紀念中法建交50週年大會上講的那句話——

“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

（作者爲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

來源：演講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