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报》

庚子国难中,最大的入侵国是我们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这也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第二次入侵中国。这次入侵中,日本将沦陷的北京当做一座巨大的走秀台,向西方世界展示它的“文明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日本的刺激下,清政府开始全面改革。当然,“文明”面具的后面是带血的武士刀,在“亲善”、“共荣”的口号下,日本对中国一次又一次举起战刀。

北京沦陷了,恐怖依然,只是换了色。

在此前义和团的“红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可能因一盒“洋火”(火柴)就被指为“二毛子”,而被全家绑到庄王府(现今平安里一带)门前开刀问斩。如今,在八国联军的白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又可能因为穿了条红裤子而被指为“拳匪”,同样遭到处决。步枪上那带着深深血槽的刺刀,虽短,却与古老的大刀片儿一样令人胆寒。

八国联军将北京城分区占领。北京人很快就发现,与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鬼子们相比,身材矮小、能写汉字的东洋鬼子倒不显得那么穷凶极恶,日本人所占领的东北区(朝阳门以北、德胜门以东)随即成为刺刀下讨生活的北京人的避难之地。

日军有意将这座沦陷的城市作为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崭新”形象。

满城尽披太阳旗

日本之行事缜密令西方人望尘莫及。

在八国联军确定了各自的占领区后,仅仅3天时间,不仅日占区,而且整个北京城似乎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这是日军主力第五师团从广岛出发时就带上的“必要装备”,他们精心准备了数万面小型日本国旗,在那颗红太阳边上的留白处,用汉字醒目地写着“大日本帝国顺民”。如今,铁骑入城,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发给北京的市民们,无论是朱门府邸、四合院还是贫民窟,都挂上了这一新的“门神”,西方人吃惊地发现:大清国的首都似乎被日本一家独占了。大街上的不少店铺,除了太阳旗外,还挂上了拙劣的英文告示:“Belong Japan”(属于日本)。

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著有汉学名著《中国人的性格》,后来推动了庚子退款及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的建立)记载道,北京市民为了避免迫害,出行时手上都会拿着列强们的国旗,而以日本旗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他旗子多是北京人自制的“盗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涂料就掉色,看上去十分怪异。在刺刀之下,英语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胡同的墙壁上刷上了标语:“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爷开恩,这里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经作为义和团坛口的寺庙门上,也贴上了“God Christianitymen”(上帝基督的子民)。

面对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调整,曾经满大街的义和团们早就没了踪迹,似乎被人间蒸发,人们都将自己打扮成了“拳匪”的受害者,“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么自然”(明恩溥语)。

“文明”的招牌

一个名叫川岛浪速的35岁日军翻译,应日本派遣军司令福岛安正的再三请求,在日占区开始指导警务工作。日军设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长、事务官和宪兵均由日本警官担任,巡捕则雇佣中国人,成为北京的新警察,在最为动乱的数月间在辖区内迅速恢复了秩序,日占区因此成为北京最早恢复市面繁华的区域。

川岛浪速还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国人参与“警务速成训练课程”,随后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复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给负责留守的大清国中央领导人、庆亲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局势稳定后,另一位国家级领导人、肃亲王善耆,应日本公使的要求,从清军中精选了240名士兵,组成了“巡捕队”,臂缠白箍,上盖“安民公所”大印,腰间挂着佩刀或马棒,执行巡逻,开创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肃亲王因此与川岛浪速成为哥儿们,甚至其女还拜川岛为义父,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日军在占领区内显示出严明的军纪,这几乎得到了西方记者、外交官及军官们的一致认同。美国随军记者、《纽约时报》的奥斯卡(Oscar King Davis,当时派驻菲律宾,随美军第14团从马尼拉前往北京)为著名的《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详细报道了各国军队在京津地区的抢掠情况。他观察到,俄、法军军纪极坏,到处烧杀抢掠,而日军与美军相对恪守纪律,其中,日军的纪律更为严明。他引用一个西方军官的话说:“作为基督教国家的一名军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见到一名被我们长期地称为异教徒的日本军官,他说抢掠是不对的,并且绝不允许。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的人都在抢掠,而他的人没有。我无法阻止抢掠,而他却能。”

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 Oike Conger)在其写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提到:“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回到北京时,先是悄悄溜进日本人的辖区,因为他们最信任日本人。后来,这些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到城里别的地方去,他们立刻就涌进了美国人的辖区,挤满了街道,并留了下来。”

在八国联军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战役中,日军几乎都担当了攻坚先锋,伤亡惨重,占到联军总伤亡数的40%左右。日军作战凶悍,给其他国家的军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外交官小田贝(Charles Denby, Jr, 1861-1938)给《哈泼斯周刊》撰文,认为“那些在联军中与日军曾经并肩作战的他国军队,今后如果不得不与日军为敌,一定会犹豫再三的”。

抢劫的秩序

当然,日军绝非不沾荤腥的猫,只是与其他军队的涣散相比较,日军更为克制、更有约束,甚至在抢掠方面也更有组织纪律性。

当联军大多数官兵到处为自己寻找发财机会时,日军却在严密的组织下,直插大清国的财政部(户部,办公地点在今公安部地址),一举掠走库存白银近300万两。同时,他们从各衙门抢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开,成为国际史学界最为期待的宝库之一,以期填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资料空白。

除了集团性的抢掠外,日军个人也参与抢掠,但与其他国家军人相比,他们更为隐蔽。《中国与联军》一书作者、英国画家、作家亨利(Henry Savage Landor)在现场观察到:“日本军队在抢劫时与西方列强毫不相同,显得十分有文化、有内涵”,他们在中国人的房子里搜寻古瓷器,还聚在一起认真欣赏,如果不带走,便轻轻放回原处,“而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更不用提德国人,他们除了碰到坚固的铜块、石块之外,没有不打碎、弄弯、弄脏以及损坏的……日本人也抢掠,但他们抢掠的方式是沉默、安静的,他们不把东西乱扔,不摔碎,也没有任何不适当的艺术破坏。他们任意拿取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但是做得是这样精细,以致似乎完全不像抢掠。”

军纪逐渐败坏

日军在北京的表现,几乎给西方世界一个“仁义之师”的形象,后世的日本右翼以此为依据,来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所有对日军残暴的指控。同样是占领中国的首都,但1937年日本人何以在南京如此残暴?

第二次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中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被控在中国华[0.14 -2.10%]北地区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但他在战地日记中却对日军军纪败坏有过深刻的分析。冈村宁次承认,“在这40 年中(从甲午战争起算),我官兵在战场上的道义,特别是对现地居民的道义,比过去显著降低,则是不应掩饰的缺点。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北清事变(即八国联军战争)、日俄战争当时的日军,无任何掠夺、强奸行为,这是为许多外国人写的材料所证实的。然而,同样的日本人,现在却有不少人对当地居民有虐待行为。嘴上高喊‘圣战’,高喊‘八纮一宇’,但事实却与此相反。今昔对比,使人难以想象。”

他总结出,日军的军纪比八国联军时下降的表现是:一、对上级的服从性下降(表现于犯罪统计、言语态度、敬礼等);二、性道德下降(表现于强奸、随军有慰安妇);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为图省事,将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弃之路旁;偷盗其他部队的马匹成风;侵占送往前方的慰问品等等);四、干部有犯强占、收贿者;五、有借口处理麻烦而杀害俘虏的野蛮作风。

冈村宁次认为:“我们身为指挥官,固然责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从内地社会直接到战场上来的,所以社会的责任也很重大……现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日本国民之罪。” 他认为,日军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国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闭塞、对国际事务缺乏理解、缺乏宽容和怜悯弱者的仁义教养等”。

在冈村宁次看来,战争的扩大化、长期化,导致了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官兵得不到及时的培训,军队整体素质大为下降。而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时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养出来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军风纪的涣散,可以说是国民伦理观念下降和忽视教养的反映。维持严明的军风纪,当然主要依靠部队本身严格切实的指导与监督,但与直接掌握兵员的下级干部的素质,有着重要关系。”

根据宫崎周一的分析,八国联军入侵及日俄战争时,日军官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现役兵,各级军官也都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因此,“保存了团结服从以及军风纪各方面的优良风习”。但在二战中,因为战争扩大,军队数量急剧增多,“传统的优良风气越来越少,新建或改编的部队,有如掺水的酒,军队传统的优良风气丧失殆尽。特别是应征的下级干部,除个别人外,在觉悟、信心及知识能力等方面,多数都不够格……”他甚至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日本社会风气,认为是日本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严重侵害:“日清(甲午)、日俄之战,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当时全国军民举国一致,斗志昂扬,成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但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七七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缘木求鱼。”

平心而论,没有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不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做到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当日军士兵都敢偷盗司令长官的战马时,冈村宁次也只好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虽然发布了大量标语训令,但是也只能在日记中感叹:“‘讨蒋爱民’的标语到处张贴,但毫无实效。”

随后,义和团运动迅速转化为暴力排外事件,而日本驻北京使馆的书记员杉山彬被清军杀死,成为第一个死亡的外交人员。驻扎在天津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向东京紧急报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冷处理。在内部,他们必须对南北战略进行权衡,而在外部,他们必须先征询列强的意见,以免无谓树敌。实际上,他们此时的重点依然是南方,军部甚至电令台湾总督,立即做好军事动员,准备随时武力进占厦门。

此时,华北局势日益糜烂,列强们纷纷增派军队,日本的宿敌俄国更是一马当先,在东北地区大举增兵,矛头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而与日本同样心急的,还有俄国的第一敌人、当时世界老大英国。英国的军力被南非的布尔战争所牵制,不得不从澳洲、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调兵(参阅本报2月8日《北京城里的澳洲军旗》),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日本,一是解决北京问题,二是牵制俄国北极熊。

日本人很沉得住气,不见兔子不撒鹰,当英国表态希望日本出兵2万~3万人时,它依然要求英国驻日本公使帮助向列强征询意见。俄国和德国起初坚决反对,但随着局势日益危急,各国与驻北京使馆的联络全部中断,也只能同意动用日军。英国方面更是起劲,主动表示日本出人、英国出钱,所有军费由英国负责。经过这样的千呼万唤,日本才宣布派遣驻扎广岛的精锐部队、陆军第五师团进军中国。在参与八国联军的全过程中,日本人在处理与列强军队、中国政府等各方面关系时,韬光养晦,十分低调,成了个几面讨好的“琉璃蛋”。而保持严明的军纪,展现日本军人的“新形象”,自然是它的重要措施。

而在南方,日本则大打出手,出兵占领了中国厦门。但南北两线作战,遭到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的坚决反对,当俄国从北京首先撤军并收缩到东北,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构成巨大威胁时,尤其是列强也纷纷派出舰队前往中国福建时,日本政府才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厦门事件”。

自此,日本在东亚的战略重点转向北方,四年后爆发了惨烈的、被国际史学界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

“闷骚”的尴尬

日本在八国联军中表现得十分低调,除了本身在中国福建的战略考量外,还有被迫韬光养晦的无奈。此时的日本,正是西方大肆宣扬的“黄祸论”的首要攻击目标,除了英国老大哥外,日本其实已经被西方孤立了。而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正是打破孤立的好时机,而关键就在于既要“任劳”,也要“任怨”。

日本此前在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推动下,“黄祸论”在西方甚嚣尘上。为了分化中日,西方、尤其是俄国和德国,对中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八国联军时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在1896年与李鸿章一道参与沙皇的加冕仪式,也先后顺道访问了柏林,李鸿章到处受到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而山县有朋则只得到一般的接待。

种族战争此时也成为日本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日本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近卫笃麿公爵,在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杂志《太阳》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近卫笃麿公爵写道:“我认为,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种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心中。”(参阅本报2009年6月8日长篇《黄祸:中国威胁论的前半生》)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的友情攻势,猛送秋波。1897年,俄、德两国大演双簧,分别夺取了青岛和旅大,伤透了心的大清国,再度转向同文同种的日本。两个浴血搏杀的东亚邻居,突然变成一对“欢喜冤家”,并且在军事领域率先进行了全面的合作,而主导其事的正是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日本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及此前抗日调门最高的张之洞。

自此,中国与日本开始进入为期10年的蜜月期,而当“戊戌政变”后,重新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慈禧太后亲自拍板,大清国派出了密使,携带专供两国皇室联络的密电码,希望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代表团在日本受到了隆重的高规格接待,但是,面对西方铺天盖地的“黄祸”论调,对于大清国抛出的结盟绣球,日本最后并没有接受。

当义和团运动给列强们攫取在华利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时,日本却陷入了作为“闷骚”的两难处境:既想浑水摸鱼,又不想引起西方的任何警觉和恐慌,多干少说、甚至干了也不说,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撕下面具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国联军这根钢丝上的精彩表演,收获巨大。

经此一战,日本与大清政府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得到了加强。日本人在北京占领期间显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给大清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国朝野当做了效仿的榜样。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而日本则成为中国的第一教父。

在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作为战场所在地的大清国虽然宣布中立,但实际上朝野上下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日军,令日本在此获得了显著的“主场”优势。西方也没有被俄国刻意鼓动的“黄祸论”吓倒,英国人甚至反唇相讥,认为真正的“黄祸”并非是日本,而是俄罗斯,这大大帮助日本减少了国际压力。这场中日亲善的喜剧,在日俄战争后,因为日本完全继承了此前俄国所攫取的在华特权,戛然而止。大清朝野最后发现:最该当心的还是这位“侏儒”兄弟,在“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的背后,是丝毫不亚于北极熊的贪婪和冷酷,并在三十年后彻底暴露出了野蛮之师、虎狼之师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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