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新一輪大選在即，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2009年上任，一晃幹了十年了，以色列上上下下，人人都在談他，談最近這十年的相對安定與未來的隱患。內塔尼亞胡是右翼利庫德集團強硬的領袖，以堅決打壓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來保證國人的安全，看上去，他確立的國策仍然會延續下去。

而最落寞的是工黨，1948-1977年，以色列建國後的三十年，都是工黨執政。這個左派政黨，“勞工猶太復國主義”路線的推行者，通俗點說，是有“理（幻）想”的，它渴望和巴勒斯坦人之間，以及和周圍的阿拉伯國家之間實現永久的和平。工黨最有誠意的一次和平努力，當屬1990年代初，拉賓第二度出任總理，在其策動和克林頓美國的中介下，與巴勒斯坦解放陣線首領阿拉法特簽訂了《奧斯陸協議》。這個讓世人矚目的協議給拉賓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也招來了殺身大禍。1995年11月4日夜，拉賓在一場《奧斯陸協議》支持者集會上，遭一名極右翼分子刺殺身亡。

工黨隨着拉賓之死而徹底走了下坡，雖然其間有過短暫復興，但到2019年，工黨在國會里的議席縮水到了個位數。然而，以色列人可以不同意拉賓的做法，卻不妨礙他們愛戴拉賓，視拉賓爲人民的一分子。在以色列，就政治領袖而言，其人品和從政業績總是被分開看待，對國家和人民忠誠，爲人質樸、平易、幽默，這些能爲一個領袖贏得最大限度的尊敬。工黨諸領袖，從“國父”本-古裏安、列維·艾希科爾到果爾達·梅厄、拉賓、西蒙·佩雷斯，俱各如此，沒有例外，而耶胡達·阿夫納的《以色列總理私人史》一書，便可以爲證。

書名裏的“私人”一詞，絕無“我和XX不得不說的故事”的意思。它的英文原詞是“intimate”，稍稍翻閱就知道，阿夫納的敘述非但沒有披露隱私、製造賣點的意圖，反而讓普通讀者，哪怕是對某總理一無所知的讀者，都能感到其人的親切。阿夫納生於英國，1947年後他成了以色列人，後來從政，先後輔佐過四任總理：列維·艾希科爾、伊扎克·拉賓、果爾達·梅厄、梅納赫姆·貝京，其中頭三位都是工黨的人。阿夫納當然見過工黨的締造者、同時也是首任總理的本-古裏安，但是，當他成爲總理助理和新聞發言人的時候，輔佐的已經是第二任總理列維·艾希科爾了。

論存在感，列維·艾希科爾並不強，國際上的名氣也是該國諸總理中最小的。可是以色列人讚許他的性情溫和、容易親近，特別是愛開玩笑。阿夫納寫下了他初識總理時的交談，總理探問其婚姻、有無兒女等等，然後微笑搖頭，表示男人一旦拖家帶口就算完了。一天工作結束後，總理會問自己的司機說“作爲你的總理，我今天干得怎樣？你還滿意嗎？”但趣聞軼事當不足以詮釋總理的“核心競爭力”。阿夫納說，列維·艾希科爾是個“思想者”，就領導風格來看，是個“安靜的說客”。

在對大局的認知上，列維·艾希科爾具有現實主義者過硬的素質，從不馬虎。1964年，敘利亞着手從約旦河上游引水，企圖切斷以色列的水供應，局面頓時緊張起來。在一次求助晚宴前夕，列維·艾希科爾囑咐阿夫納寫一份演講稿，初稿出來，總理很不滿意，他說，我們求到外援是第一位的，可阿夫納卻企圖跟在座者大談“我們”以色列人自相矛盾的性格，簡直是十足的書生。總理發表瞭如下的訓斥：“小夥子，你腦子裏在想什麼？你難道不明白我們仍處於戰爭之中？我們仍然被包圍着。我們仍然面臨恐怖主義。我們仍然面臨威脅。我們仍然在不斷接納成千上萬的移民。你怎麼可能希望我們是個正常國家？我們是一羣形形色色的長途跋涉回家的部落，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精神包袱。”

這些話，其實每一任總理都會講，每一任總理都要對自己，也對別人反覆確認一個事實：我們沒有共識，爭議是我們的存在方式。以色列是一個純正的移民國家，來自俄羅斯的移民，來自也門的移民，來自古巴的移民，來自埃塞俄比亞的移民，來自摩洛哥、伊拉克、法國、德國、美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雖然都是猶太人，互相卻能雞同鴨講，更不用說還有宗教信仰程度之間致命的分別（“深度”信仰者的存在，他們組織的黨派，向來讓廣大世俗化的以色列猶太人厭惡至極）。爲此，一國之總理必須持守的一條原則，就是爲國家爭取利益。年輕的阿夫納，在總理助理的位置上學到的第一課，就是這個。

列維·艾希科爾1969年初逝世，他在任期間，以色列打了著名的“六日戰爭”。書中記錄了戰爭前夕，領導人之間的激烈爭論，梅納赫姆·貝京，當時還是反對派領袖，卻在戰爭決策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是絕對的鷹派，在國際事務中一向堅持主動出擊的戰略，聲稱以色列對於自己的土地擁有有史可查的歷史所有權，這種觀點，對於左派以及被壓制的巴勒斯坦人來說是片面之詞，極端點講可以判作“謊言”，但對於以色列的國家利益而言，卻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立場。“貝京很重要，”阿夫納說，“對猶太曆史，他擁有一種獨一無二的、包羅萬象的感覺。”

貝京憑着這種右派立場來爲國家效勞。如果說列維·艾希科爾及其繼任者梅厄和拉賓都是“坐總理”，貝京則是政府裏的“立總理”——總是站着，雖然不是能說了算的人，卻比坐着的人高，忙忙碌碌，讓三任政府裏充滿響亮的反對聲。“六日戰爭”前那幾天，就究竟是主動出擊還是忍耐，等待國際力量有所動作，貝京和列維·艾希科爾爭吵到最後一刻，才形成了共識。以軍發起突襲，給了陳兵邊境的敘利亞和埃及的精銳部隊以毀滅性打擊。“六日戰爭”挽救以色列於危亡之中，貝京絕對是其中的功臣。

那幾年以色列經歷的戰事，都很有意思：1956地區性的西奈衝突，1967的“六日戰爭”，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一次次交鋒都以以方勝出告終，這個國家由此在世人眼裏留下了團結、果敢的好印象，可是實際上，每一次重大決策之前，政府要員，各政黨的當家，互相之間都是一派彼此死磕的模樣，以至於每一次成功都像是“僥倖”。在列維·艾希科爾身邊幹過，阿夫納對此有了第一手體驗，如果能夠，他也會很樂意地援引一句中國古話——“兄弟鬩於強，外禦其侮”——來描述這個現象。

在列維·艾希科爾之後，阿夫納爲拉賓工作了一段時間。1974年，拉賓繼任辭職的果爾達·梅厄當總理，這是他第一次出任總理，國內一團亂，經濟也上不去，終於導致了1977年貝京獲選爲總理，結束了工黨之前三十年的主政。然而，就像貝京在工黨時代繃着一張臭臉，同工黨歷任總理們共度時艱一樣，拉賓在貝京上臺以後也繼續爲以色列謀劃一個理想的未來。這兩個人心裏裝的都不是政黨的利益，都不是隻掛念如何奪權；他們都是赤誠的愛國者，扛着激烈的政見分歧，苦苦思慮怎樣做對國家最爲有利。

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間的持久敵意，讓拉賓意識到，一個穩固的外援多麼重要。冷戰中的世界裂成了兩半，蘇聯站到了阿拉伯國家的身後，“六日戰爭”中敘利亞、埃及和約旦都借重了蘇聯的武裝，那麼以色列應該爭取誰的支持？答案不言而喻。戰後，時任國防軍總參謀長的拉賓主動向列維·艾希科爾提出去當駐美大使，讓後者喫驚，以爲自己聽錯了：“你是說，你願意站在冗長乏味的雞尾酒會上，坐在煩人的宴會上，去參與那些外交官不得不玩的、枯燥沉悶的外交遊戲？”

話語中有一種深情，非常inti－mate。兩個人在黨內和政府內外合作已久，列維·艾希科爾很清楚拉賓謙虛、質樸、“接地氣”、不喜歡任何官話和場面話的性格。但他並沒有阻止拉賓上任。很快，阿夫納也去到拉賓身邊當副手，目睹了拉賓如何在1968年尼克松同休伯特·漢弗萊競選總統時，站到了尼克松的一邊。尼克松勝選後，拉賓能夠得到白宮新任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欣賞，能與五角大樓的將軍們探討越南動態，給出犀利準確的預見，“華盛頓的人開始注意這個傢伙——這個經常和基辛格結伴同行，還能不時面見美國總統的大使。”

事實證明，拉賓的貢獻不下於貝京。與美國的結盟，爲曾飽受戰爭折磨的以色列贏得了機會，也讓日後的貝京政府從中大大受益。拉賓在談到自己討來的駐美使命的時候，一番話讓貝京都感到意外：“一個以色列外交家，必須善加利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敵對。一個以色列外交家，倘若既不願也不能在複雜的美國政治裏使出自己的手腕以增進以色列的戰略利益，那麼他還不如收拾包袱回家去。”

特別之人做特別之事，貝京與拉賓，都是“特別之人”。貝京是個鷹派，認爲武力是一切的後盾，曾領導臭名昭著的恐怖組織“伊爾貢”，可是他在任總理期間，利用埃及新任總統安瓦爾·薩達特的個人意願，成功促成了以埃和談，從此，昔日的大敵埃及不再與以色列爲敵，至今以色列西南邊境保持穩定。而拉賓，他出身行伍，作爲將軍贏得了民衆愛戴，可誰能想到他還能開發出外交技能？又有誰會料想到，憑着與美國的盟友關係，也憑着罕見的政治想象力和勇氣，他能在第二度出任總理之後，邁出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這冒險的一步呢？

在諸多政治人物的回憶錄中，阿夫納的這本書是有些不尋常的。他這個級別的官員，在寫回憶錄的時候，把自己放在第一主角的位置，企圖“書寫歷史”，實屬正常現象，更何況，和出生英國、後來效力以色列的著名人物，例如摩薩德的第九任主席艾弗萊姆·哈列維，還有摩薩德間諜和外交家戴維·金奇相比，阿夫納的履歷一點也不遜色；然而，在這部《以色列總理私人史》中，他始終自甘陪襯，以“年輕人”的身份去陪襯那些大人物，反映他們與衆不同的人格魅力和細心。他寫了自己在給艾希科爾當助手時的尷尬（艾希科爾發怒道：你要是再給我寫這些一點也不通俗的句子，我就另請高明瞭）；他還寫過一件事，發生在傑拉爾德·福特任總統期間的一次晚宴上。

當時，作爲賓客的阿夫納要了一份“潔食”（按照猶太教教規制作的食品），這份菜上得最晚，樣子卻十分特別——特別豪華，引起了一陣騷動。在場的時任總理拉賓見狀，立刻向福特總統耳語了幾句，於是福特帶頭站起來，祝阿夫納生日快樂。在場者跟着站起，齊聲喚道“生日快樂，耶度哈（Yeduha）”——他們的眼睛都看到了餐桌上的銘牌，那上面把“耶胡達”（Yehuda）給錯拼成了“耶度哈”。

但那天並非阿夫納的生日。事後，阿夫納問拉賓，爲何要跟福特總統這麼說。拉賓答道：“那我怎麼說——告訴他實話？如果真的說實話，明天報紙的頭條就會說，你在喫猶太潔食，而我沒有，然後宗教黨派就會抵制結盟，我就會遭遇政府危機。”

這就是以色列政治的實情。如列維·艾希科爾所說，小小一個國家，全是移民，政見紛陳不一，黨派、集團林立，討論芝麻大的一點事情，都能分的聲音永遠淹沒合的聲音，一點點把柄讓人抓到，就或引起一場“內訌”。總理最怕的就是無法團結絕大多數政黨，導致政府不穩，決策難行，而這樣一場危機，有可能就是遠在白宮的某場晚宴上的一盤菜引起的——可見拉賓多麼高明。可是，同一場宴會上，當福特夫人邀請拉賓起身跳舞時，這位深謀遠慮的總理當場面紅耳赤，他勉強站起來，舞步十分拘謹，幸虧基辛格及時從旁解了圍。

拉賓就是這樣一個人，從裏到外都那麼真實。以色列人會激烈地反對《奧斯陸協議》，卻很少否認拉賓個人達到了偉大的境界，認爲他的死，是一場真正的國家悲劇。《以色列總理私人史》一書沒有寫到《奧斯陸協議》時期，但阿夫納也由衷地欽佩拉賓。他在書中，將拉賓和基辛格這兩人的關係放在十分顯要的位置，正是這二人的結好，鑄就了華盛頓和耶路撒冷之間緊緊的牽手。基辛格尤其是一枚關鍵的棋子，他是在二戰前夕從德國逃到美國的猶太人，他認爲這段經歷不光彩（因爲他的同胞大多被納粹害死了），因此不願被人認作猶太人。拉賓正是瞄中了這一點，去說動了基辛格，使他在以色列/阿拉伯的糾葛之中毫無保留地站在前者一邊，以對心中的內疚有所補償。

在阿夫納看來，基辛格是一個爲了另一個國家的事情殫精竭慮的“利他者”；與之截然相反的，則是梅納赫姆·貝京。貝京是個只爲本國人民（確切地說是所有猶太人民，不包括那些拿着不完全的以色列國籍的非猶太人，如巴勒斯坦人）考慮的政治家，阿夫納傾心工黨和拉賓的一邊，也不支持貝京，他說，貝京本質上就是個恐怖分子，素信聖經裏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爲了本國和猶太人的利益，不惜拿出最強的手腕。

可是，貝京上任總理後，和前任拉賓一樣，也邀請阿夫納來做自己的左膀右臂。阿夫納遲疑之下，找拉賓拿主意，拉賓回答：你就不要推卻了，貝京是一個“誠實而負責任”的人。擯棄黨派之見，任用一個曾被敵對黨派任用過的人，這種“佳話”，對以色列政治家來說，真不算什麼。

《以色列總理私人史》一書雖然累累表達對拉賓的熱愛，卻又讓貝京貫穿全書的首尾：這本書的時間線終止於1992年貝京逝世時，而它的開端則說到了童年記憶：“我第一次見到貝京這個如雷貫耳的名字是在1947年”，在曼徹斯特的一個猶太教堂的牆上，阿夫納看到一行血紅的字：“絞死猶太恐怖分子貝京”。當時英國託管巴勒斯坦，貝京的組織策動了無數次爆炸和暗殺，逼使英方撤出這片是非之地。那是他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而到了晚期，先是同貝京簽訂和議的薩達特慘烈遇刺，然後是貝京的愛妻逝世，最後是貝京自己，帶着一腔鐵血進入到心境黯然的暮年。他卸任總理後隱居了九年，卻未曾留下一部回憶錄給這個“時而充滿敵意、時而冷漠的世界”。

阿夫納的書，也算是給貝京代筆的回憶錄了，我們看到一個恐怖組織的領導人是怎樣一步步進化爲負責任的一國總理的，也看到以色列人對他們的總理所持有的那種普遍態度。政見可以衝突，但人品不可有疵，一個負責任的謀國之人終將受到全民的認可。阿夫納的寫作，算不上文采飛揚，身爲“insider”——當事人，他也謙虛地說，自己在職期間隨手寫下“老闆”們的言行，就爲了將來有一天會派上用場。那麼這本書出了，就是“用場”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