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中國的考古界又傳來一個好消息。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將中國提名項目“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我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55處，位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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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遺址從發現遺址，到申遺成功，這83年期間又發出了什麼樣的動人故事呢？

1936年，一個年僅25年的青年“無意”中發現了良渚遺址。這個青年叫施昕更。施昕更當時在浙江省西湖博物館從事地質礦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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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杭州古蕩老和山在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時，出土了一些石器，結果引起了浙江省西湖博物館的注意，他們聯合吳越史地研究會合作對遺址進行試掘。結果，參與現場發掘工作的施昕發現有幾件器物“似曾相識”，特別是一種長方形有孔的石斧，在他的故鄉良渚很常見。他心中一怔，這有什麼千絲萬縷的關係呢？

於是，施昕更回到良渚進行考證調查。功夫不負有心人，很快他在良渚鎮附近棋盤墳的乾涸池底發現了一兩片“黑色有光的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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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西湖博物館的支持下，施昕更主持了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通過連續三次進行發掘，發掘出大量文物，其中石器和陶器500餘件，足足兩大筐。同時經調查“發現了以良渚鎮爲中心的十餘處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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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施昕更完成了上萬字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一書。他在書中詳細介紹了發掘經過、收穫，還寫到：“我們上古的祖先，堅忍的開闢了這廣袤的土地，創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們今日追溯過去，應當如何兢兢業業的延續我們民族的生命與光榮的文化呢？”這本考古報告彌足珍貴，後來儘管經歷戰亂年代，竟然保留了下來，並且流傳至今。考古界對此稱之爲2個字：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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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昕更在《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中還把“良渚”作爲遺址的定名做了說明：“最新的考古報告都以地名爲名……我也來仿效一下，遺址因爲都在杭縣良渚鎮附近，名之良渚，也頗適當……”

當時因爲種種原因，考古學者並未採取“良渚文化”的說法。後來隨着江浙一帶的諸多文物在考古發掘中出土，有學者逐漸意識到良渚應當屬於獨立的文化體系。1957年，考古學家夏鼐在《浙江新石器時代文物圖象》的序言中指出，良渚等遺址出土的遺物有其獨有特色。兩年後，1959年，在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文物考古隊隊長會議上，夏鼐又提出了“太湖沿岸和杭州灣的良渚文化”這一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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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相關考古工作的推進，良渚古城遺址更多的實物證據被發現。1987年，浙江餘杭瑤山發現良渚祭壇和貴族墓地；2007年，良渚古城的發現和確認，標誌着良渚遺址進入都邑考古新階段。此後，2009年—2012年發現和確認良渚古城外郭城；2009年—2015年則發現和確認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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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推算，良渚古城總土方量超過700萬立方米，古城外圍水壩工程總土方量超過288萬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高度集權、精心規劃、統籌組織、長期營建才能完成，這是良渚社會進入文明階段的重要標誌。

可以說施昕更是良渚遺址的考古和研究奠基人。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39年，施昕更因爲感染猩紅熱而死，年僅28歲。

其子孫後代卻繼承了他的遺志，潛心守護着他末盡事業，再如今施昕更之孫施時英依然在從事着良渚遺址的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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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施時英在良渚工作也已有25年，目前擔任良渚遺址管理所副所長。他的工作內容不少是瑣碎的事，包含保護區的日常巡查，重點遺址的監測，文物保護宣傳等，常常需要在外頭跑，不比考古一線輕鬆。

申遺成功，良渚古城遺址向全世界提供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印證了五千年前中國長江流域史前社會稻作農業發展的高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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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良渚申遺成功的喜訊，施時英感動的熱淚盈眶，他激動地說：“爺爺的家國情懷深深影響着我，他泉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我會盡力守護好良渚遺址，不給他丟臉。”

據悉，良渚古城遺址公園不久將正式對外有限開放，其神祕外紗也將展露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