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陀:但是如果一個年輕導演在他作品中展現出的美學風格,和西方電影節對菲律賓電影的期望,是完全不同甚至相悖的,那要如何去平衡呢。陀:那如果這些年輕導演想要以後能進入西方這些頂級電影節的圈子,是不是需要去迎合這些電影節對菲律賓電影的某種期望。

上個月上海電影節的一帶一路電影周,我們有幸見到了戛納最佳導演獲得者曼多薩,以及剛憑藉《同義詞》拿下柏林金熊獎的以色列導演拉皮德,於是跟他們簡單聊了一下他們的電影創作。

我質問了這兩位大獎導演:“你是不是在故意賣慘/找噱頭?”

和曼多薩合影

:在《羅莎媽媽》之後,您拍了《藥命哀歌》和《阿爾法,殺之權》,您今年還有一部新片正在後期製作叫《棉蘭老島》。我們注意到這幾部在題材甚至類型選擇上和以往有了一些變化,這是否是您目前這個創作階段的意圖?

我質問了這兩位大獎導演:“你是不是在故意賣慘/找噱頭?”

《羅莎媽媽》

曼多薩:我覺得這個變化更多的是因爲發行渠道,你希望這部電影面向什麼樣的觀衆。比如《阿爾法,殺之權》並沒有去那些常規的國際電影節。所以爲了不在創作理念和美學上有所妥協,你必須要提前思考影片的發行渠道。而國際電影節並不是《阿爾法,殺之權》主要的發行考慮方向。如果有電影節想放映的話,還是會去放的。

我質問了這兩位大獎導演:“你是不是在故意賣慘/找噱頭?”

《阿爾法,殺之權》

:這幾部比您以往的電影更加政治化了

曼多薩:我覺得政治是電影永久的話題,而大家也都很關注菲律賓的政治問題。所以我希望能通過電影展現政治的不同面。

:這些年戛納電影節短片主競賽有幾部入選短片都是您擔任的製片人,這些短片的風格也跟您自己的電影一模一樣。您是通過什麼方式扶持這些菲律賓年輕導演的呢?

曼多薩:實際上這些導演的確是我的學生。他們必須要通過一個學習過程,所以這也是爲什麼這些短片作品的風格跟我的很像。其實我的風格也是從我的導師那裏學來的。

:那您希望這些年輕導演繼續延續這種風格,還是希望他們能照到自己的風格?

曼多薩:當然他們能有自己的風格,包括選擇故事題材時的自主性。我的意思是,美學上可能會很相近,但是故事,主題,他們想表達的,這些都是屬於他們自己的。 由於他們都是來自同樣的電影學校,所以美學都差不多。

:那如果這些年輕導演想要以後能進入西方這些頂級電影節的圈子,是不是需要去迎合這些電影節對菲律賓電影的某種期望?

曼多薩:如果我說不需要的話那就是撒謊或者虛僞了。只是我們不需要把這個當做我們創作的終極目的,年輕創作者的當務之急仍然是找到自己的聲音,作品的獨特性。這是一個需要不斷學習並且始終對電影創作抱有熱情的過程。當你的作品足夠成熟了,那自然就有電影節向你招手了。

其實對我個人而言,“一個導演需要被頂級電影節認可”這種說法挺過時的。我當時第一部入選戛納的電影,我都沒有報名,是戛納選片人到菲律賓來,看到了我的電影,連字幕都沒有,就要了。其實很多年輕人會說自己沒有頂級電影節的人脈,不認識這些選片人。我當時也是這樣,我跟朋友說,我們需要找一個法國製片人,這樣才能把我們的作品推去戛納。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如果你的作品夠獨特,這些選片人會自己找上門來的。

我質問了這兩位大獎導演:“你是不是在故意賣慘/找噱頭?”

:但是如果一個年輕導演在他作品中展現出的美學風格,和西方電影節對菲律賓電影的期望,是完全不同甚至相悖的,那要如何去平衡呢?

曼多薩:我覺得你要認識到,一部菲律賓電影就是一部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電影,你需要爲這樣的電影這樣的故事找到它的觀衆。每當我突然換了一種敘事風格或者故事題材, 這些西方電影節的選片人就會覺得震驚,“你爲什麼要這麼做”。因爲他們已經對我的電影有了預判和期望。如果你來自一個發展中的國家,那麼你可能想要去講述貧窮展現腐敗。但實際上我們講述這些,是因爲這些問題真的在影響我們國家,而不是因爲我們

在迎合誰的口味。

所以當我看了去年金棕櫚《小偷家族》,我就覺得這裏面的故事對我們來說也太習以爲常了。如果把《小偷家族》的故事移植到菲律賓,估計沒人會覺得震驚。 只是因爲它來自日本,一個發達國家,所以大家才震驚,他們不敢相信這種情況的存在。但對於我們菲律賓來說,這太正常了。所以從某種層面來說,這跟世界政治也有關。

我質問了這兩位大獎導演:“你是不是在故意賣慘/找噱頭?”

: 那如果您的作品突然不符合戛納電影節選片人對你的期望,他們沒選,那您是否會因此去調整自己的創作,讓之後的作品繼續迎合他們的期望?

曼多薩:我不會去刻意迎合。如果戛納不喜歡我的作品,那我去其它電影節就是了。這些電影節的確會對我們亞洲導演的作品有某種刻板印象或者像你說的,某種期望。但是我不會刻意去迎合他們。 如果我的故事需要我用另一種美學風格去講述,那我就會這麼做,而不會收到電影節選片口味的限制。重點還是要跟着你的故事走,你的故事需要什麼樣的美學風格,你就用什麼樣的美學風格。而不是電影節想要什麼樣的美學風格,你就依葫蘆畫瓢。歸根到底來說,你電影的內容和形式是必須相融合的。

:那如果去不了頂級電影節,這會不會影響到您作品的融資和發行。

曼多薩:至少沒有影響到我。實際上我現在拍的沒去戛納電影節的電影,比我之前拍的去戛納電影節的電影,要貴好幾倍。 所以在我這裏反而是成本低的電影,去了戛納。

:您剛纔提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電影有某種隔閡。那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電影創作者來說,在展現貧困的時候,要怎麼避免淪爲Poverty Porn(賣慘)?或者您是否認爲自己的電影是Poverty Porn?

曼多薩: 哈哈哈哈哈哈。當人們說我喜歡拍Poverty Porn的時候,只是因爲我喜歡展現貧窮。

:我個人並不覺得您的作品是Poverty Porn哈哈哈,是有不少影評人這麼認爲。

曼多薩:是的,很多。我覺得區別在於,你想要展現的是貧窮,還是展現 正在經歷貧窮的普通人。在我電影裏面,主角只是恰好是窮人。我想要講的是關於這些人的故事,而不是關於貧窮本身。 而我爲什麼要講述這些人的故事呢?因爲菲律賓大多數人都是窮人啊!80%的菲律賓人都在經歷貧窮。 所以這不是Poverty Porn,而是菲律賓人們經歷的日常生活。

:我注意到您早期的作品中有LGBT元素,但後來都沒有了。

曼多薩: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我還有很多LGBT故事想要講述。只是現在手上有太多項目,得一個一個來。所以我遲早都會繼續講述LGBT故事。

:那在菲律賓拍攝LGBT電影會有困難嗎?

曼多薩:我們是一個天主教國家,非常宗教化,所以可想而知會有困難。但除此之外,菲律賓可能全球對LGBT羣體最包容的國家之一。這的確有點諷刺, 在菲律賓LGBT就像是一個“所有人都知道的祕密”,我們不會去公開討論,但實際上又隨處可見。

我質問了這兩位大獎導演:“你是不是在故意賣慘/找噱頭?”

衝着鏡頭打招呼的拉皮德

陀螺電影:我們都知道您的《同義詞》剛剛在今年的柏林電影節拿到了金熊獎,聽說是您2000年搬到巴黎之後的個人經歷啓發了這部電影?

拉皮德:在經過3年半的軍旅生活,一年學習哲學,在那之後突然有了一種感覺,想要離開以色列,想要逃離,拯救自己。於是過了一陣子,我就來到了巴黎。

螺電影:你是在什麼時候決定要拍這部電影的?

我質問了這兩位大獎導演:“你是不是在故意賣慘/找噱頭?”

《同義詞》

拉皮德: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很久以前我其實並不對電影有太大的興趣,那個時候我比較喜歡寫作,喜歡看小說。到了後來我開始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和感覺,但我不知道應該拿它們怎麼辦,那時我遇到了電影。於是我在以色列上了電影學校,開始用電影這種形式記錄我的想法和感覺。拍《同義詞》一開始看起來並不現實,因爲我想不到會有什麼人會對這樣的一部電影感興趣,比如法國人,他們會對我的視角下的巴黎感興趣嗎?好在後來我的一些電影作品取得了一些成功,就有法國製片人聯繫我,問我手上有沒有什麼項目,我們在巴黎去喝了一次咖啡。

那個時候我一直在試圖想出一些愚蠢的關於巴黎的想法來打動他們,後來我突然在我早年的筆記裏找到了一些東西,我意識到這就是我想“重建”的巴黎,我想拍電影就是想要把這些紙上的想法重現在影像中。

螺電影:爲什麼你塑造了這樣一個複雜的主角?尤其是他迷茫複雜的性取向上。

拉皮德:因爲我相信生活就是這麼複雜的。我不覺得男主角是個複雜的人,我盡力塑造了這樣一個角色,他和他的矛盾,他的脆弱都完全暴露在自己的生活中,暴露在觀衆面前,在他人生的這個階段裏,他完全無力隱藏圍繞他的這些矛盾,我們都可以看到。我在試圖讓電影和人們生活的距離,哪怕只有一點,可以近一點。

至於性取向的問題,很明顯你可以看到在電影的前五分鐘,你就會發現他是一個很迷人的人。在電影中他和一個女人發生了性關係,同時他也和男人調情,但並沒有發生實質關係。這是一個身份認同的命題,他的性向是不穩定的,不是完全的直也不是完全的彎,這只是他人生的一個階段的一種表現。他是個戰士的同時,也是一個舞者,他在試圖打開法國的“門”的時候同時也在試圖打開性的“門”。

螺電影:拍攝過程中遇到了什麼挑戰?

拉皮德:最大的挑戰就是巴黎。因爲巴黎是這樣的一個城市,不管你是小導演還是知名大導演,你都能在這個城市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們隨便就可以列舉出20部在巴黎取景的世界名作。要拍攝巴黎很困難,巴黎不是我的城市,但我又對她有着一些特別的感情,找到“我自己的巴黎”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雖然我不太適合評價自己的電影,我覺得這部電影對待巴黎的方式,就像它對待電影本身的方式一樣,混雜着尊重,和不尊重,有溫和的手勢也有刺痛的耳光。

螺電影:我總是聽到電影人們說,我有很多生活故事,但我不知道怎麼把我的故事變成電影,對此你有什麼看法呢?

拉皮德:有一位法國電影人說過,我們不是在憑空發明出故事,我們只是重建故事。而我的話,我不用記憶重建故事,我把自己的記憶當作基礎。當我想起發生過的事情,我會想:爲什麼它們發生了呢?爲什麼它們不能不發生呢?因爲生活就是這樣,有時很好,有時卻令人失望,我們回憶的時候肯定都會想“啊那件事沒做真是遺憾”。我看事物的方式不太一樣,當我看到一件事物時,我會看到它“本該”有的樣子。

螺電影:你先在大學學習了哲學,到了巴黎後開始學習文學,但後來選擇了學電影,能解釋一下這個轉變的過程嗎?

拉皮德:我在巴黎唸書的時候有一個好朋友,那時候我對電影一竅不通,但他有很深厚的家學,懂得很多東西,通過他我開始瞭解電影,開始知道安東尼奧尼、戈達爾、帕索里尼、賈樟柯......也是從他那裏我才知道了那些關於電影的專業用詞,知道執導一部電影是怎麼回事。他還幫助我寫出了第一篇法國電影影評。當我接觸到了這麼多的資源和知識,我終於找到了可以完全地、準確地把真實表達出來的介質——電影,電影可以觸碰到那些真實的時刻。學習哲學的時候,我在尋找世間的現象,而非故事,那時我對故事本身不敢興趣,故事只是一個載體,我試圖觸摸到並且表達出,存在主義的概念,這大概就是我的哲學生涯教會我的東西。至於學,一開始我是個作家,也寫了一些書。

螺電影:很多人說《同義詞》是一部政治傾向明顯的電影,你是怎麼想的?

我質問了這兩位大獎導演:“你是不是在故意賣慘/找噱頭?”

《同義詞》

拉皮德:我認爲我的電影是一部關於生活的電影,而生活是政治的,同時也是個人的。你住在中國想必會明白我說的意思,你的私人生活會被你的政治生活影響,反之亦然。我一直無法理解把個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涇渭分明的做法,我覺得這種事情是不存在的。政治和個人生活是並存的。我的電影,也許一個人說這是一部政治的電影,而另一個人會說這部電影一點都不政治,這都是對的。我說過,我拍電影,是想要觸摸我所認爲的真實的生活,而生活不能被粗暴地劃分。當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政治辯論,它也可以是充滿私人感情的,而也許另一場戲裏人們接吻做愛,但這場戲卻也可以被視爲是政治性很強的一場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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