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本文摘自《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楊奎松著，新星出版社出版

1941年1月下旬，日軍突然對國民黨正面守軍發起大規模進攻，使得兩黨僵持的對抗局面開始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一方面，張衝找到周恩來，提出國共必須找到妥協辦法，而他提議以華中中共軍隊展期北移和將新四軍歸入八路軍增編一軍的辦法，使雙方矛盾得以緩解。儘管張衝聲明純爲私人意見，但中共方面顯然將其視作蔣介石示好的一種表現。

與此同時，由於日軍繼續進攻國民黨軍，顯示出前此中共把事變的發生與國民黨的投降可能相聯繫，並無根據，毛澤東也迅速提出：“日蔣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估計“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因而重又開始設想恢復國內團結的可能性。從中共中央2月2日給各地領導人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雖然仍舊明確要求堅持十二條，“目前絕不鬆口”，但事實上已經提出準備“在適當條件下不拒絕妥協”的問題。隨着蔣用於包圍陝甘寧邊區的中央軍部分東調增援，華中地區國民黨軍隊處境困難，毛進一步判斷，國民黨軍事進攻已經終結，因而其“剿共計劃已經根本打破了”，“內戰已可避免”，國共兩黨“已開始有了妥協的基礎”。

2月中旬，眼看象徵國內團結的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即將召開，各小黨派開始積極設法緩和兩黨關係，國民黨方面也巴不得能勸說中共代表出席。10日，黃炎培等與周恩來討論中共出席條件，雙方最終達成妥協，即可將中共所提皖南事變善後十二條辦法提到參政會上要求討論，並在參政會以外成立各黨派委員會討論國共關係和民主問題。

對此，中共中央考慮後覆電表示同意，強調必如此才能“恢復國共團結、重整抗日陣容、堅持對敵抗戰”。但事實上，正如毛澤東對周所說：目前做法仍是僵局，因爲蔣是不會承認十二條的，哪怕是一部分也不可能。果然，以中共七參政員名義擬就的致國民參政會公函經張衝轉交參政會議長王世傑後，王當即託張衝轉告周恩來：“如此做法，只能促成破裂，決不能威嚇中央，盼其將來電撤回。”對此，在請示延安後，周再告張衝，致參政會公函不能撤回，如國民黨同意商談，並認爲不宜在參政會討論，自可在會外談判。只是在沒有取得滿意結果之前，我們不能出席參政會。雙方爲此反覆交涉兩週時間，未得結果。周恩來明確講：國民黨指責我們爲“奸黨”“叛軍”，如今不僅不道歉，還要我們來給你們捧場，“豈不是侮辱”？

堅持十二條，毛之目的“在於以攻勢打退攻勢”。所以如此，是因爲中共這時認爲國民黨此次對日作戰受損失不大，相反，國民黨對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壓迫和軍事上的進攻，局部地區還有增加趨勢。當然，他仍反對軍事進攻，對於少數軍事領導人強調現在不怕破裂，應組織軍事反攻的觀點，他明確認爲不妥。爲此，他特別強調“必須使部隊高級人員懂得一方面要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動上避免引起過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遲愈有利，愈早愈有害”。而只要不在軍事上進攻，不妨礙蔣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會有大問題，蔣“不投降不會宣佈全面破裂”，因此通過政治攻勢把國民黨打到防禦地位，是唯一的縫合國共關係裂口的辦法，一旦使他不能再進攻了，“國共暫時緩和就有(希望)了”。

但25、26、27日接連三天，張衝再三找周商談，“苦苦哀求”至不惜“爲了國家”願跪下懇求中共撤回公函，因“十二條中，取消命令，取消一黨專政，今天實做不到”。蔣介石這時也再三提到中共出席問題，表示同意選周恩來爲主席團成員。各小黨派更是積極介入，乃至提議組織特種委員會，以蔣爲主席，周爲副主席，在參政會內外共同討論解決國共關係問題。蔣也滿口應允，使多數小黨派領導人備受鼓舞。

但蔣此舉其實並非在重視各小黨派，其實只是在藉助他們向中共施加壓力。因此，當長時間得不到中共同意出席的答覆之後，蔣即公開告誡說：如中共參政員“決定不出席，唯有根本決裂”。結果各小黨派備感緊張。眼看3月1日參政會開幕在即，27、28日兩日各小黨派代表接連與周恩來、董必武等商談至半夜，力勸中共設法出席。28日，各方更星夜等候來自延安的答覆。各小黨派領導人齊集張君勱家等至半夜始散。梁漱溟離開張家後又在黃炎培家與黃整整等了一夜周恩來的電話。救國會沈鈞儒、陶行知、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等也開會至半夜討論中共出席之利弊。蔣介石的待從室這天夜裏也幾次打電話問王世傑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各黨派電話不斷，一些人更親自跑至曾家巖辦事處來，懇求中共代表出席大會。

鑑於撤回十二條絕無可能，而對中共友好之各方態度懇切至極，爲表示“仁至義盡”，中共中央最終決定提出臨時辦法十二條，不提取消蔣令、取消一黨專政以及懲辦何應欽等國民黨無法辦到的要求，只要求承認中共兩個集團軍共六個軍；承認邊區及敵後抗日政權的合法地位；華北、華中、西北防地維持現狀；釋放葉挺及所有被俘幹部等。中共中央指示周，可以周或董個人名義向張衝提出，“在以上各點見之明令及事實後，我黨可以出席參政會”。

周3月1日凌晨得到延安電報，一早就和董必武去見張衝，示以中共新條件，並說明必須使參政會延期兩週纔有商量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張衝當時即打電話給蔣介石，蔣在電話中要求張轉告周，無論如何請董必武、鄧穎超先出席當天的參政會，參加選舉主席團。周再見黃炎培、江問漁、梁漱溟等，說明必須延期之理由，但黃等表示無法做到。隨後張衝、黃炎培、沈鈞儒、左舜生、梁漱溟四人又先後奉蔣之命前來曾家巖請董、鄧出席，均被董、鄧所拒。如此這般勸說一早，當天的參政會開幕式也被迫拖後一小時。

據黃炎培說，蔣到會講話“無精打采”，國民黨參政員也因事先打過招呼而一反常態地“鴉雀無聲”，“任各小黨派代表提議”。結果，各小黨派代表動議延期一天選舉主席團，以待再勸中共參政員出席。會後，張衝及各小黨派負責人又紛紛來勸。但對中共的臨時辦法十二條，張衝誠懇表示，多數都可設法，但擴編軍隊爲兩集團軍六軍難以做到；維持防地問題基本精神仍須遵守《中央提示案》，敵後政權須照新縣制設置和組織，等等。

注意到這種情況，在重慶的中共代表都感到：“此次參政會我們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響”，“參政會的文章已做到頂點，應該轉個彎了”。考慮到“現在全重慶都在等待我們消息，盼望我們出席”，他們顯然傾向於就此下臺階。他們因此建議：“將停止軍事進攻，政治壓迫十項要求（共有二十多件）於開會前直接見蔣，並當面交他，請蔣立刻負責解決，其他基本問題，在參政會開會時討論。”他們唯一感到猶豫的是：“一切談判均無保證，而且還未具體化”，如果出席，是不是“太便宜”蔣介石了。

然而，中共中央並不認爲已經到了該下臺階的時候了。毛澤東具體解釋說：經過反覆討論，書記處一致認爲，蔣正發動一切壓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則過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勢完全崩潰，立場全失，對我一切條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都不能做了，因此決不能無條件出席，因爲蔣是決不會給以明令保證的。“只要熬過目前一關，就有好轉可能，在半年內能解決善後條件，我仍準備出席九月間的二次參政會”。

中共參政員到底沒有出席二屆一次參政會，蔣介石也並沒有實行“根本決裂”。但是，由於受到黨內的壓力，蔣在會議召開之初就祕密召集國民黨參政員，向他們解釋說：國共最終總要分家的，對此用不着擔心，單從軍事上，三個月就可以消滅共產黨，問題是目前還不是時候，目前政治上還只能是防禦。

當然，在公開場合，蔣的講法又是一樣。他在3月6日的參政會上一邊公開批評中共所提兩個十二條都是“信口雌黃，顛倒黑白”，聲稱軍事早已國家化，中共不應將八路軍、新四軍視爲“一黨所私有的軍隊”，一邊重申剿滅新四軍並非“剿共”，他不僅“決不忍再見所謂剿共的軍事，更不忍以後再有此種剿共之不祥名詞留於中國歷史之中”。因此，他懇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與國人“精誠團結，共赴國難”。蔣介石，《政府對中共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問題的態度》，1941年3月6日，轉見《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紀錄》，國民參政會祕書處編印，1941年10月。重慶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這時的社論也同樣保證說：“只要中共不脫離抗戰陣線，事件不致擴大，而剿共事實亦不至發生。”

對於蔣之演說與參政會通過之涉及中共軍隊及政權問題的提案，周恩來肯定其仍爲防禦性的，毛澤東則稱其爲“阿Ｑ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藉此收兵；選舉（董）必武爲常駐參政會員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這種收兵的表現”。然而，蔣既然仍是一打一拉的兩面政策，毛亦主張繼續其一打一拉的兩面政策，把這種拉鋸式的鬥爭繼續下去，“直到我們的臨時辦法各條實際上被承認（主要是擴軍、防地、《新華日報》及路上少捉人）。”

蔣介石在參政會上的講演和毛澤東隨後的指示，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國共兩黨這時都在設法緩和。而尤爲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說的以半年爲期“解決善後條件”，中心盤子已由兩個十二條，減少到同意擴編軍隊、維持現有防地、保證《新華日報》正常發行，和不得在進出邊區的交通線上隨意捕人這四點。由於避開了蔣介石極爲敏感的“皖南事變”善後及17日令等問題，雙方之間的交涉明顯地變得容易了許多。在14日蔣介石與周恩來的談話中，蔣也不再提起中共軍隊北移問題，明確講：“只要聽命令，一切都好說，軍隊多點，餉要多點，好說。”至於不得壓迫《新華日報》，以及釋放前此扣留的進入邊區的中共有關人員和發放通行護照等事，蔣都滿口答應下來。據此，周提出：可否先解決這些小問題？毛當即表示同意。

至此，因“皖南事變”引起之兩黨全面對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了。儘管此後中共一度又提到新四軍問題，但仍只限於要求同意整編其“餘部”及給予經費方面，再未提出取消蔣令及釋放所有人員槍彈等問題。5月間中共曾特別提到國共和解條件三點：即（1）停止逮捕共黨人員，及反共軍事和交通封鎖；（2）繼續發給八路軍各月份經費及彈藥被補充；（3）新四軍餘部尚有八九萬人應即編整至移防。《陳宏謨致重慶軍令部徐部長電》，1941年5月7日。5月日軍進攻中條山，蔣介石要求八路軍出動配合作戰，不論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軍加以配合仍屬事實。至11月參政會二屆二次召開之際，中共方面甚至更將條件降低到只要“放葉發餉”做到一件即可參加。《書記處致周、董電》，1941年11月11日。最後，國民黨一件未做，中共最終還是權衡利弊後派董必武和鄧穎超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意味着，“皖南事變”之“善後”工作已不復存在，國共兩黨因爲事變所引起的破裂危險，業已消彌於無形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