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帥回憶：和陳昌浩最後在一起的時光

（1937年3月）十二日，中央電示：爲保存現有力量，西路軍一是衝向蒙古邊境，一是就地分散遊擊。我們率西路軍僅剩的三千餘人，邊打邊撤，十三日進入山裏的康龍寺地區。翌日，敵追兵又至。我擔任掩護任務的二六五團和二六七團，與敵血戰一場，又遭重大損失。我總供給部長鄭義齋、八十八師政治部主任張卿雲，不幸犧牲。

這個時候，掌握部隊最關重要，但也確實困難。部隊被敵人衝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攏。我們能夠直接掌握的，僅有三十軍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戰鬥人員，其餘大都同指揮部失去聯繫，獨立作戰。馬敵熟悉地形，運動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紅軍力量，均被敵各個消滅。我們的婦女獨立團，就是在與總部失去聯繫的情況下，遭敵重兵包圍，而全部損失的。她們臨危不懼，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婦女的巾幗英雄氣概。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的光輝業績，將永彪史冊。

我軍從康龍寺地區邊打邊撤，退到石窩一帶的山上，已是斜陽晚照時分。我在前沿陣地指揮部隊打退追敵的最後一次進攻，還沒喘過氣來，就接到陳昌浩的通知，去石窩山頂開會。我到那裏一看，剩下的師團以上幹部，還有二三十人。部隊喫了前所未有的敗仗，大家異常難過。會上，陳昌浩宣佈了軍政委員會的決定：徐、陳離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彙報情況，現有部隊分散遊擊，堅持鬥爭。

徐向前元帥

關於我倆離隊的事，他可能和別的軍政委員會委員醞釀過，但我毫無思想準備。我說：我不能走，部隊打了敗仗，我們回去幹什麼?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難過來的，要死也死到一塊嘛!陳昌浩說：這是軍政委員會的決定，你如果留下，目標太大，個人服從組織，不要再說什麼了。會議決定，西路軍殘部分三個支隊就地遊擊：王樹聲率一路，約五連步、騎人員，張榮率一路，彩病號及婦女、小孩千餘，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軍餘部五個營及總部直屬隊，共千餘人。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等同志參加，統一指揮部隊。李先念負責軍事領導，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

散會後，我還想動員陳昌浩，不要回陝北。我拉着他的手，懇切地說：昌浩同志，我們的部隊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陝北去幹什麼，我們留下來，至少能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我看還是不要走吧!陳昌浩很激動地說：不行，我們回去要和中央鬥爭去!他要鬥爭什麼呢?無非是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我那時的確不想走，但沒有堅持意見，堅決留下來。事實上，李先念他們，並不想讓我走。我遷就了陳昌浩的意見，犯了終身抱憾的錯誤，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來的話，軍心會穩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帶些幹部到新疆去。後來，留下的三個遊擊支隊，有兩個被敵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個支隊，沿祁連山西進，經四十多天風雪轉戰，歷盡千苦萬苦，克服了常人難以忍受的種種困難，終於抵達新疆，保存下七、八百人，受到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的熱情迎接和慰問。李先念同志受命於危難時刻，處變不驚，爲黨保存了一批戰鬥骨幹，這是很了不起的。

我和陳昌浩同志是三月十六日啓程東返的。開始，由陳明義、肖永銀帶了個警衛排護送我們。快走出祁連山時，爲減少目標，留下他們就地遊擊，只剩下我和陳昌浩及一名保衛幹部同行。第二天，那個保衛幹部失蹤，聽說是碰上馬家軍，當了俘虜。

我和陳昌浩走到大馬營一帶，天已擦黑。轉來轉去，找到個屯莊，就在老百姓家裏住下來。那家戶主大概姓於，漢人，業醫，湖北人。家裏人來人往，和周圍居民的關係不錯。陳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鄉，格外興奮，有了安全感。我們喫了頓飽飯，就睡下了，睡在一個炕上。我對陳昌浩說：明天早點起來，好走哇!他答應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曉前我喊他起牀時，他變了卦，說：太累了，休息幾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鄉掩護，住幾天沒關係，我不行，得堅決走。就說：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幾天，我的口音不對，在這裏有危險，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離去。

歸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弔，沿着祁連山邊的戈壁灘，大步流星，晝夜兼程。那時，我幾個月沒刮鬍子，好些天沒洗險，穿着件羊皮襖，打扮成羊倌模樣。沿途找老鄉要點喫的，倒沒遇上麻煩。經永昌至涼州地帶，碰上了我們的特務營長，外號叫曹大頭，跟我一路走。經土門、景泰，到了黃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個小鎮子，有些店鋪。我們找了個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換了身棉袍穿上，象商人，又象教書先生。給曹大頭也換了套衣服，打扮成夥計模樣。這裏已不屬馬家軍的統治地盤，歸鄧寶珊管，離陝甘根據地不遠，我心裏稍微踏實了些。

十大元帥

翻過六盤山，走到平涼，住了一天。那天國民黨隊伍正往西開，城裏亂糟糟的，氣氛有點緊張。我在書店裏買了張地圖，趕緊找個旅店住下，關起門來看地圖。因怕敵人搜查，覺也沒睡好。離開平涼城，—路向東走，路邊有個農民擺攤子，賣小喫。我們買了點喫的，邊喫邊和他啦呱。後來我問他：你們北邊的山上住的什麼軍呀?他說：是紅軍。這下我就有了數，喫完東西，趕緊往北走。到了小屯，見到耿飈、劉志堅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第二天，劉伯承同志派人把我接到鎮原援西軍總部。我們談了些西路軍和援西軍的情況，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時我疲勞得要死，好象渾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盡了，只想好好睡幾天覺。

在鎮原休息了兩三天，同任弼時、楊奇清一道去雲陽。路上，汽車翻到溝裏，我頭部被撞破，他倆沒事。至雲陽，見到彭德懷、左權同志。那時，彭德懷任紅軍前敵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左權是參謀長。因我黨與蔣介石的談判已初步達成協議，局勢稍微緩和了些。彭德懷他們，向我介紹了些西安事變的經過情形，我也講了些西路軍艱難轉戰的情況。任弼時聽後，叫我寫個文字材料，我寫後交給了他。另外，還將從西路軍帶回的十多個金戒指(組織上給我的路費)，全部上交給彭德懷同志。沒住多久，我的牙疼發作，便又去西安拔牙，住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

西路軍血戰馬家軍

周恩來、林伯渠、謝覺哉都在西安。草地一別，恍如昨日。周恩來同志已剃去了長鬍須，神采飛揚，顯得格外年青。他們待我很好，百忙之中仍經常問寒問暖，關心我的飲食起居，使我很過意不去。西路軍的情況，我向恩來彙報過。他很關心被俘和失散人員的命運。他和謝老想方設法營救被俘指戰員，費了不少心血。大概是七月間，我和恩來一道回延安。我們坐的是國民黨的戰鬥機，每架飛機只能坐一個人。周恩來的飛機先起飛，在前面，我那架後起飛，在後面。飛了一段時間，他的飛機就沒影了，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這是第一次坐飛機，頭暈得很。那個國民黨駕駛員向我問話，我聽不清楚。他便寫了個條子：我們飛到了什麼地方?這下可把我給憋住了，因爲我沒到過陝北，哪裏曉得這是什麼地方呢?又飛了一陣，轉到延河上空，我讓他沿着河飛，順川而上，發現了飛機場，降落下來，才知道是延安。下飛機後，發現周恩來的—電機還沒到，我對迎接人說：這下可遭了!大家都很着急，怕出事。不多時，西安來了電報，說他那架飛機迷了路，又轉回西安去了，大家才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