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路同心」2019年7月9日星期二

統戰要聞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習近平這樣說！

◆汪洋出席“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微觀主體活力”調研協商座談會

7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京與有關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座談，就民主黨派開展的“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微觀主體活力”課題調研成果進行協商。

汪洋對相關民主黨派調研成果給予充分肯定。他強調，營商環境是市場主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壤，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重要競爭力。優化營商環境需要久久爲功，需要黨政部門、市場主體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民主黨派智力密集，與市場微觀主體聯繫緊密，要廣泛傾聽企業和羣衆的訴求，多獻可行之策、務實之計。要圍繞優化營商環境廣泛開展民主監督，推動有關政策落細落地。要引導黨外人士及民營企業理性看待我國營商環境的發展變化，多做理順情緒、化解矛盾、澄清誤會、增進共識的工作，凝聚正能量。

汪洋指出，調研協商座談會是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中共中央創立的重要政黨協商形式，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完善。要健全精準選題機制，聚焦中共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難點問題，開展深入調查研究，把互動交流貫穿調研協商全過程，提高協商的針對性、有效性。各民主黨派要加強參政議政專門委員會建設，大力培養高素質人才，爲調研協商提供智力支撐。各級黨政部門要高度重視政黨協商，爲民主黨派開展調研提供積極支持，努力用好調研協商的成果並及時向有關方面反饋。

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峯、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臺盟中央主席蘇輝分別介紹了調研成果。他們高度評價我國營商環境建設的成就，也針對當前存在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民革中央聚焦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提出儘快出臺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研究制定公平交易法、設立營商環境建設監督機構等建議；民進中央圍繞深化教育文化服務業“放管服”改革，提出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保障各種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等建議；農工黨中央聚焦健康產業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建議加快高端醫療服務體系建設、定向減輕中小醫藥企業稅費負擔、強化藥品醫療器械知識產權保護；九三學社中央針對創新型科技民企的發展訴求，提出精準消除准入障礙、促進金融創新、降低企業負擔、優化科技服務等建議；臺盟中央針對臺資企業的發展訴求，建議做好外商投資法與臺灣同胞投資法的銜接、細化“31條措施”市場準入政策、放寬兩岸執業限制。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尤權主持會議。巴特爾、鄭建邦、劉新成、何維參加座談會。最高法、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文化和旅遊部、衛生健康委、市場監管總局、醫保局有關負責同志進行了互動交流。（新華社）

統戰動態

◆科左中旗工商聯組織民營企業家赴浙江開展學習

爲助力全旗民營企業準確把握當前經濟形勢，應對經濟新常態，學習先進地區發展理念，促進民營企業成長壯大。近日，科左中旗工商聯（總商會）組織10餘名民營企業家，赴浙江參加由北京鯤鵬信息諮詢有限責任公司舉辦的融資路演精華研討學習班。

本次培訓歷時2天，主要從六大板塊開展學習交流：剖析企業怎樣轉型升級、企業如何成功路演達成融資、解讀中小企業怎樣融資融人、解讀企業怎樣做股權的頂層設計、剖析中小企業發展核心—創新、詮釋當下國家經濟發展大勢。

此次培訓，是科左中旗工商聯（總商會）自開展非公經濟人士“不忘創業初心接力改革偉業”主題理想信念教育實踐活動以來，第一次組織企業家赴區外學習。民營企業家紛紛表示通過培訓獲取了知識，開闊了視野，也解除了大家在企業經營中遇到的困惑，下一步，我們將不斷創新經營理念，改善經營方式，做大做強本土企業，爲全旗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

參加此次學習的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民營企業家共計100餘人。

統戰百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的由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是在1949年9月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確定的。新政協籌備會在起草《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過程中，意見分歧最大、爭論最激烈的是關於新中國的國號及簡稱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的確定

中國共產黨最早在1931年建立過局部的國家政權，名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在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要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1948年10月27日形成的《共同綱領》初稿——《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稿》，將新中國的國號命名爲“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籌備會分成六個小組，其中,第三小組負責起草《共同綱領》, 組長周恩來；第四小組負責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 組長董必武。這兩個小組都對國號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關於新中國國號叫什麼，代表意見分歧很大。有的提議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的提議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有的提議叫“中華人民民主國”，還有“民主主義人民國”、“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華聯邦民主國”和“共和國”等提法。最後集中在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叫“中華人民民主國”兩者的選擇上。

以張治中和張奚若爲代表的一些民主人士主張突出“共和”二字。張治中說：“‘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複？不如就乾脆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黨派人士、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說：“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名字太長，說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中華人民民主國’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與人民同意。”

以黃炎培、張志讓爲代表的一些民主人士主張突出“民主”二字。6月19日，李維漢將黃炎培、張志讓兩位老先生《提議國名定爲“中華人民民主國”》的建議寫成書面材料，送籌備會主任、副主任。黃、張建議：“我國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爲‘中華人民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時，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6月21日，張奚若再次提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爲新中國的國號。他說：“中華代表中華民族；人民代表現在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共和國代表我們的國體。”

負責起草政府組織法的籌備會第四小組，主張用“中華人民共和國”。6月23日，小組在討論董必武擬定的關於“政府組織綱要中的基本問題”時，一致同意國家名稱定爲“中華人民共和國”。7月8日，小組再次召開會議，將國家名稱改爲“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8月17日，小組第三次會議確定將國家名稱再改回“中華人民共和國”。

9月7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前，周恩來向政協代表及各方面人士作了《關於人民政協幾個問題》的報告。關於國名問題，周恩來解釋說：“在中央政府組織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覺到‘民主’與‘共和’有共同的意義，無需重複。而且這兩個字都包含了民主的意義在內，在國體上是用‘共和’，在性質上則用‘民主’，作爲國家來用還是‘共和’二字比較好，所以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可以說是‘民主’了。”“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國名是‘中華民國’，有共和的意思，但並不完全，可以雙關的解釋，而且令人費解。現在我們應該把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區別開來。因爲在辛亥革命時期，俄國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時只能是舊民主主義的。在那以後由不完備的舊民主主義進步到完備的新民主主義。今天，爲了使國家的名稱合乎國家的本質，所以我們的國名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不要“中華民國”簡稱的討論

關於“中華民國”的簡稱問題，在民主人士中有三種意見。一種認爲“中華民國”的簡稱需要沿用；另一種認爲可以有簡稱，但不用“中華民國”；第三種意見建議取消簡稱。

主張沿用“中華民國”簡稱的有雷潔瓊、黃炎培、張志讓、陳劭先等。

6月18日，東吳大學教授雷潔瓊在第四小組第一次會議上，針對國名過長的問題說：用時，不用全稱，可以用簡稱。6月19日，黃炎培、張志讓在《提議國名定爲“中華人民民主國”》的建議中提出：“簡稱‘中華民國’雖名稱較舊，‘中華民主國’名稱較新，然‘中華民國’四字爲簡短方便，恐不能廢棄。”9月6日，民革常委陳劭先在第三小組討論《共同綱領》草案初稿時，提出：“綱領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下應加括弧（簡稱中華民國）。”

8月17日，籌備會第四小組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組織法草案》中，確定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草案的第二條明確寫明：“中華民國的國家制度，爲無產階級領導的全國各族各民主階級聯盟的人民民主專政。”

主張簡稱改名的以民主人士李達爲代表。8月21日，李達致函周恩來，對《政府組織法草案》中有關國號問題提出意見。函中說：昨天看到政府組織法草案，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之規定，我認爲與其簡稱爲“中華民國”，不如簡稱爲“中國”或“新中國”較爲妥當。其理由：一是“中華民國”爲舊法統之象徵，我們已經廢除了舊法統，即不需再沿用“中華民國”的名稱。二是沿用“中華民國”名稱，不能以新視聽，反而掩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質。並且，反革命的殘餘，也同樣沿用“中華民國”的招牌。我們若也沿用此名稱，似乎欠妥。若改爲“中國”或“新中國”，那就妥當得多了。

9月7日，周恩來在《關於人民政協幾個問題》的報告中，談到簡稱問題時解釋說：“但還要顧到人民的傳統和習慣，因爲中華民國叫了三十八年了，一下子換了會使落後的、政治水平低的人民不能接受，所以，我們許可簡稱中華民國，但這個中華民國的性質和過去是有區別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在內。因此，我們這個國名是從它的性質來決定的。”

共同綱領草案起草過程中，毛澤東同志對草案進行了多次審閱，並對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修改。它構成了此後正式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重要基礎。1949年9月20日，草案提交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經毛主席審閱後的草案，總綱第一條將新中國國號命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會上，許多代表認爲“簡稱中華民國”6個字容易使人把它與過去的北洋政府和蔣介石政府混爲一談，併爲此發生了爭論。

26日，應周恩來、林伯渠聯名邀請，張元濟、陳叔通、沈鈞儒、周致祥、何香凝、黃炎培、張瀾、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陳嘉庚、司徒美堂等23位各方面知名人士到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參加午宴，並商談國號簡稱問題。

周恩來說：今天請來赴會的，大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老前輩。我國有句老話，叫做“就教長者”。各位看見《共同綱領》（草案）中的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對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常委會特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麼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或許還有點舊感情。

民建領導人黃炎培首先發言，主張保留“中華民國”的簡稱。他說：“現在雖說解放了，但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況且，政協5年召開一次，5年之後我們覺得這個簡稱不必要了，再去掉它也並無不可。”

民革中央常委何香凝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許多烈士用鮮血換來的。如果能照舊用它，也是好，要是大家都不贊成，我也不堅持已見。”

周致祥說：“我反對用‘中華民國’之類的簡稱，因爲20多年來，這一名稱已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成爲一個禍國殃民、羣衆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所以，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83歲的美洲僑領司徒美堂接着說：“我雖然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也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四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關，22年更給蔣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跟辛亥革命不同，我們的國號應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又臭又壞的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應該是極其莊嚴的，既然改就得改好，爲什麼還要等到5年之後才改呢？古語說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做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們堅決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司徒美堂一番話，擲地有聲，博得一陣熱烈掌聲。

民盟中央副主席、法學家沈鈞儒則從法律的觀點解釋新舊國號不能並容的道理。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的確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不合法律觀點。世界各國的國號，只有字母上的縮寫，而沒有載之於立國文件上的其他簡稱。況且，將來行文上，包括用國家名義與其他國家訂約，都有諸多不便。所以，我也主張不用那個簡稱。”

沈老發言後，馬寅初、張瀾、陳叔通等相繼發言，主張不用簡稱，之後與會者再無不同意見。周恩來宣告討論結束，並說：“我會把老前輩的意見綜合起來，送給主席團常委會參考，最後由主席團常委會作出決定。”

1949年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和通過《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時，一致同意並決定去掉國號後面“中華民國”的簡稱。新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

同時，政協代表們也提出，考慮到“中華民國”這個名稱，長期以來在民間已經叫順口了，目前也不要強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許人民還有這樣的稱呼。

新中國誕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名很快被億萬中國人民所接受，並被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承認。

天氣早知道

今天是2019年7月9日，星期二，農曆六月初七，多雲，3-4級偏南風轉偏東風，氣溫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