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眼睛”拍攝者解海龍：蓋了新學校，終於“報了仇”

澎湃新聞湃客拍快拍

解海龍（1951— ），從1990年開始關注中國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狀況，橫穿十幾個省，用相機記錄希望工程。他的作品不僅改變了那些上不起學的孩子們的命運，還影響了政府決策，中國攝影者很少像解海龍這樣被老百姓熟知。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和陳小波之間的談話。

▲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縣三合鄉張灣小學。不管生活多麼艱苦，蘇明娟同學仍在刻苦的學習。

▲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縣南溪鎮查畈村。我國每年有100萬聰明可愛的孩子因貧困而失學，“我想上學”是他們共同的願望。

▲ 1991年9月，陝西省綏德縣樓溝村小學。學生們在窯洞裏上課，每人都有一塊小石板當寫字本用。

現在我們不蓋學校，將來就去蓋監獄吧

陳小波：《大眼睛》是否既成就了你，也限制了你？其實你手上還有很多題材?

解海龍：有人剛問過我一樣的問題。我說靜不下來。這一年過得真快。去年七月份，我想了一個題目，本想着今年七月份能拿出來……

陳小波：什麼題目？

解海龍：《中國農民進城務工影像調查》，不僅僅是攝影，是全方位對城市農民工的報道。

陳小波：這樣的人太多了！你選什麼樣的人來拍呢？

解海龍：選那些打工地在城市，一年回一次家的；孩子在家裏，夫妻不在一起的……當然，不是修皮鞋、賣蔬菜這樣的，我選擇的角度從他們的生存、生活入手，他們如何在城市裏奔命。他們從事的工作一定是社會離不開的：比如修地鐵的農民工，大連船廠的農民工……這些人都很了不起。我已經拍了十七八個。原計劃一週拍一個，到一個城市就選一個人。

比如到青島，我就選了一個修海下隧道的。爲什麼選這個？因爲從青島到黃島，原來都是拿船把汽車拉過去。修了隧道後，汽車直接能從海底開過去。工程很大，屬國家項目。這些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怎麼樣？什麼時候到城市的？做幾年工了？是第幾次打工？以前幹過什麼？現在幹得如何？這都是我要問的問題。還會問到他的教育程度、從事工作的危險性、公司待遇有沒有保險、跟家裏怎麼聯繫及聯繫方式、多長時間回一次家、一年跟老婆睡幾次覺、孩子怎麼教育……這裏邊會牽扯出很多社會問題。大家覺得我問得實在，也會跟我說實話，特別配合我。最後我還要問每人一句：你最希望的是什麼？

陳小波：可以想到，每個人答覆都不一樣。

解海龍：我問過一個男孩，他沒孩子，一直在養妹妹。四歲時，他父親被車撞死，媽媽帶着他和幾個月的妹妹。他六歲、妹妹兩歲時，媽媽也一走了之。爺爺奶奶帶大他倆。男孩長到17歲，考上了高中，他沒上而是到北京打工，找了最艱苦的工作。去年7月最熱時，他在格力公司安裝空調，一天安四臺，一個月掙1800多元。每月他都存1600，自己只花200。他說妹妹腿有殘疾，他要攢筆錢給她治病。他最希望妹妹的腿治好。

還有一個小夥，未婚，他擔負着姐姐上大學。大姐上完大學嫁人了，二姐又上大學了，他是老三。他說家貧要打工，掙了錢讓姐姐上大學。他最希望的是，突然有一天，一睜眼他姐姐說要嫁人了。因爲從那天開始，他攢的錢就是自己的了，可以娶媳婦、攢錢了。

陳小波：你的報道以什麼形式呈現？

解海龍：我採用填表方式，拍完照片後再拍一張標準照貼在表格上，底下還要印上一行小字，請被攝者說明提供的以上資料全部屬實。

青島那小夥的故事挺有意思。他說他曾經幹了十一年的城市美容師——“蜘蛛人”。有一次，在粉刷牆壁時，看到一個房間裏冒煙，拴着繩子的他蹬破窗戶跳進去，把火撲滅還救了一個老太太。後來電視臺採訪，說他是好人。他說：“這些我不需要。我已經在這個城市待了十一年，如果你們說我是好人，那就吸納我吧。”

如果有空，我就這麼一個一個地做，一年做上五十來個，厚厚的一沓影像啊。

陳小波：一個被攝對象，你會拍多少幅照片？

解海龍：拍個七八幅、十來幅，然後選一幅，這叫檔案。爲了便於以後聯繫，家裏的電話號碼、我的手機號都會留給他們。如果有片子打動人，人家可能會給點錢，那時我就得想辦法聯繫上他們。即便最後誰也沒給錢，也可能我的片子能賣點錢，也可以。這是我的一些想法。

但這一年下來，由於工作太忙，拍得還是太少。到一個城市，有時候上午去，可能晚上就走，根本不允許你踏踏實實多待上一兩天。

陳小波：其實你現在拍的東西就是一個檔案，有輔助文字吧？

解海龍：有一段被攝者的口述：今年多大歲數，來這裏多少年，什麼樣心情……他講我記，完了以後請他按手印、簽名字，保證說的真實性。我目前主要工作是攝影著作權協會的事，還有10個月我就退休了，這事接着做下去，挺好。既然我已經說出來了，對我也是一個壓力，繼續做吧。

陳小波：這是一個題材，還有別的嗎？

解海龍：拍攝留守兒童，這樣的調查我也有好多例子。有個10歲的孩子，爸爸走了兩年沒回來，不給家寄錢；媽媽跑了，也不回來，他只能跟奶奶過。這種情況農村很多。他說：“如果有一天爸爸回來了，或是我找到爸爸了，最想告訴他，我在學校特別好，還得獎了。”他舉着“上課乖巧獎”的獎狀讓我拍。

我總是在選這種題材——苦澀的題。

陳小波：那你爲什麼老是願意選擇苦澀的題材呢？習慣了？

解海龍：當我的影像給城裏人、富人看的時候，有些人感動了，想做好事，蓋學校、買東西，我就架個橋。中國人容不得別人生活得比自己難。一看到別人家過不去，心裏就不好受，願意拿出一點來幫人。

這方面體會我從小就有。我住大雜院兒，院子裏有六戶，每戶都是七八口人。家家戶戶都難，但還比着生孩子。我媽賽不過別人，我家六個時，人家七個，最後還是沒贏。那時，鄰里之間處得好。一個月下來省點兒面、省點兒油，我媽就炸一大鍋油餅，讓我和弟弟給東屋大嬸、西屋大媽送去……端着盆給鄰居送油餅是最幸福的時刻。那個時代，大家真是同舟共濟。

現在呢，貧富差距拉大，整個社會對窮人不公平，很多人不能安居樂業。逼急了，他們就會報復。13個月我丟過7輛自行車，越買新的越丟，這就是報復。所以20年前，我就聲嘶力竭地喊過：“現在我們不蓋學校，將來就去蓋監獄吧。”

▲ 1991年9月，陝西省佳縣賀家巖村小學。遇到陰天，教室裏便很昏暗，學生們就在室外上課。

▲ 1991年9月，陝西省佳縣王家巖村小學。這裏沒有桌凳，只有石頭和書。

▲ 1991年12月，河北省灤平縣拉海溝鄉大店子村。烤烤凍僵的小手，再繼續上課。

▲ 1991年5月，山東省平邑縣保太鄉。毛克鳳同學功課很好，可一到交書雜費，全家便犯了難。

蓋了新學校，終於“報了仇”

陳小波：蓋學校，我知道你是走到哪裏呼籲到哪裏的。

解海龍：前幾天，我們十三四個攝影家到新疆，爲世博會新疆館開幕拍照片。每人去一個州。我去的在塔什庫爾幹那個州，拍塔吉克族。我會找教育的一些現狀，以及教育給當地帶來的變化。我這次拍的一所有3600多個孩子的住宿學校，他們的喫穿住等生活條件，我都會看。學校食堂門口有幅標語，維漢兩語：“兩免一補政策好，不忘黨的好領導。”我剛舉相機，就有孩子舉着碗往鏡頭裏鑽。這些年政府對教育抓得好，尤其是把農村孩子們的學費、書雜費，住校、喫飯費全都包了，而且越窮的地方越先實行。

陳小波：國家對農村教育越來越重視了。今天還看到一個新聞：農村孩子不僅有飯喫，還可以喫到熱飯，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解海龍：是，而且關心教育的人也越來越多。今年五月我去了趟陝西榆林，那是我十九年前去過的地方。這次我再去，變化太大了，尤其是“蛋奶工程”。現在的農村學校不僅要考慮教育，還要考慮學生的身體健康。

到雲南大理參加活動，前腳忙完了，我一定會去村子裏找些有關教育的情況看看。在雲龍縣一所學校，274個孩子、10個老師，排好隊鼓掌歡迎我，他們都知道“希望工程”，都知道我拍的《大眼睛》。拍全校大合影，他們讓我站在正中間，受之有愧啊，憑什麼我在中間讓人家簇擁？後來我注意到，274個孩子沒有一個球，沒有一根繩子或棍子、棒子一類鍛鍊的東西。回來路上，我就想這事得抓緊辦。後來在南通跟攝影家協會的幾個主席、副主席喫飯，我就請他們幫忙，看能不能號召一下會員做這件好事。

到家沒一星期，南通來電話了，說湊了十萬塊錢。我那個激動啊，趕緊告訴學校把地讓出來，鎬平。學校居然還報了個單子，那叫細，甚至發令槍、助跑器都有了。我也得獻一份心，學校只有一大鐘，我就買了個電鈴。奧運會在中國開，可這兒一個球都見不到。

《中國交通報》記着楊秉政說，他們社長多次爲“希望工程”捐款，一直想見見我。這一去不要緊，報社150多人全部停止工作到大禮堂聽我講。講完，社長上去就說：“我捐一萬塊錢。你們捐多少我不管，看着辦。”後來報社又倒騰出14臺舊電腦。正好我要去河南宜陽參加活動，他們用汽車裝好直接送去了。

陳小波：能想象到，這些電腦送到農村，很多孩子會受益。但他們受教育的水準還是太低了。我記得1992年採訪你時，知道你在鄉村拍攝不是很順利的……

解海龍： 1991年，在湖北省紅安縣周七家小學，我拍師生下大雨淘水的照片時，老師們還搶我相機、抽我膠捲……當時滿屋是水，拍照時老師發現了我，搶我相機，就扭打起來了。這時，孩子們跑出去喊人。三四個老師和一個校長進來了，一大幫人圍攻。我趕緊抽出介紹信，上邊寫着“團中央”，他們嚇一跳……其實我心裏挺難受，走到哪裏，哪裏都歡迎，就這兒他們就動手了。我是含着淚離開的。

我一定要“報復”打我的老師。你不是把我當壞蛋麼，我就讓你看看，我是好人！我找了42萬元港幣，在周七家小學蓋了一特漂亮的學校。錢是一個加拿大華人給的，我的報道他看到了。他不僅蓋了學校，還一直在注入資金。建成八年時，已注入三百多萬，而且年年給。他早早就留下遺書，希望子女能繼續和周七家小學的情分。

蓋完學校後，我讓校長親自給那老師一把宿舍鑰匙。他徹底“崩潰”了，說：“我不能要，我走！我辭職!”實際上，我理解，他們也是爲了孩子、爲了國家的臉面、名譽。

陳小波：你的攝影改變了一些孩子的命運，改變了一些學校的命運，甚至改變了中國鄉村教育的命運……

▲ 1991年4月，湖北省紅安縣七里坪鎮周七家小學。一場春雨教室便一片泥濘，孩子們仍在這泥水裏繼續上課。

▲ 2001年10月，河南省宜陽縣。中國交通報爲孩子們送來了電腦，孩子們學得非常認真。

▲ 1991年4月，河南省新縣八里畈鄉王裏河小學。生活十分艱苦，讀書卻很認真。

▲ 1991年5月，山東省沂南縣黃山坡鄉。沂蒙山區遍地是石板，這是孩子們讀書的主要文具之一。

攝影就是發現問題

解海龍：在中國攝影家協會工作時，一天有人敲門，進來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說自己是紅安縣周七家小學的。他記得那天上課，我進去拍淘水……我走後，他們那兒蓋了新學校。這孩子就是那個班的學生，後來發奮讀書考上大學，畢業後留在北京一家廣告公司。20年過去了，七八歲的孩子變成了二十七八歲。像大眼睛蘇文娟這樣的孩子，已經是白領階層了。

陳小波：攝影史上，很多人下過論斷：攝影爲社會做不了什麼，頂多起一個記錄作用。但你的“希望工程”爲社會做了很大貢獻。

解海龍：攝影就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不是攝影者能做到的。或許，我所實踐的那個專題有可操作性吧。

陳小波：你這個題材起到這樣的作用，其它題材好像很難……

解海龍：也有啊，很多。母親水窖、幸福工程，包括盧廣拍的片子，我覺得都是……

陳小波：去年，一個出版社想做一本書，我參與了：一百張老百姓耳熟能詳的照片及照片背後的故事，要求這些照片必須是老百姓耳熟能詳的，而不只是攝影界知道的。結果找起來很困難。吳印鹹的白求恩、陳正青的開國大典、張俊的雷鋒……找出一百張中國老百姓都知道的照片真是寥寥無幾。不過你的《大眼睛》在老百姓中是有影響的。

解海龍：肯德基在前門那兒有個店。他們聽說有“希望工程”這個機構，就想找100個農村孩子，接到北京跟100個家庭一起過年。北京電視臺也參與進來，兩輛大巴車跑張家口北邊的崇理縣，呼拉就找了一百個孩子。

到北京後，合完影，我跟着一個前門文化用品商店的一家三口，帶了個四年級小孩上了出租車。一路聊天，司機聽明白了，下車給他車費，死活不要：“小看我！這孩子是咱北京人請的客人。”這是1993年1月的事。

我寄的第一筆款，是1992年6月1日得到的第一筆稿費。安徽少兒出版社出了本《跨世紀的豐碑》，用了我45張照片，給了1350元。那會兒，一個孩子300元能上五年學，1350元再加150元就能包五個孩子。我們一家三口加上奶奶、姥姥，一人資助了一個。過了3個月，我們家接到了青海湟源縣寄來的五封感謝信。

陳小波：你已經說到希望工程之外的事了——攝影到底起什麼作用。有些人還不知道攝影能做這麼多的事情。

▲ 1987年4月，廣西壯族自治區融水縣安太鄉寨懷村小學。戴紅英老師把不滿五個月的小女兒揹着上課，把兩歲大的女兒用繩子拴在家中。

▲ 2007年9月，四川省涼山州昭覺縣庫依鄉。上學路上。

▲ 2007年9月，四川省涼山州昭覺縣庫依鄉。山裏的孩子，喫苦是家常便飯。

▲ 1992年3月，山西省靜樂縣李辛莊小學。山村小學體育課。

這個叔叔照了相就來錢

陳小波：“希望工程”讓很多孩子一輩子感謝你。

解海龍：我拍過一個叫範明珠的孩子。1996年，我去河南新縣一所小學拍照，孩子們一擁而上，爭着說自己的理想。但有一個怯怯地站着老遠不說話，我跑過去：“給你照張相吧。”問她長大後想幹什麼？他淚珠子“啪”地就掉下來了，說：“叔叔，我想上學，長大了當大夫。”他爸媽都有病，當大夫就能給父母治病。

回來後，我和《首都機場報》總編華鐵說起這孩子和他們學校的事，我請他想辦法，讓報社團員們每人捐點錢。17個孩子，一人300元，一共捐了5100。孩子們後來回了封信：“解叔叔，有人說您照了相就來錢，您真是照了就來錢啊！您說5年後來看我們，可一定要來啊！”他們還寄了17包在山上採的茶葉，裏邊夾着他們的名字。

一晃五年，到了2001年，我不能失信，又去了。到學校一推門，拿一暖壺出來的學生一抬頭，剛問了句你找誰？就“唉喲喲喲”往回跑，呼啦招呼出一幫人，那個親啊。

我見到了讀高二的範明珠。他準備學理科，實現當醫生的夢想。過了幾年，突然有一天我接到範明珠的電話，說在重慶大學醫科大讀書，再過兩年就畢業了。2008年秋，這孩子又來了電話，說正在北京玉泉路社科院讀研究生。

陳小波：我相信你對孩子們的每一句話、每一件事，他們都會記着。所以你得到這樣的評價：一個人用相機，推動了中國偉大的慈善事業。

解海龍：一個孩子一句話，也會影響我的工作。我到河北，採訪一個山頂小學。學校特小，套間，外屋幾個孩子，裏屋就是老師。採訪完，我下山。走到山底下，聽到山頂上好幾個孩子一塊兒喊：“叔叔……叔叔……你丟東西啦……”不一會，就看見幾個孩子“嗒嗒嗒”一路跑下山，起來的土揚起一道煙，給我送來一個裝富士膠捲的空盒——那是我扔掉的啊。這事讓我特感動，現在膠捲盒還在我們家櫃子上擱着呢。一看那盒，我就知道，自己爲什麼要幫那些孩子了。

陳小波：有一次我和同事在雲南麗江一個叫“石頭城”的村莊採訪，幾天過去，村裏小學校長請我們個學校孩子講一節課，我記得，給孩子們放我們在石頭城拍攝的照片、給他們講外面的世界的時候，孩子們眼裏全是淚水。年輕的校長說：你們這一節課，他們會記一輩子，他們一生會受益。

解海龍：我有同感。小時候，外邊很多人到我們學校講課，特生動，我現在都沒忘。記得1968年初，有人到我們學校講：“同學們，毛主席教導我們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很有必要！我們是北大荒，實際是‘北大倉’。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進飯鍋裏，跟我們走吧！”哎喲，滿宿不睡覺，天天琢磨怎麼跟人家跑。

陳小波：“希望工程”使你做人的態度甚至生命的態度都有很大改變。如果你一直在崇文區文化館拍花花草草，那就是另一種人生了。

解海龍：那時候不是功利嗎，就想着得個獎什麼的。拍了這個以後，我覺得這比得多少個獎都有意義！尤其是孩子們在我的幫助下能上學了，得獎哪能和這個比？

▲ 1993年2月，河北省完縣楊家臺小學。孩子們在雪地裏晨讀。

▲ 1994年4月，安徽省臨泉縣城關鎮劉老家村。11歲的劉小環爲了能上學，每天去一家窯廠背磚坯，她每次背16塊，重40公斤，走140米路，只得3分2釐工錢。

▲ 1992年2月，甘肅省康樂縣高集鄉。村舍上到處可見這樣的標語：莫爲近利誤前程，快送子女去讀書。

說真心話前，我先講點有顏色的故事

陳小波：現在，僅僅“解海龍”這個名字，就可以做很多事。

解海龍：我的名字也是經歷了很多很多故事才換來的誠信。有一次，兩個不認識我的唐山記者打來電話。他倆是見義勇爲，公安機關獎勵了每人五百元錢。倆一合計，決定把錢給我，讓我爲農村孩子做點啥。這就是信任。

1993年，我到西柏坡。走在路上,看見路邊兩個孩子在玩，大的十二三歲，小的七八歲。兩孩子說爸爸媽媽都死了，家裏只剩一個爺爺，他們沒學上。到他們家一看，家徒四壁，我就把那1000元交給了痛哭流涕的爺爺：“別再哭了，你的任務很重！這錢給孩子們上學。記住了，是這倆人給的錢。給你個地址，到時候給人家寫個回信。說你們收到這錢了。”從那回來，我在《中國青年報》發了照片，講了1000元的故事。沒想到，照片發表後，每天都能收到錢，不到一年就有將近兩萬元。這在1993年可是個大錢。現在大孫子結婚有了孩子，小孫子也在天津工作了。

還有個故事，也在河北，村裏幹部特意領我去的。一個農村女人帶着倆孩子，一個八九歲、一個四五歲，丈夫上山扛石頭砸了腰，三年沒起來過，女人幾次想死……我趕緊數出1000元來，對她說：“這錢是胡錦濤總書記讓我給你帶來的！我們是文聯幹部，春節了下來看看誰家有困難。千萬彆着急。等我打聽好哪家能治好，一定給您來信。這錢你先拿着。”

陳小波：1992年我第一次採訪你，你還沒有拍完希望工程，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當時那種急迫的感覺——“我就是渾身是鐵能打幾顆釘子？”

解海龍：我就是趕緊地多拍、快跑，讓更多的人能夠理解我的照片、理解我的人，然後拿錢幫助那些失學孩子。很多人喜歡聽我講故事，我就抓住這個心理。一般，我給人先講有點顏色的故事，大家哈哈大笑，緊接着我就講我想講的——我拿這種方式跟人拉近。拉近之後再說真心話，大家覺得我這人真誠，能幫就會幫。

陳小波：哈哈哈！大家還以爲你只會講黃色故事。

解海龍：比如我到一個縣裏去。縣委書記問，你想幹嗎？我說我想看看農村孩子怎麼怎麼苦。人家肯定不讓去，怕我報道負面新聞。有時，司機也不願意去，會找些路不好走的藉口。一看這情況，得換方式啊，喫喫飯，聊聊天，講個黃段子……用這種方式把他們哄得高興，也算一種工作方法。

▲ 1991年4月，河南省商城縣蘇仙石鄉琉璃河村。十四歲的姐姐楊永香把得到的救助款讓給了十一歲的妹妹楊永貴，妹妹激動地哭了。

▲ 1993年10月，貴州省水城縣花嘎鄉天星村。這是一個條件極差的民辦教學點，儘管如此，有些孩子還要走上10多里山路才能來此上學。

▲ 1992年9月，四川省望蒼縣大兩鄉向陽小學。石板搭成的教室，四面透風，冬天孩子們也只能在這種環境裏上課。

賣片子得的錢，大多數回饋了公益事業

陳小波：我想很多人想了解，進入圖片市場後，你的《大眼睛》掙了多少錢？這些錢幹嘛了？

解海龍： 2006年，“百年印象”陳光俊想摸索一下，是不是可以把《大眼睛》等照片放到市場上？這屬於公共形象呢？還是什麼？不管怎麼說，走入市場的常識是：圖片是藝術品，圖片是有價值的東西。

這些年裏，不管是幾百萬還是幾十萬，幾萬的幾千的，我都做了奉獻。而且青基會也認爲，在這20多年中，我們合作是最愉快、最好的。到10年給我個10年的獎勵，到20年給我個20年的獎勵，都是國家領導人頒獎。他們還推薦我當什麼扶貧狀元、義工等。

在陳光俊那裏賣片子，會牽扯到錢的問題。比如《大眼睛》，一張片子能賣幾百美元。我把錢湊在一起，到五萬了就到青基會換個證書。2006年華辰秋拍一下子賣了30萬，在西藏建了所小學，起名爲大眼睛希望小學，也爲攝影人爭了光。

陳小波：積德報恩，好人好報。

解海龍：但也有讓我傷心的。一次去山東大學講課，講完後一個孩子跑過來，遞給我一封信，裏邊是講課費。那孩子說：“您講得太真實了。我就是山裏的孩子，就是這麼過來的孩子。”我說：“那……那這錢就給你吧。”這孩子也沒客氣，一個大躬鞠說了聲謝謝，就拿走了。但他再沒給我打過一個電話、寫過一封信，遇到這樣的事，我會難過。

還有一次也挺傷我心的。一個保定的孩子多次給我寫信，說他申請獎學金，但一直申請不下來。我告他要堅持，會幫他想辦法。正好中國攝影家協會老幹部協會被評爲當年優秀黨支部，20多個老黨員獎勵了一千塊錢，我和協會講了那孩子的事。他們瞭解後，把一千塊錢交給我，讓我捐給希望工程。我就給那孩子寄去了。後來他來過一封信，但還是說沒有辦下獎學金……一句感謝爺爺奶奶的話都沒有。這事兒一多了吧，就容易造成傷害。

陳小波：你希望自己的照片將來進博物館嗎？

解海龍：當然。我希望我的作品能進博物館，這些影像的收藏也是對歷史的記錄。

陳小波：《大眼睛》是你自己最喜歡的作品嗎？

解海龍：是的。其實，我喜歡的片子有幾張，比如《扛着桌凳去上學》《磨盤上的的全校師生》……有十幅八幅吧。但《大眼睛》是大家公認的。

▲ 1992年3月，山西省靜樂縣赤泥窪鄉羊丈村。扛着桌凳去上學。

▲ 1992年3月，山西省靜樂縣神峪溝鄉南巖頭村。全校師生。

▲ 1992年2月，青海省共和縣倒淌河鄉哈乙海村。由於交通不便，牧區的孩子根本無法上學。

兒子比我理性

陳小波：20年前，我剛認識你的時候，你兒子還小，沒想到現在他跟你走上一條路了。他們這一代和我們這一代有什麼不同？

解海龍：不一樣了。有一糗事：我家住六層，沒電梯也沒煤氣管道。以前都是我扛煤氣罐，夏天吭吭爬上來。有一段時間爬六樓，又喘又累，血壓也高了。想轍啊，我把煤氣罐拿車拉回來，擱一層，然後找那種收廢品的。正好有一個過來，我問他能不能幫忙給扛到六層，給五塊錢。他同意，幫我扛了上去。上去後，他臉色發白，半天沒緩過來。我有點害怕，趕緊給了十塊錢，然後看着他扶着牆蹬蹬下樓，騎着自行車走了。

晚上，我跟孩子說起這件事。兒子說，你別心裏難受，你們倆有口頭協議，你又多給了他，後來發生什麼跟你都沒關係了。我挺火，你小子怎麼這麼說話呢？萬一他真要怎麼着了呢。兒子說，這些年你老拿您那點兒事怎麼着似的，你說你在幹正經事兒，大家哪個沒幹正經事兒啊；你說您拍希望工程推動社會發展，難道沒拍照片掙錢的人就沒推動社會發展……兒子的話讓我有很多感悟。

陳小波：你兒子現在主要拍環境肖像，他是從小看你照片長大的嗎？他覺不覺得它們珍貴？

解海龍：沒有。他也從來沒說過“您照片洗好籤個名，送我一套先收着”一類的話。

陳小波：你出新東西，他會不會好好看一看？

解海龍：我也沒見過。我從沒見他認認真真看我的照片。反而是他拍的每一張，我會好好地看：這張照片進步了！這張爲什麼這麼拍？

陳小波：父子倆討不討論？

解海龍：討論啊。每次我說：“你這片子，我怎麼覺得這麼水啊。”他會說：“這活兒，它不出片兒，可你又不得不去。單位裏頭你不能不幹啊。這種片我都去，回頭大家說我是個不挑活兒的人。年底評倆先進，其中就有我。單位單獨給我漲工資。”每年，他都兩到三次出國。

陳小波：兒子和你性格像嗎？

解海龍：兒子最大的優點是寵辱不驚。我是得到一點高興的事兒就欣喜若狂，稍微有點不安的事就罵爹罵娘。

陳小波：我們很多人跟你在一起時，聽你講一什麼事兒，我們會樂得哈哈大笑。如果兒子在場，他會嗎？

解海龍：沒有。有一兩次，讓我講兩句話。完了，大家鼓掌：“說得不錯！”到他那兒，他說我：“話還是有點兒多，還是有點兒多啊，能少說就少說。”他老是這樣。我覺得，他比我更理性。

▲ 1993年10月，貴州省水城縣花嘎鄉新星村。生活困難，可學習願望很高，布依族女孩失學率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 1993年10月，雲南省紅河縣蝦哩村。爲了能繳上每年僅60元的書雜費，只好上山打柴。

▲ 1992年2月，甘肅省渭源縣聶家山小學。一場暴雨摧毀了教室，孩子們眼睜睜地盼着能有一間屋子再讓他們上課。

▲ 1993年10月，貴州省水城縣花嘎鄉中心學校。這些孩子離家四五十里，他們寄宿學校，每天很早起來，自己做飯喫。

我現在最希望的……

陳小波：對前邊走過的路還滿意嗎？

解海龍：這幾十年，我一直很順。所謂順，比如說我們上初中，大家都要到農村去受苦，全班57個就兩個當兵，有我一個。

陳小波：是不是因爲你又會唱又會跳又會快板？

解海龍：不是。我總願意去解放軍那兒，下了學不走：“叔叔，讓我看看您那槍。”就擦來擦去。後來領導一看：“你願意當兵啊？那走吧，跟我走。”當兵時一檢查身體就走了。當兵回來，大家挑工作。有人說工廠好，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我就爭取進了工廠。那些年，我很快樂，整天就是跳舞、唱歌、演節目、運動會。誰家結婚，我主持；誰家老頭去世，我給他穿衣服……

我在最基層，整天演節目，看文化館那些人專業，就想要是調到那去該多好。後來，就調到文化館了，拿着照相機整天拍照。文化館幹長了，我開始羨慕報社記者。41歲時，賀延光把我調到了《中國青年報社》。記者幹着幹着，感覺跑不動了。上哪兒呢？2001年3月份就到了中國攝影家協會。

陳小波：你採訪進城農民工時，你都會問每個人：“你最希望的是什麼？”你呢？現在，你最希望的是什麼？

解海龍：我還想抽空到處走一走，看看那些個孩子，像範明珠這樣的。我去找找他們，看看他們，一個一個的。我覺得光這些人、這些故事就足夠充實我，活得更有意義、更快活。

採訪時間：2010年7月18日

採訪地點：北京崇文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