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無論誰做英國新首相，都事關牛津的同學恩仇錄）

7月23日又將證明“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無論英國前外交大臣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和現外交大臣傑里米·亨特（Jeremy Hunt）兩人中誰在那天當選，可以預見的是，英國馬上會誕生二戰後第11位來自牛津的首相。

實際上，這樣的趨勢從此次英國保守黨黨首及首相之位的10人角逐賽就開始了：在10人中，有7位是牛津大學畢業生。

而如果翻開將近30年前的牛津校報，恐怕看到的都正是首相爭奪戰中最熟悉的面孔：彼時的約翰遜正在競選牛津辯論社，環境大臣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贏得了諸多辯論比賽，亨特正在掌管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OUCA)——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也曾任這一協會主席。

從統計中可以看到，“辯論”和“牛津辯論社”是二戰後歷任首相和相位挑戰者們幾乎必備的上位履歷元素，正如英國保守黨前副首相赫塞爾廷(Michael Heseltine)所說的，牛津辯論社是“通向首相的第一步”。

而牛津辯論社所帶來的，並非是提升未來在英國下議院辯論時技高一籌這樣簡單的技能訓練。

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理事會（ESRC）“變革歐洲中的英國”項目副主任阿什伍德（Simon Usherwood）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於想要從政的學生，牛津就是機會的所在地。對他們來說，建立社交聯繫的價值要遠比你學到什麼更加重要。

英國首相畢業不完全統計 製圖：高雅

然而，也正是這羣牛津辯手和高材生，將英國拖入了脫歐大戲之中。這一次，牛津辯論社所賦予的辯論能力恐怕不能爲嚴肅法條協商加分：脫歐談判是需要基於法律基石的，英國談判代表無法通過辯論技巧讓布魯塞爾方面妥協。而這些牛津辯手們，又將用自己的專業對抗技能，將脫歐中的英國帶向何處？

無法繞過的牛津辯論社

牛津辯論社的設置，如同一個青少年版本的英國下議院：入社人員戴着白領結、黑領結，每個人都稱呼彼此爲“榮耀的成員”。

在這裏，贏得辯論的關鍵技巧不是讓觀衆沉迷於細節，而是學會用笑話來表達自己。幾乎所有有抱負的未來保守黨政客們都在牛津辯論社得到了鍛鍊。

首相特蕾莎·梅出身牛津，不過從未贏得過牛津辯論社主席職位，但在1979年，她丈夫菲利普做到了。在梅讀書的時代，牛津辯論社還是一個迷戀辯論之人的小圈子，但伴隨該社遇到財務困境之後，牛津辯論社開始在更廣泛的學生羣體中納新： 到了1988年，大約60％的牛津大學本科生都支付了60英鎊的加盟會費，而這一小衆場合，也開始承擔了複雜的英國上流社會社交功能。

1983年從伊頓公學畢業後，約翰遜來到了牛津。根據英國政治作家普耐爾（Sonia Purnell）所寫的《就是鮑里斯》（《Just Boris》）一書顯示，約翰遜來牛津有三個目標，“獲得一等學位、找到一個妻子併成爲牛津辯論社主席。”不過他並沒獲得一等學位。

在彼時，大多數學生只有到達牛津後，方纔知道牛津辯論社的存在，但約翰遜卻早就知曉了：他曾經經營過伊頓公學的辯論隊，他的父親老約翰遜曾經在1959年就讀牛津大學時就打算成爲該社主席，雖然老約翰遜失敗了，但約翰遜卻不同。

在抵達牛津時，約翰遜已經配備了所謂英國上層寄宿學校所賦予的特殊親密網絡：普通英國學齡兒童每天與同學一起度過八小時，但是伊頓寄宿生卻一起生活，並且往往互相有幾代人的家庭關係。這意味着，當約翰遜來到牛津時，他已經認識了幾十個人，而一些來自各地學校的孩子卻誰都不認識。

“牛津數世紀積累下的名譽和其校友網絡已經成爲一種循環。” 阿什伍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背靠牛津對其從政有積極影響，而這又吸引着想要從政的學生進入牛津。“想要得到那種機會的人會選擇牛津。”

在第一次競選中失敗後，約翰遜在第二年如願當選爲牛津辯論社的主席，他的技巧是：掩蓋自己的保守黨目標，同牛津大學內的社會民主黨結成聯盟，同時還啓用了民調手段。現任美國共和黨資深民調專家的倫茲（Frank Luntz），彼時爲他做了許多民調。

1985年進入牛津大學，同約翰遜曾經是好友和政治盟友的戈夫告訴約翰遜的傳記作者金森（Andrew Gimson），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辯論社的酒吧……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善良的牛津角色，但他真的就像一隻張大嘴巴的姥鯊在等着新手向他游過去。”

”我成爲了鮑里斯（約翰遜）的傀儡，成爲了崇拜他的選民。”戈夫說。

英國前外交大臣鮑里斯·約翰遜與外交大臣傑里米·亨特一同成爲保守黨領袖及英國首相候選人。圖爲約翰遜。新華社資料

與此同時，1987年畢業的亨特在牛津的“聲響”卻要小得多。他沒有約翰遜式的魅力或雄辯能力，沒有明顯的政治激情，但他是典型的“頭部”男孩：海軍上將的兒子，女王的遠親，身材高大又彬彬有禮。

不過，在所有牛津大學的政治活動中，有一位著名的缺席者：卡梅倫。不同於想拿一等榮譽卻沒拿到的約翰遜，卡梅倫得到了一等榮譽學位，在牛津大學的俱樂部生活中自娛自樂，且認爲學生政治對簡歷沒有太大加分：畢竟，他有着英王室血統，也與女王有着深刻的淵源，他的父親主持了重要的上層俱樂部，他的堂兄費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則是撒切爾政策組的負責人，而伊頓公學的朋友圈比牛津大學更爲強大。

畢業後，卡梅倫直接從牛津大學到了保守黨的研究部門，並在那碰到他後來的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牛津大學辯論選手們之間建立的友情也隱隱約約暗含了這些微妙的元素。

譬如，作爲卡梅倫的教育部長，戈夫以爲他們是朋友。但是當卡梅倫在2014年突然讓他成爲首席黨鞭時，戈夫被摧毀了：他覺得卡梅倫和他的老伊頓人小圈子 “像對待幕僚人員一樣”對待他，他想復仇。

PPE留歐派和其他專業的“脫歐派”

通過統計可以看到，出身於上世紀80年代的牛津大學的英國政客，控制了留歐派和離歐派兩大陣營，但他們攻讀學位的科目卻不盡相同。

譬如，有牛津的“首相學位”之稱的是“PPE”，即政治（Politics）、哲學（Philosophy）和經濟（Economics）。回到2016年，牛津PPE的畢業生們幾乎都是留歐派：卡梅倫（前首相）、亨特（現外交大臣）、斯圖爾特（現國際發展大臣）、哈蒙德（現財政大臣）、漢考克（現衛生大臣）、吉馬（前教育大臣）、海因茨（現教育大臣）、博爾斯（前技能部部長）、米利班德兄弟（前外交大臣及前工黨黨魁）、鮑爾斯（前影子財政大臣）以及曼德森（前商務大臣）等。他們想必是爲了學習運作一個現代國家所需的最前沿的知識，才選擇了這個科目。

相反地，大部分脫歐派學習的是需要回顧過往的科目：約翰遜選擇了古典文學、里斯-莫格和漢南（保守黨資深議員）學習的是歷史，而戈夫（現環境大臣）研究的是英國文學（主要是名著）。他們非常念舊。

約翰遜曾給丘吉爾著書立傳，里斯-莫格今年出版了讚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物傳記，而戈夫在此前擔任教育大臣時曾致力於確保小學生們能讀到19世紀文學作品和英國的“島國曆史故事”。

在梅成爲了首相後，她將落實脫歐的職責委託給脫歐派，在內閣中對他們予以重任。

但這些人是辯論家，而非政策制定者。他們無法通過辯論讓布魯塞爾方面妥協，因爲歐盟的談判官們遵循的是規則。

正如同英國打了半輩子交道、曾歷任歐盟委員會貿易委員和世貿組織（WTO）總幹事的拉米在此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所指出的，“這不是歐盟與英國之間的談判，而是英國內部的談判。我們每週都看到，歐盟妥協了，但是英國內部很難找到平衡點。”

圖爲外交大臣傑里米·亨特。新華社資料

脫歐一時爽？

在保守黨的這一次領導人競選中，如同舊時在牛津那樣，約翰遜又開展了一次不錯的競選，亨特則在攻擊約翰遜缺乏“嚴肅認真”的特點。而戈夫，就和以前那樣，再一次站在了勝利者的陰影裏。

牛津經濟研究院主任古德溫在最近的報告中判斷，約翰遜幾乎肯定會成爲下一任首相，但同時，他所持的“10月31日離開歐盟的強硬立場”，這一承諾將是很難確保的。

古德溫指出，屆時英國脫歐延期是最有可能的結果（40％），任何實質性變更協議的嘗試都可能會失敗，而脫歐協議在10月能獲得英國議會批准的可能性只有25%。

古德溫指出，如果約翰遜未能兌現10月底離開歐盟的承諾，那麼英國保守黨內的脫歐黨派將再次威脅要叛逃。

拉米此前則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這是英國的政治邏輯決定的。“你無法靠達成妥協成爲英國首相，成爲英國首相靠的是碾壓對手。”

隨後，英國議會和政府間將陷入此前梅政府所面臨的惡性循環，但或許牛津首相仍將不斷湧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