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我与良渚的故事丨王明达：反山良渚“王陵”发掘记

摘要：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认为，反山的发掘把良渚文化推上了考古学科的前沿。它在学术上的突破是1973年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在良渚文化贵族的墓葬中，发现了琮、璧、钺等玉礼器随葬，从而首次确立了这些以往被认为是“汉玉”的玉器真正的历史坐标。

文明圣地，闪耀东方

北京时间7月6日

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发现、发掘

和申遗成功的背后

是80多年一代代考古研究和保护管理工作者

不懈努力的结果

今天，一起来聆听考古专家王明达

口述·我与良渚的故事

王明达：反山良渚“王陵”发掘记

1986年的初夏，江南的梅雨季节尚未来临，对于野外作业的考古工地来说，这正是抓紧发掘的好时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进驻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已经20多天了，按照制定的发掘方案，对反山这座高出平地4米左右、长90余米、宽30余米的土墩，在西端布了10×10米的6个探方，探方之间留下1米宽的隔梁。

从5月8日开工，挖去表土不久，就陆续发现了一批单室券顶砖砌汉墓，除了券顶大多塌陷外，没有盗扰，所以随葬品均在，从各墓出土的铁剑、青铜矛较普遍的情况分析，应是当时的武士墓群。虽然这些不是我们这次考古发掘的主要目标，但我们还是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的要求，一丝不苟地进行清理，做文字记录、绘图、照相，还请所里派来专人录像。近20天的工作，一共发掘了11座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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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墓的发掘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那么反山考古队此次探寻的“地下宝库”

究竟是什么？

1986年3月，我们在申请反山发掘的“发掘目的、要求和计划”栏目中，写明“据草鞋山、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我们认为反山亦应是一处重要的良渚文化墓葬，即‘土筑金字塔’”。

作为区域性的土著古文化，良渚文化在全国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中并不“显眼”。它在学术上的突破是1973年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在良渚文化贵族的墓葬中，发现了琮、璧、钺等玉礼器随葬，从而首次确立了这些以往被认为是“汉玉”的玉器真正的历史坐标。继而上海市青浦区福泉山遗址，江苏省武进县寺墩遗址、吴县张陵山遗址等进一步确证了琮、璧、钺等玉礼器是良渚文化的特征之一，极大地丰富了良渚文化的内涵。这种随葬大量玉礼器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均埋在当时人工营建的高台土墩上，形成一座座江南平原上称为“山”或“墩”的土台，著名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土筑金字塔”。

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关注着江苏、上海的同行们所取得的新成果的同时，也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迪。1986年正逢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活动定于11月在杭州召开，“良渚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加紧进行。

作为东道主，

浙江的考古工作者

拿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来迎接这次盛会？

考古发掘前的反山

发掘反山！这就是我们的准备工作内容中的一项。说起反山，真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土墩，位于雉山村的西南部，周围散布着几户农舍，反山西侧有一条小路，我们调查时走过多次，在它的断面上没有发现陶片之类的遗物，所以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发掘反山的契机是当时长命乡农机厂转产，筹建长命制动材料厂，选中了反山周围的大片土地。我所的文物保护通讯员费国平同志是雉山村人，他特地及时告知了我们，建厂将在反山上取土。我们获知这一信息后，我和芮国耀同志多次去了反山现场踏勘，因为有一些碎小的红烧土颗粒和炭粒，偶尔也能见到一些良渚文化的小陶片。这些线索成了我们确认反山不是自然形成，而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建而成的科学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我们要求厂方暂不在反山动土，等待发掘结果后再商议。同时我们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发掘申请书。

1986年4月22日，由文化部签发（1988年后改由国家文物局签发）的考古发掘证照“考执字（1986）第l83号”正式批准了反山发掘项目，由我担任领队，正式队员有芮国耀、刘斌、杨楠、费国平等同志。芮、刘两位因另有安排，发掘开始阶段未去工地。

反山发掘工地现场

5月28日，对汉墓的清理已接近尾声，各探方的下挖深度已达150厘米左右，为了慎重起见，我决定停止使用小锄头翻土，改用锋利的大平铲，一遍又一遍地把地面铲得又平又光，民工们说比晒场还要平。我们就在这平整的地面上仔细地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终于在3号探方的中部，从大面积的灰黄土中辨认出一块灰褐色的斑土，又经过反复的铲光确认，划定了长方形南北向的四边界线，即土坑的墓口。

5月29日下午，我下了决心，开始用小铲下挖这块灰褐色的斑土，在3个多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小铲下挖5厘米，挖一层平整一次，半天时间，我和文保员陈越南两人操作，仅挖深30厘米。5月30日一天又下挖至90厘米深，始终未见任何遗物。这天上午，所里一位考古行家来工地，看了这个“坑”，认为“挖反”了。我自己一方面深感领队责任之重大，另一方面又觉得心里很踏实，因为自己用小铲在剥剔坑壁时，泥土与坑壁能够自然脱离，这是人工挖坑后，填在墓内的回土与坑壁的附着强度较弱的原因形成的迹象，凭着以往发掘土坑墓或灰坑积累的操作经验，自信没有“挖反”。浙江境内确实没有发掘过良渚大墓，试想在一块平整的地面上挖了一个深达．90厘米的“坑”，还未见到任何遗物，怎么会不令人产生是不是“挖反”了的怀疑？这时候对于领队的压力和考验是很沉重的，如果挖反了，土再填回去也不能掩盖操作上的失误。一个考古工作者，除了掌握过硬的野外发掘基本功外，还要有一点胆识和勇气！

5月31日下午，开工以后天气闷热，黑沉沉的乌云从天目山方向翻滚而来，一场雷阵雨即将来临。我和杨楠、费国平站在3号探方的北隔梁上，商量对付雷雨的应急措施，这时3点刚过。突然陈越南从下挖的“坑”内清出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用手掌托着，小心地递到我跟前，我弯腰看了一眼，从160厘米高的隔梁上跳下，急忙爬到坑中，蹲在出土现场观察了足足一刻钟，取出来的土块印痕上同样留下一些玉粒和漆皮。陈越南递给我一把小铲，我不敢用，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顺着刚才取土块的边缘又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朱红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这就是后来经上海博物馆吴福宝师傅精心剥剔成功的嵌玉漆杯），当时再也不敢下手了，兴奋、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杨楠等同志都仔细地看了现场，大家分享成功的喜悦。为安全计，我悄悄地把这块地方用尼龙薄膜盖好，复上一层泥土。又在墓坑中部剔出一件玉琮（编号为反山M12：97的那件）的射口部分，同样把它盖好。这时雨点开始落下，我记下了墓穴的长宽深（露出器物的深度已达120厘米）后，把整个墓穴用薄膜盖好，铺上一层泥土，做完这一切，我们和民工们冒着骤风大雨跑回各自的住地。

这天晚上，买了几瓶酒，多炒了几只菜，我、杨楠、费国平、陈越南等在住地开怀畅饮，兴奋地谈论着这次发现将会产生的作用和意义。听着屋外不停的雨声，心中有些不放心，睡前又叫了杨楠、费国平到反山转了一圈，安排第二天的排水。6月1日天雨不止，我们叫了几个民工，冒雨开了排水沟，墓口筑了土坎，尽可能保护现场。天一时还放不了晴，同时也必须向所、局领导汇报反山的重大发现，所以傍晚我赶回杭州，报告了这里的情况。

6月2日雨止后，我和二室（史前考古）主任牟永抗及录像人员先赴工地，芮、刘二位也都去了反山。下午省文物局、所的领导都来了，在听取现场汇报和视察工地后，研究决定了保护性发掘（为今后建博物馆提供基础）的方针，另对保卫、安全、后勤、经费等作了安排，当然最主要的是搞好考古发掘，高质量地取得发掘成果。当天因工地泥泞不堪，没有发掘，只是把现场清理干净。

从6月3日开始，除了将首先发现的大墓（根据发掘操作规程，编为反山M12）安排刘斌和陈越南负责清理外，集中力量铲光各探方的地面，找到更多的墓口暴露迹象。很快，发现了诸多墓口，在五号探方发现了M14，在三号探方的西部发现了M16，东部发现了M17，在一号探方发现M13，在一号与二号探方相邻地段发现了M15与M18。由于墓穴大而深，而且随葬品丰富，发掘工作十分繁重，杨楠负责M14，芮国耀负责M16，费国平负责M15。一切墓内的清理全部由考古人员自己动手，民工只是把清除的泥土挑走。

1986年夏季反山发掘坑位

发掘过程中，为了避免墓内随葬品受到损伤，剥剔器物时，一律不用金属工具，把竹片削成大小宽窄各异的工具，小心翼翼地清除泥土。由于墓穴较深，而随葬品几乎布满墓内，人一下去几无立足之地，我们群策群力，想出了“悬空操作法“，即用两段毛竹横架在墓口的两边，再用绳索吊下两段毛竹放在墓内，然后在墓内的毛竹上铺上木板，离随葬品有10厘米左右，不碰到一件器物，木板一块块可以移动，人蹲在木板上，清理一段再移动一段。这样清理，人几乎是趴在木板上，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腰酸背痛，一下子人都站不起来，但当清出一件器物，又是一件器物，似乎有剔不完的随葬品……望着琳琅满目的文物在自己手中一件件地“重见天日”时，大家都忘记了疲劳，吃力地伸一下腰，又埋头继续再干。不太了解考古工作情况的人，以为考古么，挖出文物就行了，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反山的每座良渚大墓，除了找准墓穴外，墓内有棺椁作葬具，而5000年下来，木质的棺椁早已腐朽，仅仅留下考古学上称为“板灰”的灰白色痕迹，在土层中发现并剥剔出“板灰”，就是极仔细的活，但这又是至关紧要的迹象。一座大墓几百件器物，必须在现场弄清当时是怎么放入的（当然由于塌陷、移位、有机物的腐朽等因素，不可能全部搞清）、上下左右是什么关系等等。反山大墓随葬品中玉器占90%，使良渚古玉的出土在数量、器种、雕琢纹饰、精美程度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收获。更重要的是，野外操作得当，精心剥剔，对玉器在墓内的原来位置、配伍关系、组合情况等有了全新的认识，使良渚玉器从单件的研究，扩展到组装件（即几件玉器通过硬质的柄、杆连接为一整体，如玉钺）、穿缀珠（即通过柔软的皮革或丝麻织品连成一体，如项链）、镶嵌件（即无孔的玉粒黏贴或嵌入其他器物上，如嵌玉漆杯）的研究，这种成组成套的研究方法，在考古学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考古队员精心剥剔随葬器物

发掘中除了仔细剥剔器物的繁重辛劳外，绘图成了一件更累人的工作。按常规绘制十分之一的平面图，但在反山大墓器物十分密集的部位，我们增加了放大的绘图。往往一座墓的图有五六份之多。在绘图、照相、录像等记录完毕后，最后—道野外操作就是起取文物了。为了保证文物的绝对安全，我们总是自己动手，三四位同志一组，分工明确，一位负责把文物一件件从墓内起取，一位写标签（一套或一件有一个序号、名称、数量等内容），一位在图纸上写上编号及名称。在起取过程中，为了使玉器不受损伤和保持原有的光泽，我们特地从杭州买了蒸馏水，把带一点泥土的玉器在蒸馏水中漂洗一下，禁止用刷子。所以后来这批玉器基本保留了晶莹的光泽，以至有的参观者以为是我们涂了一层清漆。

考古队员现场绘出土遗物平面图

每座良渚大墓完成上述的发掘全过程，总得10天时间，依靠全体考古工作者辛勤的脑体劳动，至7月5日先后发掘完成了七座墓葬，后因参加全所一年一度的集中学习、小结，暂停了野外工作，9月4日至10月10日，我们又继续清理发掘了M20—M23四座墓葬。100多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反山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但当我们把5000余年前良渚先民们创造的珍贵历史遗产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大家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却是难以形容的！

当年11月，“纪念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我们献上反山这份厚礼，让全国各地来的代表们参观了发掘现场和出土的大批文物，获得了大家的高度评价。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认为，反山的发掘把良渚文化推上了考古学科的前沿。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讲，浙江史前文化有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

反山王陵摄影/潘劲草

最后说一下反山良渚“王陵”名称的来历。我们在发表反山简报时，称为“反山墓地”，苏秉琦先生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对此提法不甚满意，问我是否可以称为“陵”。我受到极大的启发，确实，反山墓葬地营建规模之大、随葬品之丰厚、玉器之多而精，还没有任何一处良渚文化墓葬超过它的，这不是最高等级的贵族“王陵”吗？所以我在此用了这样的题目，也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已经故去的苏秉琦先生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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