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黨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可以說，這是中共建黨以來，第一次獨立自主的召開黨以及軍隊最高領導層會議，並形成自我決議，並堅決執行。是在中共一個生死攸關的、脫胎換骨的，浴火重生的轉折點，是中共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識。而這一切有很多前提條件和環境因素所決定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時，與莫斯科失去了聯繫，沒有了束手束腳的指揮棒在頭上揮舞。

遵義會議油畫，畫中二十人

​根據陳雲手稿，現在確定的遵義會議出席者名單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6人：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張聞天、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4人：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

陳雲提及的“林、聶、彭、楊”：即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再加上陳雲提及的李卓然，“李總政主任”(李富春)，“劉參謀長”(劉伯承)。此外，再加上李德和翻譯伍修權，還有中共中央祕書長鄧小平，總共20位出席者。

歷史總是這樣，很多事件看起來偶然，實則是無數個必然累積而成，這也許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歷史的選擇”吧。試想，如果還能和莫斯科保持無線電通訊，那麼，歷史走向又當如何呢？

當然，中共當時作爲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還是有着自我約束的紀律性。中共還是要將遵義會議的決定及會議詳細情況向莫斯科彙報。

張聞天

遵義會議剛結束，當時剛作爲中共總負責人的張聞天便責成原“中央特科”的負責人陳雲和潘漢年，作爲中共聯絡員，由李維漢佈置，他們二人以人力方式回上海重建隱蔽戰線，再赴蘇聯。

延安時期的陳雲

​潘漢年遂與陳雲商定，前後出發，以上海潘渭年家作爲匯合點。

潘渭年，即潘企之，1930年加入中共。中國經濟管理學著名學者，潘漢年堂弟。其夫人呂鑑瑩，爲潘漢年表妹。

潘漢年先即行出發，由貴州地工，黨員秦天真、藍城安排並護送出貴州，走廣西，經廣東，到香港。在港即寫信與在滬的潘渭年、呂鑑瑩夫婦取得聯繫，遂坐船北上，抵滬。在堂弟夫婦的聯絡下，與蟄伏在上海的臨時上海中央局負責人，宣傳部長浦化人（五人團，三人團之一）和宣傳部負責人董維健取得聯繫。

浦化人，建國後曾任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監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而上海在經過了1934年夏、秋與1935年初，連續三次崩盤式的清洗，隱蔽戰線的工作已經停滯。

1935年初，莫斯科一樣急需知道中國革命發展情況。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派出了閻紅彥攜帶最新無線電密碼本，由新疆入境回國，想法給中共中央送無線電密碼本，並有“組織一批軍事幹部赴蘇，參加共產國際無線電訓練班學習”的指令。閻紅彥進入新疆後，以商人身份作掩護，走甘肅、寧夏，綏遠地區路線。但因地方軍閥和國民黨各種封鎖，閻紅彥無法得知中共中央消息，只是在西北地區不斷遊走，探索。最後，他到達西安，打聽到陝北紅軍（他的老部隊）的一些散碎信息，便又出發去尋找。又至北平，在北平得知了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抵陝的消息，又奔赴瓦窯堡。那時，已經是1935年12月份。

1955年，閻紅彥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

閻紅彥

​1935年3月，倖存的人員成立了臨時上海中央局，但工作開展依然艱難。基本人員都潛伏起來，等待新的指令。

1935年5月，就在潘漢年低滬之時，共產國際在滬的負責人之一，遠東情報局的約瑟夫.華爾頓（即勞文斯，或羅倫斯。立陶宛人）。因其交通員陸海防、陸獨步兄弟的出賣，被捕。此案也就是國際諜案中著名的上海“怪西人案”。上海的形勢又變得分外緊張起來。根據浦化人提議，以及對實際情況考慮，潘漢年返回香港，等待上海的消息。

描寫長征途中政治局會議的油畫

​1935年6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又在瀘定橋召開了會議，即瀘定會議。會議議題之一，就是繼續派遣陳雲並李維漢返滬，重建白區組織，更重要的還是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繫。李維漢因故未成行。

同月中旬，陳雲在四川地工，黨員席懋昭護送下經雅安、成都，重慶出川。然後孤身一人於月底到達上海。

席懋昭烈士

陳雲抵滬，和潘漢年一樣，通過潘渭年夫婦與浦化人取得聯繫，並通知了潘漢年前來匯合。

1935年7月，潘，陳匯合。潘漢年帶來了消息，通過以前的老情工梅龔彬，得知了共產國際將於1935年下半年召開代表大會。鑑於上海形勢緊張，以及本身都負有打通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絡任務的重大使命，倆人遂決定祕密赴莫斯科。

1935年8月5日，由二人決定由陳雲攜楊之華、陳潭秋先行，走水路經海參崴（符拉迪奧斯托克）去莫斯科。

中共一大代表，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陳潭秋烈士

​1935年8月20日，陳雲等人安全抵達莫斯科。稍後幾天之後，潘漢年化名“水番三郎”（水番爲潘，家族同輩行三），乘坐蘇輪“東方號”，與陳雲同一線路，在1935年9月下旬抵達莫斯科。

1935年10月2日，陳雲，陳潭秋，潘漢年作爲中共中央代表及中共代表團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讓莫斯科知道了國內革命和軍事鬥爭的實際情況，並且學習了剛結束的共產國際“七大”（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這也是共產國際最後一次代表大會）精神，即“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精神，還有據此精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

​雖然，陳雲，潘漢年到達了莫斯科，雖然想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願望落了空，共產國際七大已經閉幕，但作爲中共中央代表，他們完成了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聯繫任務，但作爲最後的目標，如何再與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取得實質性的聯繫，打通雙方之間的聯絡通道，又成了迫在眉睫的問題。

恢復電訊聯繫，儘快將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送達中共中央，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決定，再度派遣人員回國。

該任務的艱鉅遠非今人之筆墨所敘。

困難一，路線有三，新疆入境，過遠，閻紅彥即走這條線路，至今無音訊。東北滿洲里入境，但該地區已經被殖民軍隊日軍嚴密封鎖。剩下只有蒙古入境，但要穿越沙漠無人區。

困難二，爲了在過各個關卡時的安全與保密，所有的文件精神和新的密電碼本只能背下，不帶片紙隻字。

困難三，派回人員須是有堅定意志，還得是中共高層所認識和信賴的領導級幹部，以此作爲身份證明。

革命家、政治家、周恩來老師之一，格奧爾基·迪米特羅夫·季米特洛夫

在層層篩選中，經陳雲和陳潭秋等人推選，王明報請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同意，由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的季米特洛夫代表共產國際親自談話，將此任務交給了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中共工運領袖，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的林育英（即張浩）。另外，也將同樣的任務交給了潘漢年，並且將共產國際的密電碼要求潘漢年背熟記在腦子裏，帶回給中共中央。

首先出發的是張浩，如同從長征途中出發尋找共產國際一般，從莫斯科出發去尋找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的征途又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