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很高興認識你。”魏格林教授微微欠身，用流利的漢語一一招呼，平靜的笑容極具感染力，給人一種“潤物細無聲”的舒適感。一頭亞麻白金短髮、沒有冗雜裝飾的素色風衣長裙，還有褐色鏡框下掩藏着的深邃眼眸，無一不彰顯出這位德國女漢學家與生俱來的典雅。

德國女漢學家魏格林。

42年後再來南京：

這個城市很對我的胃口

“我這兩天在南京的路上，看這裏的建築、交通，我覺得這是個很傳統的城市……”記者瞭解到，此番並不是魏格林教授的第一次南京之行，1976年春天她曾作爲北大學生在這裏有過短暫的交流，時隔42年，魏格林教授直言，南京沒有變，還是那麼有魅力。

魏格林教授告訴記者，多年前沒有機會好好遊覽，這次捨不得再錯過，“我去了六朝博物館跟夫子廟，夫子廟給我的印象非常好，那種文化氣息不是膚淺的、表面的，沒有過分強調儒家的東西，不會給人一種壓迫感”。此次，魏格林教授還抽空給南大歷史學院的學生作了主題演講。

首次參觀江東門紀念館

建議對加害者動機的深究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於1985年，9月21日魏格林教授第一次來館參觀，“我覺得這個紀念館非常有必要，它可以讓後代真切地瞭解到戰爭歲月的人們受到的摧殘，裏面主要有三重角色，受難者、加害者、保護者，我們可以感受到受難者的遭遇，也可以看到加害者的嘴臉，但也不要忽略，災難發生的時候，還有一些外國人作爲保護者挺身而出”。

去年9月，南京如願成爲全球第169座、中國第1座國際和平城市，除了這座城市曾經在戰爭中受過創傷，也離不開多年來南京爲銘記歷史、珍愛和平所做的大量工作，江東門紀念館便是其中舉足輕重的一環。那麼往後，紀念館該如何利用現在的條件繼續爲這座和平城市出力呢？魏格林教授同樣提出了中肯的建議，“南京大屠殺是人們忘不掉的記憶痛點，每年有800萬人來參觀，但是一圈走下來，如果你問他，能不能解釋日本人爲什麼打中國、爲什麼打南京，估計很多人答不上來”。

“你要去了解他人，不僅僅是你身邊的人，甚至是你的敵人，這個在博物館裏目前還比較欠缺，中國人是受難者，但受難者也可以去了解加害者的動機”。魏格林教授認爲，人本身可以做壞事，我們應當通過分析他人做的壞事，去控制自己未來做壞事的可能性，因爲這不僅是個人的問題，在特殊時期是會上升到整個民族的。

德日戰爭記憶存差異

但德國人的反省不是一蹴而就的

戰爭結束七十餘年來，我們每每討論日本的戰爭責任時，德國都是重要的參照物。通常看來，德國人對大屠殺的反省比較得到世界認可，但日本社會對侵略責任抵死不認，世人同樣有目共睹。對此，魏格林教授認爲，德國人對戰爭罪行的反省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諸多努力才取得了最大的共識。

魏格林教授強調，德日兩國地理政治環境在戰後大不一樣，再加上美國對兩個國家的戰後政策有明顯區別，因此，外部因素在兩國能否學會面對自己的歷史問題上起的作用也不同，但同時也不可否認，內部因素在兩個國家都是存在的，“我們是希望日本社會對戰爭中的暴行達成一個共識。但目前他們對待自己過去的記憶是非常複雜且分散的，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的敘述相互爭議，分散性階段很突出，他們有些人不肯接受我們所說的他們過去犯下的罪行。但必須承認，不論是在德國還是在日本，總有一部分人提倡對過去進行反省，因此不能極端地強調德國人就是好人，日本人就是壞人，這樣不是特別公平”。

記憶政治是地緣政治

去嘗試跨越受害者與加害者的界限

魏格林教授早兩天在南京大學作了一場演講，主題是《東亞和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她提出東亞國際關係緊張性的加劇是歷史意識政治化的主要因素，在當前條件下，記憶政治是地緣政治。在魏格林教授看來，東亞關於二戰的記憶中有很多地緣政治因素。

作爲德國戰後的一代，魏格林教授接受了去納粹化的反思與和平教育，根據她的觀察和研究，東亞各國做好和平教育是刻不容緩的、是實實在在的。“和平不是空談，我們這代人要試着去跨越受害者和加害者的界限。不要想當然覺得我是受害者，他是加害者，我跟他之間毫無相似處，沒有人從生到死都是一種身份，如果我們能跨越這個界限，這是將來世界能維持和平很重要的條件”。

魏格林教授還認爲，地緣政治向我們的社會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挑戰，其中很大的一個後果，就是如果國際關係緊張化，先前提到的跨越民族界限、跨越受害者與加害者界限的嘗試就會因爲地緣政治變化再也無法被注意到。

最後，我們借魏格林教授的一句話共勉：不論哪個時期，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矛盾總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銘記戰爭，就是爲了學會如何在充滿衝突的世界裏堅持和平。

愛南京·南京晨報見習記者 周敏

編輯：西柚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