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功底不够，胡适就该被“新儒家”轻视？

胡适在学问上被轻视被嘲笑被攻击，实际在胡适生前就遭遇过多次。据传，黄侃测井在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学生不太明白。黄侃接着解释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因为胡适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写上部，没写下部。

再比如，哲学家方东美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他认为中国文化在精神上超胜于西方文化。即便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依然保持了坚固的信念，并且在柏格森和怀特海那里找到了共鸣，并进一步强化。方东美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与胡适对中国文化批判性的立场明显分歧。因此，方东美曾经数次批评胡适。

在最高统治者面前，胡适保持了独立人格

相对而言，梁启超与胡适的争论更为纯粹，主要集中于学术领域。1921年初，梁启超出版《墨经校释》一书，并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此书作序。接到学术前辈的书信，胡适不敢马虎，写了一篇序文，对梁启超采用的校勘学方法提出质疑和批评。但梁启超把自序放在卷首，把胡适的序文放在书后，而且将《复胡适之书》作为附录，放在《读墨经余记》之后，却不刊用胡适的答书。胡适对此意见很大，认为梁启超心胸狭窄。

1919年2月，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此书以新的学术方法为手段，划清了哲学史与经学史的界限，奠定了胡适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很快引发轰动，出版后一印再印。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大哲学社邀请，在三院大礼堂作了演讲，题为《评胡适之〈哲学史大纲〉》。这次演讲讲了两天，每天两个小时。梁启超的演讲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辞犀利，极不客气，却颇见风趣”。次日，胡适也坐在台上并当场答辩。他在40分钟内，轻松地将梁启超主要论点一一批驳，使得听众偏向于胡适。

1922年和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书单，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1923年4月26日，梁启超应《清华周报》记者的要求，写了一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所列数目与胡适差别较大。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对胡适提出了批评。

梁启超几次与胡适论争

近年来，一些儒学研究者对胡适也频频批评，例如，有人一再攻击胡适浅薄，没学问。例如，近年来很活跃的儒学研究者秋风就曾经宣称，“比如大家都十分尊敬的胡适先生，他从27岁就活跃在文化舞台的中央，他几十年为中国留下了什么？当然他在观念的领域的确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有任何一本值得现代人反复阅读的著作么？没有，甚至一篇都没有。”

秋风的论断，我以为有许多可以商榷之处。所谓“值得现代人反复阅读的著作”以何作为标准，是义理、辞章、考据，还是思想性或者学术性？以义理或思想性而论，胡适的有些篇章，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且颇具现实意义；以辞章而论，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他的文章从不故作高深，而是尽量写得浅显易懂；以考据或学术而论，胡适对禅宗的研究，对《水经注》的研究，对红学的研究，至今仍不失为学者的参照，胡适自称“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有些言论或学说固然可以批评。例如，梁启超与胡适虽然在学术问题上有所争论，但他对胡适的研究亦不乏欣赏，但如秋风这样一竿子打死，显然不是理性的态度。

类似秋风这样的国学研究者不乏其人。一方面，他们自称对传统保持温情和敬意；但另一方面，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对自己认可的传统大家称赞，对于自己反对的传统，则毫无敬意可言。他们最大的谬误在于没有认识到，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一个优秀的传统，往往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例如，儒家的孔子、孟子和朱熹、王阳明等人，无不是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的学说。而他们创立的学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新的传统。同样，胡适等人开辟的新文化运动，也是新的传统，迄今仍有很多学者自觉继承和发扬。既然如此，这些对胡适极端轻蔑的国学研究者有何理由厚此薄彼？

孟子主张威武不能屈

如果按照秋风的逻辑，他的学术对手也可以如是论断：“秋风这些年除了一本又一本书，但他有任何一本值得现代人反复阅读的著作么？没有，甚至一篇都没有。”套用《过秦论》中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以待人处世和政治品格而论（不是以学术主张和方向），胡适在统治者面前保持了独立人格，与孟子主张的“威武不能屈”一脉相承；胡适待人宽厚，乐于助人，是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真正践行者。仅此两点，现在研究儒学的人，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视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基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对于传统的取舍与态度。以国学功底而论，梁启超大约不及章太炎，胡适大约不及梁启超，但包括秋风在内当下大部分国学研究者，未必比得上胡适。如果人们主张对传统保持敬意，那么，他们就必须对胡适保持敬意，而不全然是讥讽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