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邪不压正》的朋友们，

一定对彭于晏的外国老爹印象深刻！

因为《邪不压正》的故事背景，

设定在北洋年间的北平，

所以演员们的口音带点“京味儿”是合乎情理的，

but讲真！！

彭于晏的“台味儿”北京话听着确实有点出戏，

而大家没想到的是，

《邪不压正》剧组里的

北京话十级演员竟然是一个“歪果仁”，

而他还对彭于晏的普通话进行了一番指导。

之后，Andy又是各种秀北京话，

吐槽中国的脏话针对女性，

还展示了自创的骂街金句，

“你就是个傻Der”。

一旁的彭于晏一直在旁边痴汉笑。

看电影时，

小编确实一直好奇，

这一口京片儿到底是不是配音，

一个歪果仁说得也太好了吧！！

这接下来一周，

咱们的节目主角，

还真就是有这么一批

“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的歪果仁。

他们并不是普通的“中国通”，

而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洋孩子”。

柯马凯

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方流行，大批“左派”青年不满本国的政治制度，纷纷来到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革命。他们中很多人从此留在这里。1949年后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和他们在中国出生的孩子。

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祖籍英国。父亲柯鲁克和母亲伊莎白1947年来到中国，在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马凯兄弟三人从小就在“北外”的大院里长大。

柯马凯一家人

在马凯童年的记忆里，大人们一周上六天班，没人管的孩子们就聚在一起跳皮筋、弹玻璃球、“打仗攻城”、“抓特务”。五岁以前马凯都不会说英文，虽然成长在异国他乡，但小时候的马凯却很少感觉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他身边有不少跟他一样的“洋孩子”。

今年65岁的阳和平同样出生在中国，父亲阳早原是美国农民，1946年他卖掉了自家农场的三十头奶牛来到中国，阳和平和弟弟妹妹从小随父母在西安的农场里长大。

阳和平

在农场的孩子们中间我是“娃娃头”，带他们玩捉迷藏，我们叫“抓特务”。几个人装成特务藏起来，然后大伙都追，哎呀玩得特痛快。我看的那个《地道战》电影，我们家旁边就有个自留地，然后我在这挖一个坑，底下打通了，从这下去那钻出来好自豪，我爸爸下班回来一看，哎呀觉得不太对，麻烦了，我挨一顿揍。

与在“北外”大院里的洋孩子不同，那时候整个西安都看不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阳和平从小就经常被嘲笑为“大鼻子”，为此他也没少和小伙伴们打架。对于自己的美国面孔，阳和平从小就感到自卑，阳和平从小就十分抵触父母教他英语。

韩丁与柯鲁克夫妇的合影

6岁时阳和平来到“北外”住了一年，因此和柯马凯相识。事实上，这两个际遇相似的家庭，早在两个孩子结识之前就有渊源。

1948年，在晋察冀边区做土改调查的柯鲁克夫妇，结识了阳和平的父亲阳早、舅舅韩丁。阳早为韩丁和柯鲁克夫妇拍下了一张合影，照片上穿着解放军军装的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而柯马凯和阳和平两个家庭的命运，都要从他们的父母、从这微笑背后的故事说起。

北京友谊宾馆

北京友谊宾馆始建于1953年，是由周恩来特别下令修建，用于招待在京的苏联专家。在“冷战”的大格局下，在华的“国际友人”也被分为了两大阵营，柯马凯的父母等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专家,不仅工资仅有苏联专家的五分之一，在所在领域也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很多单位对苏联专家言听计从。加之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高涨，来自美国的专家和他们的孩子更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阳和平

我的同学就在我的面前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好像我是美帝国主义似的。总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总是抗美援朝，总是美国到处侵略扩张，总是负面的，总是觉得美国人是一个负担，是一个黑影，是一个不光彩的东西。

年轻的柯鲁克与伊莎白

196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对于像马凯的父母这些抱着共产主义信仰来到中国的欧美“左派”青年们来说，享受的高工资和福利正是他们最反对的特权化。

柯马凯

确实特权，你想我们五十年代同吃同住，到后来是分化了。我父母那个时候还觉得工资太高了，还提出来说我们就拿一半的工资吧。主动地挺“革命”，好像阳早、寒春他们也挺“革命”的，就觉得不能搞特权、特殊化。

阳和平一家人从左至右分别是

阳建平、寒春、阳和平、阳早、阳及平

1966年在北京方面的极力邀请下，阳和平的父母最终极不情愿的离开了西安农场举家迁往北京，夫妻俩被安排在了相对轻松的译校工作，还给他们配了汽车，但两人坚决不坐，汽车只能在他们身边空驶，而他们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各处穿梭。与优厚的工资待遇形成对比的，是他们自由的丧失。

阳和平

他说服从组织分配，但有一条，北京的外国人都住在友谊宾馆，我坚决不住友谊宾馆。对方说没问题，到了北京就把他们安排在新侨饭店，比友谊宾馆还高级。这就没法沟通了，他就不懂，这俩人到中国来要是为了贪图享受，根本不会来。

阳和平父母写下的大字报

1971年，革命的政治高压有所缓解，1972年尼克松访华，更是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破冰”之旅。同年，柯马凯的母亲和父亲被先后释放回家。在1973年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场茶话会上，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他们道歉。

柯马凯发现，他身边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外国专家，对于自己长达数年的关押迫害，没有太多怨言。他至今记得父亲表示，“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

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在华的国际友人也被获准回国，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把孩子送回家乡，而自己则继续留在了中国工作。1973年柯马凯兄弟三人和阳和平回到了各自父母的故乡，由于文革期间在寒春等外国长辈的照顾下，柯马凯的学业并未荒废，回到英国后他进入大学深造，并选择了寒春早年从事的物理专业。

对于那场半个多世纪前的革命大潮，柯马凯和阳和平至今还有着许多不解和困惑，而此后的“改革开放”和今天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变迁，也让他们更加觉得对于自己出生长大的这个地方愈发陌生。1990年代柯马凯和阳和平先后回到了中国，与毕其一生于此的父母们一起继续探索，感受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想了解更多细节故事

敬请收看

9月24日－9月28日

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的

《纪录・大时代》

“红色中国的洋孩子”

编辑：伊梵、蒙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