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邪不壓正》的朋友們，

一定對彭于晏的外國老爹印象深刻！

因爲《邪不壓正》的故事背景，

設定在北洋年間的北平，

所以演員們的口音帶點“京味兒”是合乎情理的，

but講真！！

彭于晏的“臺味兒”北京話聽着確實有點出戲，

而大家沒想到的是，

《邪不壓正》劇組裏的

北京話十級演員竟然是一個“歪果仁”，

而他還對彭于晏的普通話進行了一番指導。

之後，Andy又是各種秀北京話，

吐槽中國的髒話針對女性，

還展示了自創的罵街金句，

“你就是個傻Der”。

一旁的彭于晏一直在旁邊癡漢笑。

看電影時，

小編確實一直好奇，

這一口京片兒到底是不是配音，

一個歪果仁說得也太好了吧！！

這接下來一週，

咱們的節目主角，

還真就是有這麼一批

“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話”的歪果仁。

他們並不是普通的“中國通”，

而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洋孩子”。

柯馬凱

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共產主義思潮在西方流行，大批“左派”青年不滿本國的政治制度，紛紛來到以蘇聯、中國爲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支援革命。他們中很多人從此留在這裏。1949年後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就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友人”，和他們在中國出生的孩子。

柯馬凱1951年出生於北京，祖籍英國。父親柯魯克和母親伊莎白1947年來到中國，在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馬凱兄弟三人從小就在“北外”的大院裏長大。

柯馬凱一家人

在馬凱童年的記憶裏，大人們一週上六天班，沒人管的孩子們就聚在一起跳皮筋、彈玻璃球、“打仗攻城”、“抓特務”。五歲以前馬凱都不會說英文，雖然成長在異國他鄉，但小時候的馬凱卻很少感覺自己有什麼與衆不同，他身邊有不少跟他一樣的“洋孩子”。

今年65歲的陽和平同樣出生在中國，父親陽早原是美國農民，1946年他賣掉了自家農場的三十頭奶牛來到中國，陽和平和弟弟妹妹從小隨父母在西安的農場里長大。

陽和平

在農場的孩子們中間我是“娃娃頭”，帶他們玩捉迷藏，我們叫“抓特務”。幾個人裝成特務藏起來，然後大夥都追，哎呀玩得特痛快。我看的那個《地道戰》電影，我們家旁邊就有個自留地，然後我在這挖一個坑，底下打通了，從這下去那鑽出來好自豪，我爸爸下班回來一看，哎呀覺得不太對，麻煩了，我挨一頓揍。

與在“北外”大院裏的洋孩子不同，那時候整個西安都看不到幾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陽和平從小就經常被嘲笑爲“大鼻子”，爲此他也沒少和小夥伴們打架。對於自己的美國面孔，陽和平從小就感到自卑，陽和平從小就十分牴觸父母教他英語。

韓丁與柯魯克夫婦的合影

6歲時陽和平來到“北外”住了一年，因此和柯馬凱相識。事實上，這兩個際遇相似的家庭，早在兩個孩子結識之前就有淵源。

1948年，在晉察冀邊區做土改調查的柯魯克夫婦，結識了陽和平的父親陽早、舅舅韓丁。陽早爲韓丁和柯魯克夫婦拍下了一張合影，照片上穿着解放軍軍裝的他們，臉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而柯馬凱和陽和平兩個家庭的命運，都要從他們的父母、從這微笑背後的故事說起。

北京友誼賓館

北京友誼賓館始建於1953年，是由周恩來特別下令修建，用於招待在京的蘇聯專家。在“冷戰”的大格局下，在華的“國際友人”也被分爲了兩大陣營，柯馬凱的父母等來自資本主義陣營的專家,不僅工資僅有蘇聯專家的五分之一，在所在領域也逐漸失去了話語權，很多單位對蘇聯專家言聽計從。加之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中國國內的反美情緒高漲，來自美國的專家和他們的孩子更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陽和平

我的同學就在我的面前喊“打倒美帝國主義”，好像我是美帝國主義似的。總是打倒美帝國主義，總是抗美援朝，總是美國到處侵略擴張，總是負面的，總是覺得美國人是一個負擔，是一個黑影，是一個不光彩的東西。

年輕的柯魯克與伊莎白

1960年代的中國，百廢待興，人民還在溫飽線上掙扎，對於像馬凱的父母這些抱着共產主義信仰來到中國的歐美“左派”青年們來說，享受的高工資和福利正是他們最反對的特權化。

柯馬凱

確實特權，你想我們五十年代同喫同住，到後來是分化了。我父母那個時候還覺得工資太高了，還提出來說我們就拿一半的工資吧。主動地挺“革命”，好像陽早、寒春他們也挺“革命”的，就覺得不能搞特權、特殊化。

陽和平一家人從左至右分別是

陽建平、寒春、陽和平、陽早、陽及平

1966年在北京方面的極力邀請下，陽和平的父母最終極不情願的離開了西安農場舉家遷往北京，夫妻倆被安排在了相對輕鬆的譯校工作，還給他們配了汽車，但兩人堅決不坐，汽車只能在他們身邊空駛，而他們卻騎着自行車在北京各處穿梭。與優厚的工資待遇形成對比的，是他們自由的喪失。

陽和平

他說服從組織分配，但有一條，北京的外國人都住在友誼賓館，我堅決不住友誼賓館。對方說沒問題，到了北京就把他們安排在新僑飯店，比友誼賓館還高級。這就沒法溝通了，他就不懂，這倆人到中國來要是爲了貪圖享受，根本不會來。

陽和平父母寫下的大字報

1971年，革命的政治高壓有所緩解，1972年尼克松訪華，更是成爲中美兩國關係的“破冰”之旅。同年，柯馬凱的母親和父親被先後釋放回家。在1973年人民大會堂舉辦的一場茶話會上，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向他們道歉。

柯馬凱發現，他身邊包括自己父親在內的外國專家，對於自己長達數年的關押迫害，沒有太多怨言。他至今記得父親表示，“現在我對革命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國。”

70年代，隨着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在華的國際友人也被獲准回國，他們中的很多人選擇把孩子送回家鄉，而自己則繼續留在了中國工作。1973年柯馬凱兄弟三人和陽和平回到了各自父母的故鄉，由於文革期間在寒春等外國長輩的照顧下，柯馬凱的學業並未荒廢，回到英國後他進入大學深造，並選擇了寒春早年從事的物理專業。

對於那場半個多世紀前的革命大潮，柯馬凱和陽和平至今還有着許多不解和困惑，而此後的“改革開放”和今天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變遷，也讓他們更加覺得對於自己出生長大的這個地方愈發陌生。1990年代柯馬凱和陽和平先後回到了中國，與畢其一生於此的父母們一起繼續探索，感受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

想了解更多細節故事

敬請收看

9月24日－9月28日

在鳳凰衛視中文臺播出的

《紀錄・大時代》

“紅色中國的洋孩子”

編輯：伊梵、蒙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