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的十二時辰有多少個剎那

摘要：北宋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於時間又有不同的解釋：他說一時辰有四刻，一刻有三盞茶，一盞茶有兩炷香，一炷香有五分，一分有六彈指，一彈指有十剎那。要按照現在的時間刻度換算一下倒也不難：一日一夜24小時中有30個“須臾”，600個“羅預”，2000個“彈指”，24萬個“瞬間”，480萬個“一念”或者說是“剎那”。

《長安十二時辰》爲什麼不叫“長安24小時”呢，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的問題。雖然衆所周知，十二個時辰是等同於24個小時的，但於導演來說，他沒法用“24小時”這一概念來體現，說具體點，是沒法用分秒的概念拍成十二時辰。總不可能出一字幕，5秒倒計時，這就太奇怪了，因爲唐朝戲怎麼能出現一秒錶呢。

用導演曹盾的話來說，“分秒的概念，矯情一點說它是英國人的，並不是我們的。反過來說，時間都不是自己的，你的生活方式怎麼是自己的？”相較之下，時、刻、更、點，顯然纔是中國古代的時間概念，就算精確程度達不到分秒的程度，但其中卻蘊含了獨特的生活方式，以及人文基礎。

“時”指時辰，古時一天分12個時辰，採用地支作爲時辰名稱，並有古代的習慣稱法。十二時辰制西周時就已開始使用。漢代命名爲夜半、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昳、晡時、日入、黃昏、人定。又用十二地支來表示，以夜半二十三點至一點爲子時，一至三點爲丑時，三至五點爲寅時，依次遞推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刻”的說法來源於漏壺計時，這是一種水時計時器，各個朝代的造型不一，但原理都相似。杜甫詩：“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以及王安石詩：“金爐香燼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中，說的“漏聲”，就是水鍾滴漏的聲音。

大約西周之前，古人就把一晝夜均分爲100刻，在漏壺箭竿上刻100格。摺合成現代計時單位，則1刻等於14分24秒。在清代初期施行《時憲曆》後，改100刻爲96刻，每時辰就得8刻，一刻鐘變成了15分鐘。這也是現在“一刻鐘”的由來。

中國古典小說常有“午時三刻開斬”的說法，按照現在的計時方法，是差十五分鐘到正午12點，這是屬於重犯或十惡不赦之犯的特殊待遇，因爲此時陽氣最盛，陰氣即時消散，於是被斬者連做鬼的機會都沒有了。而一般斬刑則是正午開刀，犯人還能有個做鬼的機會。

“更點制”是隨着佛教的傳入，印度的一日六十的分法傳入中國，與十時辰制配合使用的。此時一夜被分爲了五更，又把每更分爲5點，由更夫報時。

而在白天，一般是城樓報時，敲鐘擊鼓。在唐代，實施晨鐘暮鼓，鼓響，城門關閉，實行宵禁；鐘鳴，城門開啓，萬戶活動。早上的城中，鐘聲頻繁，倒也不必在意，但傍晚的淨街鼓可就要當心了，一不小心被處作“犯夜”，那就有口難辯了。

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說，時間流逝的概念，絕不是由鐘錶的滴答聲構成的。古代不一定具備嚴格的時間意義，總不能指望人人都在家門口造個日晷、水滴壺什麼的。在民間，時間更多是以輔助生活這一實用角度來談的，特別是那些並不住在城裏的人。

比如刻木記日，兩人約好十天後再來此地相聚，就找來一塊木板，刻上10條口子，再從中間豎直剖爲兩片，雙方各執一半。每過一天，他們就各自削去一格，當十格削完之日，就是再會之時。

還有結繩記日，這對古人來說，也是一項原始卻有效的記日方法。某人要到遠處什麼地方去，就在腰間圍上一根繩子，每走一天打個結，當到達了之後，數一數繩子上的結，就可以知道他走了多少日子，用以評估距離的遠近。返程的時候，也可以一天解一個結，全部解開的時候，便意味着到家了。

對於更長的時間，有些古人會用向瓦盆投石子的方式來計數。這種方法有些地方甚至沿用到了新中國成立。在我國西南邊境的某些地方苗族，每到月圓時，就在竹筒裏扔一顆小石子，裝滿12顆便倒掉，換一顆大的，表示已經到了一年。

不管是出於捕獵還是農業的需要，人們對物候的變化的認識都在逐步加深，通過身邊的自然事物“計時”，也是一種普遍的方式。在北方的烏蘇里江流域，古人弄不清自己的年齡，而是以喫過幾次大馬哈魚來排資論輩。因爲這種海魚，只有每年的九、十月份回到烏蘇里江去產卵，一般情況就是一年喫一次，所以喫過40次魚的人一定比喫過20次的人年長，從而更受尊重。

生活在草原上以畜牧爲生的人，通常以大草原的枯榮爲年，他們把幾歲稱作“幾青”或者“青草幾度”。《魏書》中描述巖昌羌族的習俗，記載道，“俗無文字，候草木榮枯以記歲時”。

北宋詩人歐陽修還曾在他的《玉匣記》記下了一個頗爲奇葩的計時方法——看貓的眼睛。因爲貓的眼睛在不同的光照下，瞳孔的變化非常的大，一般早晚光線弱的時候瞳孔是最圓的，中午光線最強的時候瞳孔就會變成瓜子形狀，到了晚上又慢慢恢復成圓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