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海外霸主——鮑德溫一世帶領十字軍諸國與外敵的對抗

那年晚秋，鮑德溫一世國王重新開啓了咄咄逼人的對外擴張姿態。在東邊，約旦河岸以外，死海與紅海之間，有一片乾旱、荒涼、大部無人定居的區域。今天它大體在現代約旦境內，12世紀它以“外約旦”（Transjordan）聞名。儘管它比較貧瘠，但卻是敘利亞與埃及、阿拉伯城市間貿易與交通的要道。鮑德溫在1107和1113年已經冒險對該地發動了試探性的局部戰役。如今，接近1115年歲末，他大膽地試圖對這片區域進行法蘭克殖民，以此作爲控制跨黎凡特交通的第一步。他與僅僅200騎士和400步兵行軍至當地人稱作舒巴克的岩石處，建立了一座命名爲蒙特利爾（或曰“皇山”）的臨時城堡。第二年，他重返該地以便在紅海亞喀巴灣（Aqaba）岸邊設立一座小型前哨站。通過上述步驟，鮑德溫開啓了一段將使王國在未來歲月中獲益的領土擴張進程。

在1116-17年冬一度身染沉痾後，鮑德溫花費數月方纔康復，但到了1118年初他又開始準備計劃新的軍事行動。多年來埃及的法蒂瑪王朝一直是十字軍國家的大敵，鮑德溫認爲，與其消極死守，不如主動攻擊。那年三月，經過仔細籌備，他發動了一場野心勃勃、深入埃及的突擊戰役，直抵尼羅河東岸。（後世的許多十字軍也曾追隨鮑德溫的路線入侵埃及）。但在奏凱之時，他突然病入膏肓；1103年的舊傷（他從未將其徹底根除）如今復發了。偉大的國王深入了敵境，發覺自己受到病痛如此折磨以至於無法騎馬，因此，他被放入一具臨時製成的擔架中，開始了一段痛苦的重返巴勒斯坦之旅。幾天後，他於1118年4月2日抵達小型邊境居民點阿里什（al-Arish），卻無法繼續前行，懺悔其罪孽後，他在該地去世。

鮑德溫之死，古斯塔夫多雷繪製

國王已立志不讓自己的遺體留在埃及，故而在他駕崩後，其對御廚阿多深思熟慮（雖有些讓人毛骨悚然）的指示得到了一絲不苟的執行，以防止他的遺體在高溫中腐爛。

“正如他堅決要求的那樣，其腹部被剖開，他的內臟被去除埋葬，屍體被裏外用鹽醃製，眼、口、鼻、耳內也用香料、香油防腐，隨後它被縫入皮革、裹上毛毯，緊緊地系在馬背上。”

攜帶其遺體的出殯隊伍於棕枝主日（Palm Sunday）抵達耶路撒冷，遵照他的遺願，鮑德溫一世國王被埋葬在聖墓教堂，緊鄰其兄布永的戈弗雷。

鮑德溫一世的盛大葬禮

雖然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成功奪取耶路撒冷的傳奇而被載入史冊，但他們大多在獲勝後便紛紛啓程返回歐洲，征服近東、創建十字軍諸國的真正任務是由海外之地的第一代定居者們完成的。其中，鮑德溫一世國王和他的競爭對手坦克雷德無疑居功至偉。兩位統治者共同引領拉丁東方度過了極度脆弱的時代——法蘭克人戰場無敵的神話已經破滅，穆斯林最初間歇性反擊的跡象已然浮現。不過1100至1118年間，伊斯蘭教徒內訌給了新生的十字軍國家喘息之機。敘利亞、巴勒斯坦西歐殖民地建立的這些年中，它們原本極有可能被穆斯林堅決、一致的攻擊所絞殺。

鮑德溫與坦克雷德的成功依賴於一種混合了殘酷無情與實用主義的靈活手腕。因此，鞏固與征服的工作並非僅僅通過直接的軍事征伐，而且還通過外交、金錢盤剝和將本地的非拉丁人口納入法蘭克人國家體系來實現。拉丁人的生存同樣仰仗於鮑德溫、坦克雷德與他們的同代人緩和內鬥、一致對外的意願。在保衛聖地的鬥爭中顯現出某些“十字軍”思想，尤其是於戰前進行贖罪儀式和對真十字架的尊崇。但與此同時，早期拉丁移民表露出融入近東世界的明確意願，他們推行貿易協議、短期停戰和約，甚至與其穆斯林鄰居軍事結盟。當然，以上各式手段不過是反映和擴展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所證明的聖戰現實。法蘭克人一邊在更廣泛的層面依照法蘭克社會正常習俗與黎凡特本地居民交流相處，一邊繼續將穆斯林甚至希臘人視作公開的敵人。

鮑德溫一世去世後，鮑德溫二世離開了埃德薩伯國，成爲了新一代耶路撒冷國王。

1119年6月28日第一縷曙光降臨之前，安條克親王羅歇已聚集軍隊，枕戈待旦。他的部下簇擁在一起，聆聽佈道，參與彌撒並禮拜安條克的真十字架碎片——以便讓其靈魂爲眼前的戰鬥做好準備。在引發這一刻的那些日子裏，羅歇採取了果斷措施來應對穆斯林入侵迫在眉睫的消息。在多年來對安條克的擴張和反覆索取的高昂貢賦逆來順受後，阿勒頗突然轉向了主動出擊。召集了一支人數可能過萬的軍隊後，這座城市的新任埃米爾阿爾圖格突厥人伊爾加齊進軍至與法蘭克安條克接壤處。面對此威脅，羅歇本可等候拉丁鄰居們（包括於1118年繼承耶路撒冷王位的布爾克的鮑德溫）的援軍。相反，親王徵集了大約700名騎士、3000步兵與一隊土科波（Turcopole，具有突厥血統、皈依基督教的僱傭兵）橫越至貝呂什山東側。羅歇在臨近小居民點薩爾馬達（Sarmada）的山谷中紮營——他相信此處得到四周多巖山丘的防護，並準備於清晨快速出擊，希望能出其不意地捕獲敵人，重現1115年他的成功。然而，此前一天夜間，斥候們已向伊爾加齊稟報了基督徒的位置，親王對此尚一無所知。仰仗着對周邊區域的熟悉，阿爾圖格王朝指揮官派遣軍隊從三個不同方向接近羅歇的營地。正如一位阿拉伯編年史家聲稱的那樣：“破曉時分，法蘭克人發現自己已被穆斯林的旌旗所完全包圍。”

“血田”

隨着陣中響起緊急集合的軍號聲，羅歇匆忙地組織部隊投入戰鬥，一位教士攜帶着真十字架伴隨其左右。當伊爾加齊的部下逼近時，營地中的拉丁人剛剛集結完畢。懷着贏回主動的渺茫希望，羅歇命令右翼的法蘭克騎士全力衝鋒，起初，他們似乎遏制住了阿勒頗人的推進。但隨着戰事的展開，一隊部署在左翼的土科波被壓垮了，他們的潰退分割了拉丁人的陣型。寡不敵衆且陷入包圍，安條克人漸漸不支。

身陷混亂中心，羅歇親王失去了遮蔽，然而“儘管他的部下屍橫四處……他卻絕不後退或後顧。”一位拉丁見證者形容道：“親王英勇作戰，被一把穆斯林的劍從鼻子中部向右刺入大腦，在真十字架下，他的身軀留在了大地，靈魂升入了天堂，死亡洗清了其罪孽。”攜帶真十字架的不幸的教士也被砍倒，雖然據說此後該聖物對這一殺戮索取了神奇的復仇——令周圍全體穆斯林因貪圖它的黃金與寶石而自相殘殺起來。

當抵抗分崩離析後，大部分法蘭克人遭到屠戮，只有少數向西逃入了貝呂什山。一位定居於大馬士革的穆斯林將它描繪爲“伊斯蘭最傑出的勝利之一”，他還提到散佈在戰場的敵方死去的戰馬如同刺蝟，“因爲它們被插滿了箭矢”。這場失利如此駭人聽聞，基督徒的陣亡數額又如此龐大，以至於此後安條克人便將該處稱之爲“血田”（Ager Sanguinis）。

這個拉丁公國失去了它的統治者和軍隊，面對進一步的襲擊已是門戶洞開。然而，伊爾加齊並未真地嘗試征服安條克本身。傳統上，他因未抓住機會攻佔法蘭克人的首都而廣受詬病。然而，安條克固然已被削弱，但遠未孤立無援。其超強的城防意味着即使手中人力有限，該城也能抵禦外敵的征服。伊爾加齊既無時間去發動令人煎熬的圍城，也無人手駐防這座城市（假如它陷落的話）。伊爾加齊明白來自南方的法蘭克援軍很可能於幾周內抵達，同時阿勒頗的戰略利益在其心中佔據了首要位置，他改爲選擇聚焦於貝呂什山脈以東的傑茲邊境區，收復了阿塔勒布和扎爾達納。至8月初，他已經奪回了這一緩衝區，保衛了阿勒頗作爲一個穆斯林政權的生存。

與此同時，來自耶路撒冷和的黎波里的拉丁軍隊抵達了安條克，鮑德溫二世國王也在籌劃着反擊。徵集公國殘餘的戰鬥人員後，1119年8月14日在扎爾達納附近，他與伊爾加齊爆發了一場非決定性的戰役。穆斯林部隊（最近得到了大馬士革軍的增援）被逐出了戰場，由於勢頭受挫，伊爾加齊的征戰也隨之告一段落。基督徒損失甚巨，其中包括扎爾達納領主、“麻風病人”羅貝爾·菲茨富爾克的被俘。他被帶至大馬士革，原本還希望能從其朋友和前同盟圖格特金處獲得從寬發落，然而，當羅貝爾拒絕改宗後，阿塔貝伊勃然大怒，並揮劍斬下他的頭顱。傳說圖格特金將羅貝爾的頭蓋骨製成了一隻鑲嵌黃金寶石的華麗酒杯。

鮑德溫二世

鮑德溫二世國王抵達敘利亞北部確保了這個法蘭克公國眼前的生存，但“海外之地”作爲整體將不得不面對“血田”的可怕後果。領土的損失相當可觀——伊爾加齊的征服以外，夏薩穆斯林利用基督徒的虛弱在蘇馬克高地肆虐，僅有邊境居民點阿帕梅亞倖免——但安條克從甚至比1104年哈蘭戰敗後更加慘淡的處境中恢復了過來。1119年真正的重大意義在於親王之死。此前從未有過拉丁在任統治者戰場殞命，雪上加霜的是，羅歇死後無嗣，這導致了安條克嚴重的繼承危機。可供的選擇極爲有限，鮑德溫介入了這場危局。塔蘭託的博希蒙德9歲的同名兒子博希蒙德二世的權利重獲認可，國王同意在年輕的候任親王達到15歲成人前擔任攝政。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血田”令拉丁基督徒肝膽俱裂。這並非法蘭克人首度遭逢厄運。“奇蹟般”的第一次十字軍夕照之下，最初的挫折已現端倪：1101年十字軍的瓦解；鮑德溫一世在第二次拉姆拉戰役的失敗；哈蘭的慘劇。然而，緊隨着1119年（它被稱作“最大的哀慟”——帶走了喜悅，留下的淒涼超乎過往）而來的是一個無法迴避、令人煩惱的問題，它切中了支撐十字軍運動和海外殖民的信仰體系的要害。倘若聖戰真的是上帝要做的事，並且獲得了其神聖意志的認可與支持，那麼該如何解釋失敗？答案是罪孽。伊斯蘭教在爭奪黎凡特統治權的戰爭中的勝利爲一種來自天堂的懲罰，以懲戒基督徒的罪過。在“血田”中，罪人（或替罪羊）被認爲是羅歇親王，如今他被當做了通姦者和篡位者。在未來，這種視罪孽爲戰敗原因的觀念將廣爲流行，其他個人和團體將成爲用於解釋戰爭無常的靶子。

雖然能夠自圓其說，但毋庸置疑，鮑德溫二世面臨的挑戰，同樣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