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国立丝绸博物馆中当代艺术的迸发

原标题：格鲁吉亚国立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历史感与当代艺术的激发

格鲁吉亚是外高加索的三个国家之一，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皆处于大高加索山脉以南，西临黑海、东接里海。格鲁吉亚在黑海之滨，首都第比利斯市中心，在穿城而过的库拉河东岸，树木掩映中隐藏着一座并不太起眼的建筑，这里便是格鲁吉亚国立丝绸博物馆（State Silk Museum）。虽从知名度和体量而言，国立丝绸博物馆不足以和格鲁吉亚的国家博物馆或国家美术馆匹敌。但是她在第比利斯的文化景观中却是极为别致的。在不大的机构和零星的人员背后，掩藏着绵长的历史与崭新的视野。灵活性为丝绸博物馆带来了历史感与当代性的互动，使其既与一般的国立历史类机构不同，亦不同于纯粹当代的艺术空间。

格鲁吉亚国立丝绸博物馆外景

格鲁吉亚国立丝绸博物馆的建筑始于1887年，完工于1892年，由波兰建筑师Alxander Shymkevich操刀，如今已经是国家遗产的重要部分。实际上这座博物馆本属于一片名为“高加索养蚕业工作站”（Caucasian Sericulture Station）的综合设施，由俄国生物学家Nikolay Shavrov（1858-1915）参考欧洲的博物学经验与先例构想并建设，他也成为了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整个工作站的设施在穆诗塔德花园（Mushtaid Garden）内，本有23栋建筑，负责实验、研究、养殖与教育等，如今实际功用不再，多数建筑拆除，仅保存了一栋宿舍和博物馆。保存下来的这座博物馆，自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且少有的专注于养蚕及丝绸文化的博物馆，时至今日仍全面呈现了丝绸生产的各个步骤，从蚕的科学养殖到最终的丝绸制品。

档案中的格鲁吉亚国立丝绸博物馆旧照

博物馆体量不大，但气势恢宏，宫殿式的造型以暗红和米白为底色，时间剥落了建筑立面的涂层，显出砖石原有的灰底，透出历史的分量和韵味。无论是历史与地缘上的巧合，还是设计师的精心营造，博物馆的建筑无疑体现了多重东西方风格的融合。整体而言，建筑设计无疑是以俄罗斯帝国时期风格为基底，上承古典主义和哥特式风格，又佐以一些伊斯兰风格的样式。内部设计与装潢同样古典而文雅，传统纹样的木质地板，专门设计制作的展柜，分门别类呈现丝绸相关的用具和作品。回望历史，博物馆的建筑也见证了格鲁吉亚的独特状态：处于中西之间，历史上受周边各个帝国（波斯、土耳其、俄罗斯）的影响，在20世纪又归于苏联统治，90年代再次独立，新的情势再次出现。无疑，本馆属于格鲁吉亚19世纪的建筑景观，在如今的第比利斯老城（Old Tbilisi），我们亦能看到很多类似风格的建筑。但环顾其四周，附近也有苏联时期的典型风格的建筑，以工业感和功能性为主，四四方方，几无趣味；出现在博物馆一旁的，是一座现代体育场，只需一瞥，便把19世纪的观感瞬间拉回现实。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比利斯老城

博物馆内，丝绸科学与文化的陈列主要在建筑的二层，这里有一个主厅和两个辅厅。主厅一面呈现丝绸生产的过程，如桑蚕养殖生物学和研究实验器材，另一面陈列多样的丝绸制作和最终的丝织品成果。这里有着最早的世界各地的蚕茧收藏之一，有设计精美的运输蚕茧的纸盒；丝绸成品更是精美，有受到波斯影响而最终地方化的高加索织品（Caucasian Jejim），还有从其他国家搜集来的不同纹样的丝绸。

博物馆主展厅

博物馆的辅厅是一间图书馆和档案室。出乎意料的是另一间辅厅是当代艺术的展厅。这里约有50平米，却一片荒寂没落的凋零感，或让人想到日本美学，便可以形容其为一种时间侵袭后的侘寂。这个长方形的房间，一面是窗，自然光打下，另外三面为展墙。墙面的涂料剥落，日光打下，映出斑斑点点。墙面的剥落状态，看起来像是之前有墙纸，后来撕下留下的样子。墙面上还有长方形的框格，像是之前有画框钉于其上、后又取下的痕迹。除了斑驳，墙面的一些角落还有无名者的炭笔画，也许是贴墙纸之前便画上去的。现在看来，没人知道墙纸何时贴上、何时揭下，于是更不知这背后的涂鸦来自什么时代了。从博物馆外看，似乎不会有人期待这一19世纪的老旧建筑内，会允许或支持当代艺术空间的存在。与预期不甚相符的，在国立的博物馆内，竟也能开展实验性的且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创作，内心觉得艳羡，好奇这如何能够实现，甚至不觉想这样的实践是否在我国可被借鉴？

博物馆当代艺术展厅

正是在这样的有历史凋敝感的空间中，演绎起一幕当代艺术的展览。艺术家小组Pejvak（Rouzbeh Akhbari和Felix Kalmenson）年初曾在博物馆驻留月余，期间他们围绕博物馆的馆藏和档案进行研究，并将他们近些年的艺术创作方法融入其中。来到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实际上源于两位艺术家对具体的历史现实、地理地貌以及寓居其中的人的关注。在进行为期两年的几部电影项目的同时，他们将即时即刻的观察转译为特定空间的研究性展览，本次丝绸博物馆中的展览便是一例。

展览题为“在此地，只有钢铁”，作为整一的项目对空间进行改造，以装置、建筑、布面作品和现场表演，进行历史事件与当下问题的对接，也在具体的空间中进行跨越古今的形式对话。展览的灵感一方面来自于从外高加索关于桑树的各种社会文化习俗。桑树的木材曾用于制造名为“塔尔琴”（Tar）的古老弹奏乐器，传统中，乐器也使用桑蚕的丝线作为弦。最初由伊朗发明的这一乐器在18世纪70年代后期由阿塞拜疆竖沙镇（Shuasha）的琴师Maestro Sadiqjan发展为今天阿塞拜疆特有的塔尔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竖沙镇因其丰富的音乐文化和著名的音乐学校而闻名。但是，苏联解体以及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爆发武装冲突之后，竖沙镇经历了重大破坏，导致丝绸业和音乐学院彻底崩溃。展览中关于桑树、关于塔尔琴的隐喻，以及开幕的塔尔琴表演，是对历史伤痛的反思和对文化延续的渴望。展览的另一个要素追溯了苏维埃时期现代化的丝绸之作，尤其关注了亚美尼亚的埃里温丝绸公司，展览中的一些作品，便使用了已经停产的埃里温丝绸厂最后一批产品，在创造出现代化工业感的空间特质的同时，也用软软的丝绸织品柔化了历史的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