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秋 石

久闻侯慕彝曾任民国禹县县长，但其人其事今人鲜知。

去年麦熟之前，与朱现周先生相遇在他经营的“石云轩”奇石店，店内有一块长40cm宽80cm的石匾，为“侯慕彝功德碑”，全文为：“粤东侯公慕彝，宰禹之次年，马牛被野，余粮栖亩，凡我农家者，流泪舆以手加额而庆曰：‘吾贤侯也’。爰作颂焉辞曰”。字字清晰，体势刚劲而流利。

侯慕彝功德碑

了了四十四字，引起我等兴趣，探究之情油然而生。据朱先生述：该《匾》原筑于留侯洞（张良洞）侯县长“功德亭”上，清末禹州知州曹广权“去思亭”和此亭同处一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多项文物被毁时，朱现周的爷爷郭连乡前闫楼村农民朱心合路过此地，偶遇毁亭现场，他设法将亭上扒下的该匾私运回家，藏了起来。

十多年后，家里盖瓦房时，将其放置于屋梁下方当了“稳梁石”。后来，房屋重修，朱现周将匾扒下来珍藏至今，已时过半个世纪。

朱家收藏该匾自有其渊源。朱心合，出生于1911年，自幼家贫，儿时喜欢习武弄棒，长大后身材高大，气力不凡，当时，远近知名，据传可用力从地上抱起一个大石磙儿。

他曾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兵，回乡后被招入县政府地方武装——县大队供职，多随从侯公慕彝出行。

1944年初夏，日军进犯禹县县城，当时驻防守城的国民党第29军193师长（亦说军长）马励吾与地方民团共同守城，经两日激战，军方无力抵抗，向西撤退，溃逃已无影踪。

期间，侯县长在日军克城的危急时刻，誓与县城共存亡，率领民团团长康启华、警察局长侯白齐，特务队长骆重光，商团队长刘冠军等，奋力抵抗，后退至西城门附近城隍庙附近，被日军扫射，击中腿部，倒入血泊。

日军救护人员至此，见伤者系禹县县长，肃然起敬，立即跪地叩头以表敬意，并为其包扎伤势后离去。（因日军侵华以来，少见如此守城抵抗的县长）之后，西关两名牛姓兄弟将候抬出城外，便由人趁夜色密密抬往方岗乡栗子沟养伤，栗子沟位于城西13公里角山禹山之间，较为安全，也是，名绅举人王棽林和六弟翔仭（当时主官全县矿商业及税务）老家。

据王照青回忆：在栗子沟“云峰寨”上居住数日，期间有一医生常自神垕到此为侯县长处理伤情。数日之后他辗转去了西安。朱心合即为当时挺身抬送候县长养伤避难的当事人。

侯还曾送银两与朱心合相酬。世事沧桑巨变。朱心合深藏心中，几十年不敢声张，临终时，才对爱孙朱现周说出了当年往事，老人方释怀而去。并嘱托其孙：侯县长好人，你们一定要珍藏好此匾。

据记载：侯慕彝，广东梅县人，清末时出生，北大政治学毕业。1939年由省民政局调任禹县县长，时年不过40岁。他为官清廉，为人亲和，作风朴实，文人执政，毫无虚伪之象，无官僚习气，时怀爱民之心，亲民之情，深受百姓爱戴。

为此，禹县人民建此“功德亭”以表纪念。值得庆幸的是，该亭如今仍屹立于颍滨留侯洞处。

至此不能不提及侯公重印民国《禹县志》。1940年秋，日本铁蹄踏入禹州的前四年，时任民众教育馆长谢世杰呈《民国志》于侯公。侯慕彝得知当年修志之艰辛，且印数不多，又存世甚少。于是决定重印民国《禹县志》并作序。《序》曰：“自民国八年车前县长云奉命议修，聘邑名宿王棽林、陈嘉恒、田春同三先生出而肩其事。

经十六年之商榷，成立三十卷之鸿文，精心结攥，渊雅瑰奇”。鉴于当时经费之紧缺，印数之少，又已过十数年，地方文化之根几乎中断，侯县长此举，亦是一重大贡献。否则文化之传承难以设想。

“储备故籍，其功胜于积粮”。如无其籍，何以储之？正如侯县长所言：“大禹故都三千年来故实，尽付苍烟，抑何可惜。”侯公功不可没。

侯县长“序言”中又语：“若夫《大事纪》、《忠义传》诸篇丁壮读之，擎心丧乱，凭吊英烈，必更有以作其忠义敌忾之气，不重闻所鸣镝而股傈，多方以避荷戈也”。由此可见侯县长的寸血寸心，在生死关头，为保禹民而屹立城头欲血御寇的气概实在令人敬佩。

抗战胜利后，侯公复任禹县县长，后回广东任职澄海县长，去职后携家赴台湾卒于斯。

我与朱现周先生寻迹，凭吊方岗栗子沟及云峰寨侯公养伤处，感慨万千。千古功罪人民评说。作恶作善历史有言。

有人说侯公在禹无显著政绩，我不为然，那个年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民有安日足矣，岂非政绩？侯公民为贵、德为重、已为轻，有所不为即所为。

如今，侯公功德亭上那副对联赫然犹存：“威而不猛恭而安，敏则有功公则曰”，可为侯公牧禹的最好注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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