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鄔吉成 口述 王 凡 整理

本文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第1輯，王兆成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

一

1976年是不幸和災難的一年，也是轉變中國歷史的一年。這一年，深深印在我腦海裏的事可以說是太多太多了。

原國務院副祕書長、國家安全部部長羅青長，曾經寫文章，記敘了周總理臨終前的召見。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總理在和他交談中間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讓病中的周總理再增勞累，悄悄地離開了病房。所以人們多把羅青長，稱作周總理最後召見的一個人。

然而，這種說法並不確切，因爲此後周總理還提出要見一個人，那就是我，當然這是讓我也意想不到的，時間在他辭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當時周總理已經處在彌留之際，昏迷狀態大大多於醒來時分。而就在這天中午，他醒過來時，用含混而微弱的聲音說：“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麼，身邊看護的人都聽不清。

人們順着“Wu”的發音推測，以爲周總理是要見一位姓“吳”的，而且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中，確實就有姓“吳”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後，擔任周總理值班室主任的吳慶彤。

畢竟，在中國，姓鄔的也太少了，再說誰會想到周總理在生命垂危之際，要見一個既不曾在他身邊工作過，又和周總理主管的業務距離較遠的、僅僅是從事保衛工作的幹部呢？

周總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們的假想後，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裏又多迸出了幾個字：“釣魚臺的Wu。”人們才明白他要見的不是“吳某某”，而是負責釣魚臺警衛工作的我。

但人們還不敢確定，就又詢問了一聲：“您要見的是不是釣魚臺鄔吉成？”周總理點了一下頭。於是周總理的衛士長張樹迎馬上給我打了個電話：“你馬上到305醫院來，總理要見你。”

我立即乘車趕到了305醫院。進了醫院的樓裏，我徑直進了周恩來病房斜對面他的護士和隨身警衛的值班室，我記得當時的時間是下午兩點左右。我急於聆聽周總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訴我：“總理又昏迷了，請你在值班室裏等候。”我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總理召我前來，究竟是要做些什麼囑託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約是黃昏的時候，有人來通知我說：“總理醒過來了。要先服點藥，醫生做一些簡單的處置，你就可以進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進入的消息，而是“總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長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爲在這個值班室裏，老有護士走動，我怕影響人家工作，就去了樓門口處的警衛值班室。我記得當時在那裏值班的，有劉蘭蓀和康海羣。

由於惦記着周總理的召喚，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錯過，所以在值班室裏靠一會兒，就到走廊裏轉一轉。到了次日凌晨五六點鐘，我在走廊裏碰到了鄧穎超大姐，還有擔任醫療組組長的衛生部長、謝富治夫人劉湘萍。

鄧大姐見我還在苦等，就對我說：“總理還沒醒過來，你已經等了太長的時間了，就別在這裏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總理再甦醒過來的時候，我們再通知你來。”

“好的”，我剛答應完，就又隨口地向鄧大姐提出一個突然冒出的請求：“請讓我在門外看一眼總理吧。”鄧大姐立即點頭答應了，我走到周總理的搶救室門邊，當時的門是半敞開的，我可以看見病榻上處於昏迷狀態的周總理，他的面龐已經非常消瘦，這難道就是我熟悉的那個精力過人，睿智超羣的周總理嗎？我的內心思緒萬端，但還是盡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個軍禮，就悄悄地離開了。

從那以後，根據醫生的回憶，周總理的“心臟在微弱地跳動，呼吸淺而短促，真是脈如遊絲”，他再沒有氣力，發出要見什麼人的聲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後與世長辭。

二

在商議周總理治喪事宜的會議上，我被指定爲治喪活動期間安全組的負責人之一。中央辦公廳警衛處隨後開始了警衛工作的部署。在商討具體安排前，我們警衛值班室的全體工作人員，一齊向周總理的遺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說，我們是最早開始舉行對周總理悼念的儀式的。

當週總理的遺體從305醫院移送八寶山火化時，我和警衛處另一位副處長武健華，同乘一輛汽車緊跟在周總理的靈車後面。我親眼目睹了從305醫院到八寶山的數十里長街，沿途羣衆自動形成的送殯隊伍的壯觀場景。人們雖然悲痛萬分，可秩序井然，廣大羣衆對周總理的感情，是難以用文字表述出來的。

1月14 日，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弔唁活動結束，周總理的骨灰將移往人民大會堂，並將在臺灣廳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國統一的夙願。

在那天傍晚五六點鐘，周總理的衛士長張樹迎和衛士高振普抬着鄧穎超大姐敬獻的花圈，鄧大姐捧着周總理的骨灰盒在前，跟隨在他們後面的，是治喪委員會的負責人及周總理的親屬，隊伍緩步從勞動人民文化宮走向人民大會堂。

1月15日，周總理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午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警衛處副處長、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召集參加警衛工作的全體人員進行佈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證安全，維持好秩序，遇事態度要好，如遇衝動情況發生要多做勸說。路線及汽車出入口，如有自行車走錯路，勸說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禮貌，尊重老人。他還做了一些有關安全的具體指示，並囑咐會場佈置好後一定要有專人檢查。

我還要說一件事，這是一個從未被披露、人們聞所未聞的祕密。因爲毛主席最終沒有出現在周總理的追悼會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測了一番毛主席沒有到場的緣由，卻沒往毛主席原本是要出席周總理的追悼會方面做推想！

但是作爲安全組的負責人之一，我在追悼會開始前，卻切切實實接到了毛主席可能參加追悼會的通知。是汪東興親自給我下的指示：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和臺灣廳做好準備和安排，以供毛主席到達時落腳歇息。

也正是因爲等待毛主席的到來，追悼大會開始的時間比原定的時間推遲了一點。但毛主席最後爲何沒有到場，其原因我無法猜測，這在我來說至今仍是個謎。

追悼會後，將依照周總理的生前囑託，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湖海。這一任務要由飛機作業執行。汪東興通知空軍司令員張廷發到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在那裏向他交代了這一任務。

冬季晝短，天已經黑了下來，但在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上聚集的羣衆久久不願散去。在這種情況下，送骨灰的車子出了人民大會堂，就會被羣衆發現，很可能出現擁堵的情況，車子不好通過，還有個安全問題。

汪東興問我：“你看採取什麼措施，能保證車出去不出問題？”我說：“只有推遲撤除警戒，待飛機起飛後再撤比較安全。”於是，我們就按這個商議進行了部署，並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衛戍區部隊。

最後，周總理總理骨灰的移送工作進行順利，只是讓羣衆多等了個把小時。

周總理在臨終前召我到他榻前，是對一個警衛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總理的日子裏，我內心的感慨，可以說比起其他的人要多很多。

三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病逝。

在我的記憶中，朱老總的病逝起因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由於會見的時間推遲又沒有及時通知，朱德委員長在有冷氣、氣溫低的客廳裏等了近1個小時，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開始發高燒。

住進醫院治療後，朱老總的病情一直沒有好轉，反而逐漸加重，繼而發展到肺、腎等部位併發炎症。從朱老總病情惡化到昏迷期間，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部分領導及老同志，到305醫院探望了他老人家。

7月5日下午，我和中辦警衛處副處長以上幹部，去305醫院朱老總的病房看望他。看到朱老總插着輸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經不省人事，陣陣悲痛湧上我的心頭，眼淚奪眶而出。站在朱老總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緒萬千……

從我參軍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們所屬的八路軍的總司令。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他是與毛主席齊名的領袖。自己1945年初調到延安中央警備團，擔任毛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首長的警衛任務後，曾守衛過中央首長開會、娛樂的禮堂和俱樂部，輪流到各家首長住處站崗，因而有了和總司令見面的機會。

見到朱德總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總司令應該是個威風凜凜的大人物，可在接觸的過程中才發現，他是個和藹可敬的長者。那時，在辦公之餘或休息日，朱老總愛到延安附近或勞山去打獵。

解放戰爭後期，我曾被選入特別小分隊，負責朱老總從西柏坡到華東解放區的警衛工作。我還記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總在和華東野戰軍高級將領交談時那飛揚的神采，那有力的手勢。

進北京以後，朱老總住進了中南海，我則調到了公安部，脫離了中央首腦保衛系統，除了在接見外賓的場合，遠遠地看着朱老總和外賓交談，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見面的機會了。

然而，隨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併，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因爲工作的變動，我又一次和朱老總相逢，並面對面地向他致以問候。

那是1973年，朱老總的政治祕書廖蓋隆向中央辦公廳反映，說朱德處的醫護、保健、生活照顧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汪東興隨即指派我到朱老總的住處，召集全體工作人員開會加以處理。

我因此兩次到萬壽路新六所4號樓朱老總住處，請康克清大姐一起開會，商討如何妥善解決相關問題，最後形成了康大姐和工作人員雙方都滿意的意見。事後，我給汪東興寫了一份書面的情況彙報。

3月19日那天，我在朱老總家開完會，到院子裏欲乘車返回時，正碰上朱老總在院子裏散步後往自家走來。我立刻上前與朱老總打招呼，問候老總近情。朱老總對我說他自己的身體還不錯。我當時感覺他氣色精神確實挺好。

作爲周總理追悼期間長時間守候在現場的警衛工作負責人，我還記得，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時，臨近90高齡的朱老總到305醫院作最後的告別，他站在周總理遺體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個莊嚴的軍禮。離開時顯得心情異常沉重。

1976年2月，養成抄錄領袖詩詞習慣的我，還將報紙發表的朱老總《喜讀主席詞二首》，抄在小本子上。

……而此時此刻，又一位革命前輩，一代元戎將要撒手人寰了。

四

送走了朱老總，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惡化，不久就進入異常緊張的地步。中央陸續向各地發過幾次電，通報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說全國各級領導和廣大民衆，對毛主席不久於人世，是有一定精神準備的。

1976年9月9日，經多方全力救治無效，一代偉人毛主席“停止思想了”（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共中央隨即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華國鋒爲首的治喪委員會，料理毛主席的治喪事宜。

治喪委員會下設了一個辦公室，由黨、政、軍、北京市等各大單位的負責人蔘加。這個辦公室共有七個組，警衛組的負責人有北京衛戍區的吳忠、公安部的於桑等。參加了這年幾次重大治喪活動警衛的我，再次成爲警衛組的主要成員之一，參與了這一次治喪工作。警衛組的辦公地點在人民大會堂的黑龍江廳，常坐守在那裏值班的，是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馬盼秋。

9月10日晚，毛主席遺體從中南海住處出西門，經府右街進人民大會堂西門，安放在設於北大廳的靈堂。爲了在弔唁期間使毛主席的遺體得到完好的保護，除了嚴格的安全警衛外，還制訂了一系列保護遺體的嚴格規定，如對室內溫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燈光、照相攝影等等，都不能超過所要求限度。爲確保安全及各項規定貫徹實施，幾位副處長，像李釗、畢景榮、我等人，晝夜24小時輪流值班。

在我們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諸多副處長中，只有武健華和我兩個人被指定參加在羣衆弔唁時的守靈任務，每班守靈要在毛主席的遺體旁站一兩個小時。

每次守靈人員的名單，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的，我在讀報時發現，除了武健華和我兩個警衛工作者以外，其他爲毛主席守靈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負責同志。我感到這實在是一種極高的榮譽。

中共中央辦公廳還有好幾位副主任，各個處還有那麼多處長，警衛處裏也還有十來位副處長，怎麼就選中我參加守靈呢？我做了種種推測：也許在警衛組裏，我是長期處在警衛第一線的，大概是讓我代表第一線的警衛人員。再有一個可能，就是因爲我曾是毛主席警衛班的一員。當時毛主席警衛班的成員，要麼不在北京，要麼脫離了警衛工作，我則既在北京，又在警衛工作崗位上，特別是仍守衛在毛主席的身邊，所以榮幸地成了他們的代表。

弔唁儀式到9月17日下午全部結束，毛主席的遺體要從大會堂移至某地暫放，並將在那裏進行防腐處理，我參與並目睹了整個過程。在起運前，毛主席的遺體先從水晶棺取出，移到密封的氮氣帳篷裏。新華社長期擔任爲領袖拍照的攝影師杜修賢，從各個角度拍照了毛主席的遺容後，遺體被抬上了專用的汽車。

警衛組從安全和保密的角度爲行動做了周密的考慮，遺體的運送按預先的佈置，組織了兩個車隊，張耀祠帶領的一隊，護送着毛主席的遺體，出人民大會堂西北門，直接開至某地。汪東興也在這一隊坐鎮。

第二隊由我組織帶隊，汪東興佈置任務時對我說：“你再調兩個人，乘一輛車當前衛。”我隨即召來了龐廷經和高振普。我們這一隊也是出人民大會堂的西北門，然後向東經南、北池子，過了北海大橋，從北門進入中南海。

大概不會有人想到，這兜了一大圈，擔任迷惑任務的車隊的主車上，乘坐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後排在黨內第一位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華國鋒在中南海換車時，把我叫進了他的轎車，我們再從西門出來，駛往暫放毛主席遺體的某地。

到達目的地後，華國鋒下了轎車，在臨下地下室時，他還問我是否跟他一起下去。我想我的任務就是把他安全地護送到這裏，下去並沒有我要做的工作，就說：“我不下去了。”

9月18日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追悼大會從開始到結束，長達10餘小時，場內外始終莊嚴肅穆，秩序井然。會場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衛戍部隊、公安幹警等，共動用警力23500餘人，保證了大會的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