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臺灣身處美蘇冷戰、國共對峙的夾縫中，不論內、外部都面臨各種衝擊。根據國民黨執政大陸時期制定的“憲法”，“總統”任期爲6年，得連選連任一次，蔣介石到1960年任期屆滿。隨着改選日子臨近，開始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有人“敦請”蔣介石第三次參選“總統”；有人不僅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甚至希望國民黨能夠分化出一個反對黨。後者的代表人物是以“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爲核心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1958年5月26日，陳誠約胡適、陳雪屏、蔣經國便餐，談到“總統繼承問題”，胡適心直口快：“美國人總是說蔣總統扶植兒子，既扶植兒子，何以要兒子做特務頭子和政治部主任？我看蔣總統是培植陳副總統。”場面頓時變得尷尬起來，蔣經國不發一言，陳誠連忙打起圓場，“這幾年大家工作都辛苦”。

1960年代的臺灣地區副領導人陳誠

平心而論，蔣介石確實力挺陳誠不遺餘力，從“行政院長”、“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到“副總統”、“副總裁”，陳誠已然成爲臺灣島內“蔣氏之下第一人”。在接班人問題上，蔣介石也曾“假定兩年之內反攻尚未開始，則屆期國民代表大會人數不足無法召開時，只有移繳總統職權於副總統繼任”。

陳誠的心情很複雜，要說沒有半點坐二望一之心，恐怕誰也不會相信。12月24日，“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舉行午餐會，陳誠回憶該會成立之初，祕書請示他有什麼指示，“我說我不與本會一千八百餘人比聰明”。沒想到胡適立馬接口：“有聰明而不與別人比聰明，這是做領袖的智慧，我覺得陳主任委員說這句話有做總統的資格。”

胡適與陳誠

大庭廣衆，陳誠竟不反駁，當天的日記反而顯得躊躇滿志：“胡適認爲這是最聰明的指示。”其實陳誠也摸不透蔣介石到底想不想連任，蔣一會考慮卸任之後以黨魁身份指導軍政，一會考慮以在野“革命領袖”來領導“反共”。

1959年1月，陳誠爲避壽，邀約胡適、梅貽琦、蔣夢麟、王世傑同到臺灣中南部參觀訪問，足跡遍佈臺北農場、屏東垃圾加工廠、臺南農林改良場、石門水庫等地。參訪閒暇之時，衆人討論政治，陳誠不同意胡適從自由主義角度所提出的“國家構想”，他在日記中說“餘等予以解釋實際情形後，想胡或能瞭解，而不再提此一問題也”。

不料外界不明真相，引發諸多猜測，比喻胡適等四人爲“商山四皓”（西漢初年著名隱士），拉幫結派，旨在慫恿陳誠搶班奪權。蔣介石原本與胡適提倡的“自由主義”格格不入，此後遷怒、猜忌之心日重，“辭修不識大體，好弄手段，又爲政客策士們所包圍利用，而彼自以爲是政治家風度，且以反對本黨侮辱首領的無恥之徒反動敵人胡適密商政策，自願受其控制之言行放肆無所顧忌，不勝憂悶無法自遣”。

陳誠與胡適、蔣夢麟等人考察臺南

1960年3月，“國民大會”通過相關修訂案，規定“總統”可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約束。蔣介石後來找到陳誠，表示“商山四皓”之事讓他覺得此種複雜的局面陳誠無法處理，只有他能應付，所以他才決定要連任，不過以後仍會以“國家重任見託”。

陳誠心生惶恐，“餘告以對於政治原無興趣奉命，由從軍改爲從政，徒增總統負累及憂慮，內心歉疚，實無以自解，常感如能死在總統以前是幸福”。在這之前，陳誠已經意識到蔣介石對自己的“猜疑”，多次傳話胡適，“你上次說的‘夠做總統資格’這句話，給我闖了禍，希望你下次不再闖禍”；“總統連任之必要，不要害我”。

晚年蔣介石

如今舊事重提，比蔣介石小11歲的陳誠只得近乎詛咒一般表明心跡，日記又云：“此次談話深感總統對於餘之期望似甚切，但對餘之疑慮實太深。”

1965年3月5日，陳誠因患肝癌，醫治無效去世，未能進入古稀，但也不算早逝。彌留之際，陳誠口述遺言：“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之下，完成國民革命大業。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國軍民共此患難。黨存俱存，務求內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爲。”

1938年保衛大武漢期間，陳誠擔任政治部長，周恩來擔任副部長

1965年7月18日，周恩來到上海歡迎李宗仁歸來，當時到虹橋機場的還有陳毅、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宋瑞珂作爲民主黨派，陳誠舊部，也參加了歡迎儀式，據宋回憶，在李宗仁座機未到之前，周總理在候機室談及臺灣問題時說，“陳辭修（陳誠）是愛國的人，他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可惜他身體不好，他臨終時留有遺囑，臺灣當局要修改發表，他夫人反對，說要就不發表，要發表必須原文發表”。

由此可見，研究涉及臺灣問題的歷史人物具有現實意義，也是兩岸文化交流的一條特殊的情感紐帶。民進黨處心積慮“去中國化”，爲了臺灣同胞更好地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應該做好相關領域的研究工作，講好歷史故事，這對於祖國和平統一來說，同樣不無裨益。

1、臺北“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2014年版。

2、臺北“國史館”，《陳誠先生日記》，2015年版。

3、《宋瑞珂文史資料選集》，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會，2007年編印（非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