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特別強調：爲什麼要提高司法公信力？因爲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爲此曾經引用英國哲學家培根的一段話：“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爲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道理是深刻的，公正可謂法治的生命線，更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一個國度法制文明的進程。司法實踐中，法官職業素養、責任心，直接決定判決質量，判決質量則無疑決定着這條“生命線”的寬度與長度。

本文試以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2015）豐民（商）初字第09101號判決被髮回重審爲例，淺述部分“夾生”判決對法治“生命線”的不良影響。

600萬背後的詐騙“懸疑”

北京市二中院民事裁定書2015二中民（商）終字第13150號赫然裁決：一審法院對《借款合同》項下的600萬元款項交付事實未予查清，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1款第（三）項之規定，裁定如下：一.撤銷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2015）豐民（商）初字第09101號判決；二.發回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重審。

600萬！可不是小數字，怎麼對交付事實沒查清就判了？一審法官根本沒查還查而未清？抑或另有隱情？

翻開一審判決，被告方、也就是借款方只認可收到了這600萬之前己收到的一筆300萬，使用後早已償還。那麼訴訟的這600萬從何而來，又到哪去了呢？借款方在一審提供的兩份銀行交易明細分別顯示：一份是先前出借方公司匯給借款方短期無息300萬。另一份，也就是此案的600萬，是借方在幾分鐘內收到兩個300萬，幾分鐘又兩次匯出給借款方不認識的、根本沒有過經濟往來的第三方！

更超乎現實邏輯的是，出借方開庭後才提供的銀行交易明細，也赫然顯示：這600萬竟是出借方用一個300萬元在短短的十八分鐘內進出兩次本賬戶、也就是被告這個已完成借還過程，而本人帳號和網盾依然掌握在出借方手中……出借方利用這一特權轉款兩次，生成了600萬這個數字！可以想象，照這樣一直滾動，什麼樣的天文數字都可能出現！

那麼欠款300萬又是怎麼計算的呢？顯然，問題出現在出借方。在從合同的形成、借款數額、聯機餘額、銀行交易流程、交易時間，關聯人關係、所涉第三方、實際受益人等等，都存在明顯疑點的情況下，既然雙借款方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300萬由出借方轉給了第三方，一審法官在拒絕追加第三方爲第三人、更沒向第三方調查取證的前提下，竟以無緣由的 “個人無息借款合同”和匯給借款方的銀行交易明細有效爲由，囫圇吞棗來了個繼續償還300萬的判決！這樣的判決不被二審法院發回重審，簡直是在污辱法律！

法制時代對“葫蘆案”已是“零容忍”

本次訴訟，實質上是一起正常借款行爲完成後，出借方別出心裁，用“犯罪”來延續的合同詐騙行爲！

從法學邏輯上講，這筆錢既已出借，錢財已在對方賬戶中，出借方便已失去處分權，在此前提下的轉款行爲應已構成犯罪。可以肯定，出借方一旦勝訴，憑空就“賺”到了300萬！而且當初簽訂借款合同時還拉上了一位連帶擔保人，借方不還擔保還！這樣周密的“合同”，從簽訂之初就出自一個巧妙的設計！

透過出借方先設計、後起訴的行爲，一審法官應該早已“嗅”到了箇中的“刑事”含量！

不是嗎？這筆錢既然借給他人，卻持有着轉款必需的網盾，先轉款後告狀，這算侵佔還是詐騙？一審法官是思路簡單還是能力不足，抑或故意錯判，恐怕只有自己清楚了。

作爲法官，面對借款方提供的證據和事實，首先應該有個調查和判斷。法官絕對有足夠的法學積累來判斷上述行爲是否構成刑事犯罪，一旦構成則應移交。因爲審理中發現涉嫌犯罪，且該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確認的事實將直接影響民事糾紛案件的性質、效力、責任承擔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五）項規定，法院應裁定中止審理，將犯罪線索移送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等待刑事程序終結後再恢復審理。

退一步講，哪怕是調解，法庭也應該讓出借方明白其轉款與訴訟行爲已涉嫌犯罪。這類侵權行爲造成的傷害，法官比借方更清楚，能說通的，除非背後存在某種腐敗，則另當別論。

這樣的錯判，不是“技術性”錯誤，而是“藝術性”錯誤！

一言以蔽之，法治時代，已經不允許“葫蘆僧”判斷“葫蘆案”！正如習總書記所引用的“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重新審理，浪費大量的司法資源不說，更是在縱容犯罪！違法一次得逞，其“觸角”將無限度蔓延，還有多少受害者誤入其途不在話下，社會品格、法治“生命線”更將飽受其害。

該案例，足以入編法學教科書！後續審理過程，更將成爲法學界、媒體界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