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熊獎導演Nadav Lapid：影像世界的逆行者
摘要：在電影裏，所有人更崇敬的是演員，所有人都盯着鏡頭跟隨演員移動，可電影是按照導演的意志創造出來的，每個人都想盡己所能，演員只能遵循導演而劇本本身欠缺的話，整個電影就會超級無聊。有時他會有一種荒謬感，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人想拍電影，可是否想看電影的人數反而在減少。
"“剛纔在‘大師課’上有人引用了一句我以前說過的話，‘有時我覺得自己朝一個方向前進的時候，千萬個人都和我逆向而行’，雖然我有點不記得了。”
Lapid低頭猛喝了幾口珍珠奶茶，露出一個疲倦又孩子氣的笑容。早上他受邀參加了上海電影節的“電影學堂”，前一晚剛到中國，時差讓他幾乎沒怎麼睡。
“很多人會把我的電影形容爲‘激進’或者‘很有實驗性’，也有人說很奇怪、很沉重甚至很不友好……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裏，似乎這些詞很容易就把你歸去某些‘邊緣’，很多人可能會嘲笑你，作品只能在很小衆的影院裏播放。”
黑色高領衫：Thom Wills
白色襯衫：Ermenegildo Zegna
黑色西裝：Fendi
黑色風衣：Boss
黑色西褲：Brioni
這位以色列導演今年44歲，年初，他在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憑《同義詞（Synonymes）》獲得了主競賽單元金熊獎，這當然給他帶來了種種改變。“我並不認爲我的作品是‘另類’的。我堅信我的電影是拍給世界上所有人看的，因爲它們討論的是有關生存的基本狀態。”
那座金熊獎盃像是一種宣告，“這種電影也是電影，它們也是一種類型，重要性和好萊塢式的電影不相上下，‘電影究竟該是怎樣’，它在當下的環境中提出了另一種主張。”
早在2011年，Lapid已經憑電影《警察（Policeman）》拿下過第64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得獎爲他的創作帶來了許多顯而易見的益處，“之前我們找到投資也不算難，得獎後，突然所有人都想在你的項目中投錢”，但對於創作本身真正的困難，獎項並不能提供任何解決方案。
電影《警察》（2011）
“電影最難的地方在於，你要理解你爲什麼真的想做這件事。我能感覺到心底那種澎湃的衝動，但如果你心裏沒有那個念頭，電影可能會淪爲地球上最無用的事情：它既沒有實際意義，又沒有功用，我不希望自己陷入這樣的情景中。你一定要有故事想講，有想法要表達。講故事也只是一個藉口。我想要創作一種感覺，把某個直覺、念頭，或是某種想象、某種有關生活的敏感轉變爲電影。”
白色襯衫、西裝外套、西裝褲子 均爲Brioni
有時他會有一種荒謬感，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人想拍電影，可是否想看電影的人數反而在減少？“可能有時候，那些想拍電影的人自己都不想看電影。我想，唯一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也是解決世界上其他問題的鑰匙是保持好奇，對新的想法和舊的想法同時感到好奇，不管做什麼事情，我覺得這是一個必要的關鍵。”
站在走廊裏的人
我們用英語交談。這是Lapid在希伯來語和法語之外的第三種語言，於我是第二語言，於是我們都小心翼翼地挑選儘可能準確的詞彙。
回答問題時，他常常會不由自主從某一個詞滑出去，“……的，的的……的主張”，又或是在斟字酌句時猶豫不決，“非常……極大……對，極大”。這或許也是一種下意識的自覺——Lapid以小說起步，他的作品往往圍繞着語言的主題，所以他明白每一個看似簡單的詞語下千變萬化的可能。
《同義詞》裏的男主角Yoav從以色列逃到法國後做了一個決定，他拒絕講希伯來語，“因爲他覺得以色列語系中的每個詞語都包含着一種身份感，有關價值觀系統，有關社會地位的看法。”
電影《同義詞》（2019）
翻譯再精準，仍然無法完全填補兩種語言間細微的空隙，“希伯來語和法語的邏輯完全不同，如果你把一些希伯來語直接翻譯成法語，即使一個個字對照着來，在希伯來人眼裏，那些表達可能還是極其粗魯和不禮貌的。說另一種語言的時候，一些詞語你並不會真正意識到它字面意義下的東西，你甚至會因此變得勇敢和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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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程度上，語言也代表了自我身份的一種審視。雖然Lapid已經移居法國多年，能熟練掌握幾種語言，但希伯來語仍然是他在創作時的主導思考語言。
“語言與身份的認同息息相關，你的出生地會以某種深刻的方式深植在你的骨血裏，這是它的‘入侵’方式。”這些漸漸交融在一起的元素，讓他對兩種文化都有既有歸屬感又存疏離感，“就好像一直站在一條走廊裏，你可以推開任何一邊的門，但又不屬於任何一邊。”
Lapid這樣定義自己：作爲自然人，他出生在以色列，作爲導演，他出生在法國。他並不是從小就把電影視爲最佳表達渠道的癡迷者，十幾歲的時候他也不過隨大流，看所有人都會去看的電影，對導演、演員等等知識都一知半解。服完兵役後他移居巴黎，在一個當地的朋友的引導下，他開始大量接觸不同類型的電影。
“他在電影方面的知識比我豐富得多，那些電影讓我感到很震撼。我意識到，電影是我最強有力的表達工具，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座影院。”他非常確信，如果達·芬奇生活在現代，他一定會成爲一個電影導演。“你看，他畫畫，做雕塑，又很着迷於研究各種移動的方式，又鑽研技術……把這些綜合在一起，不就是電影嗎？”
相比語言本身，電影是一種完成更恰當表達的工具。“我不是說要把電影和文學做橫向的比較，只是在文學裏，詞語是絕對的主導，因爲它是唯一的形式，但在電影裏，你可以使用語言的同時用影像來反駁它。”他覺得這種矛盾性把語言推到了一個有趣的位置，“你可以建構，也可以解構。”
至今，所有作品的劇本都由Lapid自己撰寫，但他不認爲自己是個出色的編劇。“我的劇本非常簡單，沒有那種非常跌宕起伏的東西。我會先構想幾個場景出來，然後以此爲線索一點點擴展開——我的意思是，對話是我最後考慮的部分。”曾有一個畫面躍入他的腦海，一個渾身赤露的男人突然來到空蕩蕩的法國街道上，後來這成了《同義詞》的開頭。
自我與自我的對弈
《同義詞》中Yoav的故事和Lapid的自身經歷所有重合，寫劇本的時候，誰會來扮演主角Yoav還沒個定數，他很自然地把自己代入其中。
“選演員的時候我一度有點沮喪，甚至還想，其實我自己來演可能是最合適的，但不是現在的自己，而是18年前的我，但他已經不復存在了。”Tom Mercier的出現讓他看到了曙光，“他就是那個‘過去的我’更好的版本，看到他的時候就知道，他是那束光，是希望。”
許多創作者會有“近鄉情怯”的心理，故事中交纏越多自己真實的過去，就越希望與之保持距離。時過境遷，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剖析曾經的自我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痛苦，我提起前一晚在電影節上觀看的阿莫多瓦的新作《痛苦與榮耀》，那個不得不把自己曾經的故事匿名交給一個演員才感心安的導演，是否讓他感同身受。
“不管我的電影是好是壞，它們都非常‘電影化’。我可以看一本日記來回憶過去，也可以藉助其它的記錄形式來看看那幾年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無論如何，它所呈現的模樣都不是文學式的自傳。我的生活只是石料，我可以根據需要，用各種方式慢慢雕刻出形狀。”
在拍攝現場，他承認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控制狂”，“我會在開拍前準備許多、許多個月，我不喜歡即興發揮，不喜歡演員改動臺詞，也不能忍受有太多自己別出心裁想法或者是有太多疑問的演員。”比如，他覺得無法也沒有必要去回答諸如“我們爲什麼要做這個”這樣的問題，但他也知道這種控制之下的弊端。
“這樣的危險在於，即使你很有天賦，但最後你看電影的時候你只看到了自己，銀幕就好像只是一面鏡子。在電影裏，所有人更崇敬的是演員，所有人都盯着鏡頭跟隨演員移動，可電影是按照導演的意志創造出來的，每個人都想盡己所能，演員只能遵循導演而劇本本身欠缺的話，整個電影就會超級無聊。”
電影裏需要一些元素之間的張力和矛盾，而它們的迸發並不完全出於設計。《幼兒園教師》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執迷寫詩的幼兒園教師發現自己的學生中有一個天才詩人，他的年紀還不足以向他揭示這份天賦的意義，卻引起了教師難以表述的嫉妒。
電影《幼兒園教師》（2018）
在拍攝現場，有20多個五六歲的孩子，開始Lapid和攝影指導都試圖把他們當成成年人，不斷告訴他們，這是一條線，你要移動到這裏，這個時候你要跨這一步……
“但到了某個節點你會明白，如果你寫了一個有關幼兒園的劇本，內容又着重於童年，那麼把孩子當成成年人的意義何在？劇本本身的有趣之處並不在於它描寫了童年，而是抓住了‘身爲孩子’的意義，你可以用自己的姿態、節奏和動作去描述‘孩子’是什麼。”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孩子是孩子，但鏡頭還是成人視角的鏡頭，“所以矛盾感就應運而生了：表演理應有一定的邏輯，而演員們按照他們的邏輯去表演，這就是有趣的地方。”
他最爲看重的演員特質是“相信”，“他們要相信那件事，而不是隻想成爲好演員。好的演員並不表演。對我來說有幾個表演的層次，一個是有非常出色的演技，但按自己的方式表演，還有一個更好的層次，就是他就是角色本人。”
Mercier的表演無疑是《同義詞》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與角色的契合度，讓Lapid感到“彷彿有神袛降臨”。“他大概每天會把劇本讀上五遍，就像一個虔誠的信徒讀《聖經》那樣，簡直在膜拜它，所以兩個星期之後，他對劇本的瞭解已經更甚於我，每一個細節都爛熟於心。”
這種熟悉的程度，也讓Mercier得以把每一個句子每一個詞的意義演繹到了儘可能的深刻和飽滿。“句子本身很簡單，‘你在房間裏走來走去，一邊講故事，一邊搖着腿’，他卻能用最大的能量把這個情景展現出來，好像身體裏埋着一顆原子彈。
所以我們只需要討論和劇本有關的生活，在現場的交流就變得異常簡單，而且準確。我記得一次我只是說，‘Tom，我覺得無聊了’，他就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是他能夠立刻抓到我的言下之意。”
作品在成型後，也會生長出意料之外的走向。《幼兒園教師》後來被翻拍成了美國版，製作方曾邀請Lapid執手，卻被他謝絕了。“電影屬於導演，我已經拍過一次這個故事了，好像沒有理由再做一遍。”
看翻拍的版本時他有種奇妙的感覺，“它極其忠於原著，但是卻帶出了另外的一個主題。我的那版《幼兒園教師》也講述了一些思辨性的東西，但主要是有關某個真實的片刻裏，那些不被欣賞的敏感、脆弱的特質。但是美國版討論的卻是女人的中年危機問題。”
這種方向的轉折讓他覺得有趣。“我覺得美國人挺沉迷於‘中年危機’這個話題的，可能身爲一個美國人，你到了40歲還沒感覺到危機，反而是種可怕的感覺——雖然我自己還沒有時間爲此困擾。但這是一個普遍而且合理的主題，很多人都會受其影響，所以電影很自然進入了這個範疇的討論，可能是因地制宜。”
從早期的短片故事開始，Lapid的作品就在戛納、柏林等地播映，一路可謂順風順水。
“我的故事基本都是自己找上門來的。我沒法坐在一張桌子前冥思苦想，‘好吧，那下一部電影拍什麼呢？’往往是，故事來了，我別無選擇，只能把它拍出來。”但創作的惶恐感始終縈繞在他心頭，那是一場場自我與自我的對弈。
白色襯衫、西裝外套 均爲Brioni
“每當你拍了不錯的電影，或是別人覺得不錯的電影，它自然而然就會成爲我最大的敵人，因爲我要戰勝它，想要拍出更好的作品，就好像兩部電影在一場拳擊賽裏互相對搏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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