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亲带母亲到公社和县里卫生院看过，没有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据祖母和母亲说，外公当初“相亲”的时候，是看中了父亲的。

"\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 \"\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e3ad141f1fbb4df9982c1ec099dc16e4\" img_width=\"4240\" img_height=\"2384\" alt=\"上饶师院谢维营教授怀念母亲的文章，感情真，故事多，可读性强\"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 pgc-img-caption \"\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母亲朱婉蓉离开我们已经有整整7年了。母亲的失踪永远是我们这些做儿女心中的伤痛。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揭开这层慢慢结痂的伤疤。不过我想趁自己还能回忆和写作，写下长子对母亲过往点点滴滴的追记，以寄托我的哀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一、悲苦的身世\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先简介一下母亲的身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亲是童养媳，十岁就“嫁”进了谢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外公外婆家在距离我们谢田村约10里的“蓝屋”。原本家境也不错，外公外婆结婚很早。婚后生有3女2子。后来生活变故，外公追随朋友“闯南洋”，结果是钱没有赚到，人却留在了南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1年，母亲十岁那年，母亲的母亲（我们的外婆）去世了。远在南洋并已经在那边建立新家的外公从南洋回到家里，把三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全部“嫁”出去，即送给男方家庭当童养媳。母亲的大姐15岁，名字朱婉晴，母亲叫她“婉姐”（广东话“婉姬”），我们喊她“婉姨”，姐夫是种田郎；二姐叫朱婉嫦，13岁，我们喊她“嫦姨”，二姐夫谢银祥是煤矿工人，家里就住在谢田村的“上谢村”；母亲则嫁到我家，是谢田村的“下谢村”，和嫦姨所在的“上谢村”相隔不到一里路。两个弟弟朱筱伟和朱日晖（是他们成年后自己改的名，原来叫什么不知道了，母亲叫大弟弟阿方，叫小弟弟阿林），一个7岁，一个5岁，都被外公送到孤儿院去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据祖母和母亲说，外公当初“相亲”的时候，是看中了父亲的。外公有意“嫁”女儿的消息传开，媒人向外公推荐了父亲：谢达钧，11岁，三兄弟排行第二，家里有田十余亩，一座楼屋，六七间房，加上厨房、柴火间、洗澡间、厕所、牛栏屋等等有十几间屋（我们家乡的“楼屋”是专门住人的，其他的房屋也比较讲究，有砖墙和瓦）；快小学毕业了。外公同意“看看”。祖母听媒人说这个事情后，到水沟里把正在“摸鱼捉蟹”的父亲叫上来，匆匆洗了脸洗了脚，穿上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赤着脚就上路了。外公看见的父亲剃个光头，虎头虎脑，全身晒得黝黑，挺喜欢的，没有要男家一分钱的彩礼。但是外公向祖母提了一个条件：必须让（供）我们的女儿小学毕业。祖母无异议（祖父没有陪同一起去，他对这样的“小事”是不屑过问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是祖母食言了，在母亲读完小学三年级以后，祖母以家里劳力紧张为由，中断了母亲的学业。尽管母亲无比勤劳，只要在家就把家务做好，每天早上上学前和傍晚放学后都要砍一担柴回家，星期天要到煤矿挑煤到城里赚点脚力钱补贴家用；尽管母亲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不顶撞婆婆半句。但是无论怎么哀求都无济于事。母亲自己说，为了不能读书，她不知道流了多少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从此母亲就跟着祖母，像壮劳力一样承担了田间的一切粗活重活，犁耙辘檚无所不通，运肥挑粪家常便饭，遇到春天插秧、夏季割禾栽禾（后来称为“双抢”）、秋天抢收，就连轴转，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如果年成不好，旱涝成灾，就更苦更累了，母亲就说过，有一年旱灾，她彻夜车水，几次都趴在水车上睡着了。当时她还只有13岁。\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 \"\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9443df033c6146e19542f30f2e8d8aca\" img_width=\"494\" img_height=\"678\" alt=\"上饶师院谢维营教授怀念母亲的文章，感情真，故事多，可读性强\"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 pgc-img-caption \"\u003E谢维营教授的母亲\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二、颠沛流离的军属\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亲17岁那年，和父亲“圆房”了。一年后生下了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亲生下我以后，父亲就参军远赴他乡。先是到广西十万大山剿匪，又转战云南贵州。母亲靠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勉强和高中毕业的丈夫通信，一直聚少离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最初对母亲的记忆，是充满愧疚的。从小时候记事起，我就是祖母带大的。祖母对我极好，属于宠爱或是溺爱的一种。三岁那年，父亲回家探亲，母亲要我晚上陪他们睡觉，我答应了。可是睡到半夜，我哭醒了。原因竟然是我突然想起祖母年纪大了，不知道还能陪我睡几年？哭着闹着要找“婆婆”（广东人把奶奶叫婆婆）。父母亲左哄右哄，我横竖不听，一个人哭着往祖母的房间走。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当时该有多么伤心！我猜想后来父亲对我很“严厉”，可能与这次经历有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4年，父亲提干了，离开了野战部队，在福建平潭驻守。端午节前，母亲带着5岁的我前往平潭探望父亲。那时候交通极为不便，坐汽车好几天，还要坐船。母亲既晕车又晕船，一路上吃尽了苦头，呕吐不止。但是为了看望父亲，母亲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毅然决然带着我奔赴当时的“福建前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漳州转车的时候，母亲遇到了一位乘客被偷了钱包，哭得很伤心。母亲从自己不多的盘缠中匀出5元钱给了那位大姐，那位大姐千恩万谢，一再要求母亲留下地址，说日后要还钱给母亲。母亲拗不过她，留了地址。后来那位大姐真的把5元钱寄回来，还和母亲“结拜”为异姓姐妹，通过几封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平潭岛，风和日丽，海鲜丰富，母亲很想多住一些日子。无奈我水土不服，天天拉肚子。一次父亲买回来很大很长的一条鳗鱼，我不争气，刚吃第一块就被鱼刺卡住了喉咙，送到军医院，医生用镊子把鱼刺钳出来。从此我很怕吃鱼。过了半个月，父母亲看见我瘦得皮包骨头，不敢再让母亲在岛上待下去。于是母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父亲，带着我回到了梅州。第二年春天，我多了大妹为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5年冬天，父亲调到江西南昌步兵学校（今天的南昌陆军学院）担任射击教员，母亲带着不满周岁的为群妹妹到南昌随军了。1957年秋天，我的弟弟为奋在南昌出生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7年，父亲响应号召，向官僚主义和军队的不民主现象提意见，写了一篇广播稿，不点名地批评了个别校领导的“官风官气”问题。当时父亲受到了表扬，那位校领导还被迫做了“检讨”。但是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这是所谓的“阳谋”，是引蛇出洞。反攻倒算以后，那位校领导揪住父亲不放，硬说他“猖狂向党进攻”，要把父亲打成“右派”。无奈父亲太“革命”了，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到父亲的“反党”证据，只好威胁父亲：两条路让你选，一是继续顽抗，最终死路一条；另外一条是你“自己选择”转业，你的问题一笔勾销。父亲选择了转业。1958年，父亲带着母亲、为群和为奋来到了全南县青龙山八一垦殖场，开始了为期5年的“改造”生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之所以说是“改造”，是因为那些无耻的官僚背信弃义，所谓的“一笔勾销”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父亲刚到垦殖场，南昌步兵学校一纸“处分”的公文就寄到了垦殖场，父亲因为“右派言论”被开除团籍。随后寄来的转业证上也赫然写着这一处分决定。这个“帽子”戴在父亲头上多年，母亲也深受其害，因为此后父亲一直不停的“调动”，不停的“搬家”，不但家越搬越穷（每一次搬家都要扔掉不少东西），更是受够了颠沛流离之苦。\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 \"\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b056707daf54a2bbbc46a7487060e9a\" img_width=\"1242\" img_height=\"2208\" alt=\"上饶师院谢维营教授怀念母亲的文章，感情真，故事多，可读性强\"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 pgc-img-caption \"\u003E谢维营教授和学生\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三、我终于到了父母身边\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在祖母身边长到12岁，既是长孙，又是祖母身边唯一的孩子，祖母把年轻时对父母亲的愧疚全部体现在宠爱我的方面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广东梅州的妇女是全世界最勤劳最吃苦的群体之一。祖母让祖父一心行医，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去读书，他自己则带着大伯的童养媳阿莲妹和母亲承包了全部农活和家务。但是祖母基本不让我做任何家务，不但没有打过我，而且重话都没有说过一句。有一次祖母到田里做事，嘱咐我把稀饭烧好，我因为打破了脸盆而蒙头大睡，祖母晚上七八点钟回到家，本来以为有饭可以吃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冷锅死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伸手抓过身边的笤帚，举得很高，但是最终没有落在我身上。这是我见过祖母最生气的一次。至今回想起来，有这样一位无比慈祥的祖母，真是童年的福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8年后，全国大饥荒，梅州地区因为官员好大喜功，搞得民不聊生。1958年冬天，吃了几个星期的所谓“不要钱”的食堂以后，就是连续几年的饥饿难熬。我的“口粮”是每月7斤稻谷，碾成大米不到5斤，要吃30天，怎么够吃？祖母想尽了一切办法，多种蔬菜，买黑市粮食，地里但凡能吃的东西都成了我们的“口粮”，木薯、红薯根（红薯是主粮）、糠、野菜等等都吃过，老鼠、蛇、地狗子（一种残害农作物的爬虫）都是美味。在印尼的小爷爷寄回来一些食品是我和祖母最开心的时候。即使是这样，我弱不禁风的身体还是越来越让祖父母担心（祖父对我也极为友好，他是老中医，我童年时经常生病，都是祖父给我把脉开药，我不愿意吃苦药，但是祖父对我是真好）。1960年，我因为比较严重的病（肠梗阻）在梅州著名的“黄塘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以后，祖父母不敢再把我留在身边。1961年1月，春节前，祖母带着我到江西全南县青龙山八一垦殖场，亲手把我交给了父母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必要对这次从梅县到青龙山的旅途多说几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天，我们从梅县汽车站出发，公公（祖父）到车站送我们（极为难得）。经过一天的奔波，傍晚到了江西的寻乌县。第二天从寻乌到信丰县，又是整整一天，走了半天的盘山公路，幸好祖母和我都不晕车。第三天从信丰经过赣州和龙南再到全南县城，紧赶慢赶在晚上六点以前赶到了。但是从全南县城到青龙山还有120里路，不通客车，要到青龙山必须搭“过路车”，也就是等青龙山的货车从全南县城回去而且驾驶室又有空位的时候才能成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时已经是腊月26了。从这天傍晚老天开始下雨，然后是雨夹雪。我和婆婆连续三天在雨雪中站在马路边等过路车，毫无收获。眼看着老天没有停雨停雪的意思，婆婆的盘缠估计也很紧张，年关又到，婆婆牙一咬，问我敢不敢走120里路？我当时已经12虚岁，读小学五年级，看过很多红军故事，心想红军飞夺泸定桥一天一夜走了240里，120里算什么？就同意和婆婆一起上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是这一路的艰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出县城不远，我们就顺着公路开始了爬山。那座山名字叫“小鄂峒”，一上一下有60里。雨雪中极为难走，呼呼作响的西北风吹到身上，如刀割一般。婆婆路上要解小便，我为她打伞，起来后半天系不好裤腰带，因为手都冻麻木了。路上没有饭店餐馆，到了中午我们只好用饼干充饥。无比坚强的婆婆当时都要精神崩溃了。要知道我们半天才走了全程的四分之一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天无绝人之路，正在绝望的时候，从后面来了两个人。打过招呼以后一交谈，知道我们来自梅县，是客家人，他们也是客家人，就住在前面的龙源坝，还有30里。他们还盛情邀请我们祖孙二人晚上到他家过夜。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婆婆一而再再而三的说遇到恩人了！他们还告诉我们，有下山的小路，要近好多。这样我们在晚上断黑以前到了龙源坝的那位“贵人”家，好吃好喝好招待，在饥寒交迫的时候遇上这样的好人，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那一晚我睡得特别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天早上，已经是大年三十，婆婆和我不知道对这家人说了多少感谢话，还收下了它们赠送的干粮：烙好的米粉饼，然后踏上了赶往青龙山的路程。临走时，婆婆受恩人提醒，在龙源坝邮局打了一个电话给青龙山垦殖场场部，让场部通知谢达钧，他的母亲和儿子正在徒步赶往青龙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婆婆和我又走了40里，走到一个名叫“竹山”的地方，一辆垦殖场的“解放牌”汽车停在我们面前，一位小伙子司机下车问我们，知道是谢达钧的家属，他说：谢场长让我来接你们。这时候我们才知道，父亲是垦殖场的杨溪分场场长。上车后，小伙子告诉我们，谢场长先后当过垦殖场基建队的队长、粮食加工厂的厂长，现在刚调到杨溪分场，离场部很远，有三十多里路。不过，家安在场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下午4点多，母亲带穿着花衣服的为群和为奋在家门口迎接婆婆和我，并让为群和为奋喊我“哥哥”，这两个家伙一个劲往母亲身后躲，就是不叫我。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叫我“哥哥”的，我真的忘记了。父亲吃饭以前回到家，可能很累，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没有很多的亲热，问过几句话后就睡了。晚上我照样和婆婆睡在一张床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天后，大年初三，婆婆就离开我们回梅县了，走的时候不再从全南县城经过，而是走80里山路直接到龙南县，再坐班车回梅县。一年后（1962年），我们的老阿太96岁高龄仙逝，父亲回家奔丧，带为奋回家，原因是我离开婆婆后，婆婆日思夜想，寝食难安，所以祖父电报中不惜多费几角钱也要重申带弟弟回家，以慰思念之情。父亲回青龙山的时候把弟弟留在梅县。1963年，大伯的妻子要生产，婆婆必须赶过去伺候月子，走之前只好把为奋送回青龙山，这次，婆婆吸取上次送我教训，直接从龙南下车后走山路。80里山路，为奋一直要婆婆“背”，哪怕一同来的叔叔阿姨想替替都不行。为奋当时都6岁了，娇气可见一斑。但是婆婆无怨无悔，对孙子女们的疼爱溢于言表。我们的婆婆一辈子都像消防队员，走南闯北为子女分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四、糊口的艰难\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和父母亲生活在一起，才知道一家人的生活多么不容易。如果说以前在婆婆的疼爱下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那么到了父母身边，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生存不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到青龙山以后，一家五口人，全靠父亲每月60多块的工资过日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配给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比在广东时好多了，但是仍然不够吃），父亲每个月有36斤口粮，要干重体力活，不够吃；母亲26斤口粮，也不够吃；我有24斤，妹妹和弟弟只有十多斤，也不够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1年春夏之交，母亲生下了为青，父母亲的负担更重了。母亲生为青时，父亲也杀了家里养的几只鸡，但是别的菜就没有了。又正好是“春荒”时节，没有什么菜，父亲还烧过“狗爪豆”（一种比较好种的豆类，赣南那里长得很好，结的荚多，因此不值钱）作为“月子菜”给妈妈吃，为此母亲耿耿于怀，数落过父亲很多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肚子饿，一天到晚肚子空落落的，好像永远也吃不饱，放下碗就觉得肚子饿，主要是没有油水。为了解决吃的问题，父母亲想过很多办法。他们在杨溪分场开过荒，种过水稻（蚂蟥特别多，母亲很多年以后还做梦被蚂蟥叮咬而惊醒），也种过红薯（开荒时烧杂草还差点引起火灾）。不过这些劳动全是无用功，没有收成，因为还没有成熟，野猪等等野兽就先帮我们解决了。为了不致饿死，父亲把一块珍贵的瑞士手表换了一担红薯，没有多久就吃完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肚子照样饿，为此父亲充分发挥在梅县时“摸鱼捉蟹”的本事，让我到杨溪去，和他一起打了不少松明柴（当地叫“松光”，是割了松香后的松树长成的，松油多，容易燃烧，但是烟很黑很大），有便车的时候捎回来，劈成一块块，晚上让我挑着一起去“照蛤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从1961年到1963年，到了夏天和秋天，只要父亲回家，我们必定要去“照蛤蟆”。父亲用细一点的铁丝织了一个像“捞勺”一样的东西，用三根粗一点的铁丝吊起来，再用链子固定在一根木棍上，“捞勺”上放几块松明柴，用火柴点着，一个简易“照明器”就做好了。父亲左手拿着“照明器”，右手拿一个罩网，随时准备捕捉蛤蟆。我挑着松明柴担，跟在父亲身后，随时准备添柴。蛤蟆是广东和赣南的叫法，上饶人叫“石鸡”，是一种难得的美味。没有月亮的晚上，蛤蟆在火光的映照下傻傻地蹲在地上，一抓一个准。我们只要一出动，一晚上抓三五斤蛤蟆没问题。有时候运气好，还能抓到大甲鱼。母亲则守在家里，兴高采烈地给我们全家烧一桌丰盛的“蛤蟆夜宵”。在计划经济把人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我们家自力更生的“野味经济”暂时使全家免于倒毙街头（那几年饿死很多人，我们就看见有人在田里做事，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五、粮食加工厂的临时工\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年中毕竟不会只有夏天和秋天，而且野味再鲜美，也不能饱肚子，为了长久之计，必须另谋生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于是我听见父母亲商量，让母亲到总场的粮食加工厂做临时工。以前父亲在那里当过领导，做个临时工没问题。于是母亲在为青半岁以后，开始在粮食加工厂做临时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虽然是临时工，福利还是蛮多的：首先是母亲的口粮从26斤提高到36斤；其次是每个月多了18元；第三是可以每个月买一斤不需要粮票的米粉；第四是可以不定期地到工厂的机房筛糠回来做“糠包子”和“糠馒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们全家都对最后一项“福利”印象深刻。吃糠的好处是扛饿，吃下去肚子鼓胀鼓胀的，不会觉得饥饿难耐了。缺点是非常难以下咽，粗糙得似乎在“割喉咙”，还有就是解大便困难，吃糠以后拉不出屎是经常的现象。我就因为这让母亲给我在肛门里面涂肥皂水（也只有母亲才会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曾经“有幸”参观过母亲的工作条件和场景。二层楼的厂房里，机器轰鸣，震耳欲聋，糠尘弥漫，对面看不清人。母亲戴着口罩，肩膀上披一条毛巾（用来擦汗），从一楼的仓库里挑着一百多斤的两箩筐稻谷，两腿颤颤巍巍，沿着楼梯艰难地爬上二楼，把稻谷倒在碾米机进口处，机器会自动把粮食吸下去。当时正好是夏天，厂房里热得像蒸笼，母亲的头发和衣服全都被汗水湿透了。据说母亲每天都要挑几十担稻谷。母亲在粮食加工厂干了一年多，后来怀了为龙，就没有继续工作了。这也是母亲最后的工作，从此以后母亲就成为“专职”的家庭妇女，一心一意为我们这个家辛勤操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从粮食加工厂回来后，我变得更乖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六、父母亲吵架\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们的父母亲称得上是恩爱夫妻，很少红脸，吵架更是稀奇。但是1962年的春天，我就亲眼目睹了他们的一次争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天是周六，父亲从杨溪分场回到家，看见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是难得的豌豆焖糯米饭。父亲开玩笑的说：我不在家你们吃这么好的东西啊！母亲说，知道你要回来，特意为你准备的，快拿碗自己盛吧！但是那天父亲是吃过饭回来的，就说：饭这么少，还是你们自己吃吧。母亲知道父亲大概是吃过了，就不再坚持（其实那个年头，即使已经吃过了，也可以再吃一两碗）。父亲在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弟弟左右扭头盯着看爸爸，一不小心把一碗饭打翻在地，碗也打破了。母亲顺手一巴掌，打得弟弟哭起来。父亲见状，就在母亲背上也拍了一巴掌。打得可能有点重，这下母亲不干了，更狠一点打弟弟，打得弟弟哇哇大哭。父亲起火了，吼了一声：大家都别吃了。两手端起铁锅的两个“耳朵”，把锅连同里面的小半锅饭一起扔到门外去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是第一次看见父母如此争吵，吓坏了。不敢做声，弟弟妹妹全都吓傻了，为奋本来在哭，也停住了哭声在抽泣。妈妈把碗一推，不再吃饭，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泪。那天全家人破例没有洗脸洗脚，稀里糊涂睡下了。父亲一个人睡我原来睡的小床，母亲则带着我们四个孩子挤在大床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睡到半夜，感觉有什么东西往我的手上塞，仔细一摸，原来是饼干，是母亲担心孩子们没有吃饱，又受了惊吓，安慰安慰。只有父亲不能享受这个待遇。我们都感谢母亲，觉得父亲太不像话了，自己不吃，害得我们大家都没得吃（想起那半锅糯米饭真心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天，母亲起来做饭，烧了一大锅稀饭。锅还是原来那口锅（父亲把锅连饭扔到外面，正好落在稀泥地上，饭没法再吃，锅没有打破，母亲把它洗好继续用）。我们吃饭的时候父亲没有一同吃，我们都不理他，也不叫他吃饭。他后来一个人默默走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们对父亲的不满母亲看在眼里。父亲走后，母亲对我说：阿营古，你这么大了，应该懂事。这个家不能没有爸爸，弟妹们还小，你要负责把爸爸请回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心里尽管老大不愿意，但是知道母亲的话是对的。我跑了好几家父亲以前玩得比较好的同事或朋友（父亲很少交往，朋友极少，也就两三个吧），结果在一位“战友”家里找到了，他和战友在下象棋。我过去看他们下了一阵，见一盘结束，我对爸爸说：妈妈让我叫您回去吃饭。那已经是中午了，估计父亲的肚子是真饿了，就顺水推舟和我回家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从此以后，我没有看见父母亲真正吵过架，更多的时候是两口子开玩笑。平时是父亲“怕”母亲，但是如果父亲沉下脸来，母亲会变得很温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七、父亲在南昌读书的日子\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亲在1963年秋天被选调到江西水电学校学习一年，结业后被安排在江西省水电厅排灌总站工作。父亲不在家的一年，我们家又添丁进口了。为龙是1964年4月初一出生的。因此，在1963年秋到1964年，是母亲挺着大肚子带着我们四个孩子艰难度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亲是持家高手，再艰难的日子母亲都有本事过得安乐祥和。父亲不在家，但是我们感觉这一年并没有特别困难。客观原因是国家的大形势在好转，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有改善；小环境是母亲既善于操持家务，精打细算，又和邻里相处和睦，得到很多左邻右舍的帮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亲到南昌后，我们搬了家。我们原来住的房子是“干打垒”建成的，墙壁很厚，冬暖夏凉，缺点是房间很小，厨房也小（厨房是自己搭建的，用杉树皮做屋顶，木板围成一圈就是厨房了，估计也就两三个平方），住的房间和厨房都很潮湿。新房是竹片编织成墙壁，糊上黄泥巴（用稻草做“筋”），粉刷一层薄薄的石灰，优点是大了一点，厨房也做得很大，可以养鸡养鸭堆柴禾，地势也高些，不会像原来的房子那么潮湿；缺点是不隔音，隔壁夫妻说话都能听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搬家以后原来开荒出来的菜地太远不能种了，新地方的荒地也早开完了。幸好妈妈为人很好，左邻右舍听说我们一大家人没地种菜，就把自家的菜地送一些给我们，东家一小块，西家一小块，凑起来比原先的菜地还多。有一位“茅棚阿姨”（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家住的是茅棚，极为少见，背后我们都这样叫她，真实姓名忘记了）就送了一大块菜地。虽然分散一些，地是好地，种菜不愁没有收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青龙山垦殖场的总部在陂头（当地人念bitou），我已经读中学，是陂头中学，老师很好，基本上都是江西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分配在这么一个地方，我在陂头中学读初一和初二，成绩名列前茅，很受老师喜欢。我初三转学到南昌六中，入学考试成绩不错，与陂头中学的教学质量好有很大关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说一下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名字的由来。据祖父说，我起名“维营”，与父亲参军有关。我是1949年10月23日出生的（农历九月初六），父亲1949年12月参军，就想起名纪念。维是辈分，不能改；不能叫“军”，因为父亲有“钧”；也不能叫“兵”，因为三叔谢达彬的“彬”和“兵”近音，容易叫混。不过参军和当兵都要进“军营”，于是起名维营，营和“赢”同音，有彩头。为群的名字是因为母亲在家乡劳动积极，被选为“群众代表”参加了“乡代会”，以示纪念。为奋的名字本来应该也是“维”字辈，父亲报户口的时候偷懒写成了“为”；之所以叫“为奋”，是毛老人家1957年提出了“艰苦奋斗”的口号，父亲觉得“奋”不错，生了儿子也很兴奋。为青和为龙都是青龙山出生的，是为了纪念那一段最为艰苦的日子。为龙的名字是母亲怀孕以后就定好了，一方面是在青龙山生的；另一方面觉得母亲生孩子有规律，前面四个都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间着生，按照正常情况第五个应该是男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亲1964年暑假回到家，发现添了个女儿，好像不太高兴。编了一个顺口溜：wu’qio’qio，chang’gai’gai，n’qiang’ya，n’qiang’ai，qiang’tai’shu’tou’ha’gou’shi’dai。这段必须用广东话念，隔字符分好了每一个字，恕我不能翻译为普通话。不过父母亲后来都从心底里喜欢我们的小妹妹，原因是这个起男孩名字的女孩，不但聪明伶俐，智商情商都高，而且志向远大，自强不息，为谢家争光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八、从青龙山到南昌\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4年暑假，父亲回青龙山度了一个假，办好了全家的迁移手续，就先回南昌准备接我们。妈妈带领我们五个小孩，扔掉了所有不便携带的东西，出发了。垦殖场派了一部“跃进”牌卡车送我们和行李，走韶关坐火车到了南昌。行李是通过火车托运的，买票和托运花了不少时间，然后我们在晚上8点左右坐上了从广州开往上海的50次特快列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而且是那么高级的火车，兴奋得一夜没有睡意，东看西看，一点也不困。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了《十万个为什么》里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火车上觉得近处的物体在后退，而远处的物体在向前？几位叔叔阿姨打扑克少一个人，我应邀参加，打40分，把对手打得大败，心情特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天下午，车到向塘，我们下车改乘“小运转”，就是专门从南昌开到向塘又从向塘开到南昌的慢车。这就看出特快和慢车的区别了，不但车上的座椅和设施差别很大，服务差别大，光是速度就差远了。“小运转”一路等车和让车，从向塘到南昌的60里路足足用了好几个小时，晚上10点多才到南昌。人生地不熟，雇车兜了几个圈，找不到住的地方，最后母亲咬着牙花了五元钱，全家人住在当时南昌比较高级的宾馆——服务大楼。条件很好，就是太贵了。很多年以后，母亲还念念不忘那五块花掉的“冤枉钱”。因为后来母亲听水电学校的孙彬清（父亲玩得比较好的同学）说，如果找一个“洗澡堂”，全家6口人住一晚最多只要1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九、南昌四年\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南昌的四年，我们先住在江西水电学校，后来住在省政府水电厅的宿舍“红三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水电学校，我们不但开荒种菜，而且还摸鱼钓鱼。学校有好几口水塘，里面的鱼很多，也很笨。为奋和为群想钓鱼，父亲弄了几根竹竿和买了鱼钩鱼线，弟妹把装好的光钩子放进池塘试试水，结果竟然钓上了一条鱼！是没有鱼饵的光钩子哦！这个发现让我们全家（包括父亲）大喜过望，以后一有机会我们就到池塘钓鱼和摸鱼，或者先钓后摸，双管齐下。那段时间我们家天天吃鱼，还把鱼晒干或腌制以后慢慢吃。母亲笑着说：这样下去，油都没有了，家都吃穷了。不过我们知道母亲是高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孙彬清是摸鱼的高手，一天下来可以捉到一二十斤。他摸鱼上来，直接用鱼签子从肚子上把鱼穿过去，而不是像我们从鱼鳃上穿。他原来的夫人过世后留下一个女儿，娶了一个年轻的后妈。孙彬清说，老婆可以“打100分”，从后面看，身材很好可以打80分，从前面看，只能打20分，因为她是麻子。麻子很凶，经常打小女孩，孙彬清也不敢管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们住在学校废弃的旧教室，用木板隔了一下，算有两个房间。门口的走廊放一个柴火炉和煤球炉，烧饭炒菜和烧水。几个月后，来了一位邻居“易叔叔”，和夫人住在隔壁。易叔叔非常擅长讲故事，绘声绘色，我和弟妹们都喜欢听。他讲的“漏”的故事，吃糖包子烫到背的故事让我们忍俊不禁，至今记忆犹新。在水电学校，有一位老师送我们家半边西瓜，是馊了的，母亲吃了一点点，拉了好几天。从此我们家再穷再苦再饿不吃坏了的食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到红三楼后我们家的生活相对平淡，记得父亲发工资的日子就是我们的节日。发了工资后，父亲或母亲会买回半只猪头，放在煤球炉上煮熟煮烂，把肉剔下来卤猪头肉或炒辣椒，骨头分给孩子们慢慢啃，肉汤则用来摊面条，一家子吃得津津有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为群和为奋经常到各个厅局的食堂后面捡煤渣，我们家在红三楼的时候就没有买过煤球，因为煤渣不但好烧没有煤烟，还保证供应。狂风暴雨过后，有些办公室的窗玻璃没有关好容易打碎，为群和为奋就在雨停后赶紧到玻璃窗下捡玻璃，晚一点就被别人捡去了。弟妹们也会捡一些其他东西去换钱，大头交给母亲贴补家用，小头则留作零花钱，买个冰棒烤红薯什么的，或者买个小文具、小人书。弟弟在红三楼名气很大，我和为群都必须通过弟弟才能被传颂，被认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为群在青龙山的时候就读书了，应该是在陂头小学，到南昌后在永人小学，为奋也是在这个学校。我记得搬到红三楼以后，如果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弟弟妹妹应该在育新小学（南昌市最好的小学之一）读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没有在那里读过书，父亲对这些事是不太过问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弟弟妹妹无论在任何学校，读书都是学霸，每个学期大大小小的奖状是少不了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下放弋阳\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大家都没有书读，父亲很听毛主席的话，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写过一些应景的大字报和批判文章，但是始终是“边缘人”，既不受重用也没有挨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6年秋天，南昌六中成立红卫兵组织，我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资格参加。回家后父亲知道了，脸色很难看。后来他奋笔疾书，写了1万多字的申诉材料，让我用复写纸抄了七八份，父亲自己写信封，把材料寄给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1977年春天，南昌步兵学校来了两个人，说当年对父亲的处理是错误的，当着父亲的面烧掉了一些材料。虽然不是“平反”，也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加以证明，估计是步兵学校的“造反派”自己搞出来的也不一定，但是父亲的心情好像好多了。从此以后他更革命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8年，全国都在“下放”，干部下放劳动，学生下放插队。我那时候一腔热血，想和同学们一起到农村“战天斗地”干革命，于是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广昌，四个弟妹则和父母亲下放到了弋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母亲对下放是拥护的。在南昌的时候我们家是“困难户”，父亲一人的工资65.34元，要养活全家七口，颇为不易。母亲有力气没处使，除了家务不能做别的。所以每到年节，单位都会“补助”我家几十块钱。父亲内心很矛盾，既“感谢党和政府”，又感到很没有面子，发钱的时候都让母亲或我去“代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开始父母亲下放在葛溪公社火桥大队，这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方，修碓头岭水库淹掉了大片农田，剩下的一点点田地根本不够种。国家每年都要给当地农民供应很多“返销粮”，村民们除了砍树捕鱼（或称为偷树偷鱼）以外，基本没活干。父亲觉得下放在这个地方，还不如南昌，向上级申请后全家搬到了葛溪公社湖西大队岗上二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是有名的穷队，人少地多，但是土地贫瘠，劳动强度大。每个人都有做不完的事。父母亲很高兴。母亲终于有了用武之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岗上的几年，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出工”，去赚每天4.8分的工分。分值是每10个工分4角到6角，合下来一天有两三毛钱的收入。另外工分还可以“带粮”、“带豆”、“带鱼”（就是年终分红的时候，按工分的多少分配除了口粮以外的粮食、大豆和鱼）等等。生产队还会给我们家一点照顾，允许我们家用“议价”购买一百斤左右的稻谷。母亲在岗上每年都要养两头猪，一头卖给国家，换回一定数量的“猪饲料”（实际上是粮食指标），另一头则过年的时候宰了自己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弟妹们也没有闲着。为群在岗上开始出工，是“铁姑娘”队的主力成员，和男社员一样要“打早工”。为奋则上山砍柴、下河捉鱼、钓蛤蟆、捕黄鼠狼、放泥鳅笼、“装倒须”，等等，解决家庭的副食品需求，还能赚点小钱，那时候一张黄鼠狼皮可以卖好几块呢。为青和为龙在岗上的时候开始读小学，是父亲自告奋勇当“孩子王”，带领两个小妹妹开始了启蒙教育。我1970年春天离开了广昌的同学知青点，回到了父母亲身边。我们一家又团聚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一、母亲带我“相亲”\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岗上二队种了两年田，领教了“多种瘦田多着累”的苦头。岗上的田有的如石板一样坚硬，插秧时手指头都磨破了还插不下去，耘禾的时候地硬草多，收割时果实寥寥，工分值很低。特别是1971年大旱，无日无夜车水抗旱，还是有大片禾苗被干死，全部稻田有一半绝收。在公社说上饶师范有一个培训中学教师的指标，读半年后可以回来当中学教师后，我心动了。在1971年秋天到师范读了半年书，中学教师泡汤了，当了湖西大队岗上小学的孩子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各种招工和上学都没有可能的时候（父亲从不求人，我也不会求人开后门），父母亲打算为我物色“对象”。当地女青年要不很早就“把人家”（即订婚）了，天价彩礼我们家也承担不起，不予考虑；女知青倒有几个，父亲半开玩笑地和几位漂亮的女知青说起过这个事情（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结果。我自己也努力过，有一位女知青曾经和我走得比较近，但是当我表明态度时对方反馈的信息是：谁能把我调离农村，我就准备嫁给谁。我自己都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何谈其他！所以我对找知青当老婆有些绝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南通的农村姑娘沈锡芳到岗上探望表姐，并放出话：愿意找一位当地人。南通是当时比较富裕和比较文明的地区，姑娘出嫁不收彩礼，据说还有数目不小的嫁妆。很多本地男青年有心试试。结果有的男方嫌弃女方不漂亮，有的女方嫌弃男方太穷，好几个星期了，没有结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邻居劝说母亲试试“说”给我，母亲就问我怎么样。我原来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稀里糊涂说：看看就看看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一个晚上，我和母亲到了沈锡芳的表姐家，都是熟人，她的表姐以及表姐的公公婆婆对我们很热情。安排了我们见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不清对方的长相，只是觉得她很丰满，不太说话（后来才知道是不会说普通话，不敢开口）。我一句话没说，都是母亲和“表姐”在那里讨论一些细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回来的路上，母亲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人都没有看清，只知道比较胖。母亲说，胖一点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后来白天见到了，从内心是一百个不愿意，原因不说了。以前谈过几次不成功的“恋爱”，虽然女方不是国色天香，但是起码看着舒服。沈锡芳却让我失望了。不过，出于礼貌，我没有明确表态回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亲看我不表示反对，以为我不好意思，竟然自作主张把见面礼和迁户口等等事情都谈好了。沈锡芳自己当然很高兴，没有多久，就干脆到我们家一起吃饭，到包主任家借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沈锡芳和我们共同生活后，显示了她过人的一面：首先是勤劳，家里所有大人小孩的衣服她全部包洗，又快又干净；其次是能干，会做衣服，做鞋子（布鞋，穿起来很舒服，以前我没有穿过布鞋，她来以后，布鞋穿不完，还给全家做布鞋），至于家务事，几乎没有不会的，她剥蚕豆两手并用，左右开弓，几分钟可以剥一大碗；第三是能吃苦，不管是吃的穿的，不挑不拣。等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时间长了，觉得这样一位姑娘，或许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就慢慢接纳了。后来我们结婚了，生下三个儿女。沈锡芳操持家务，出工赚钱，养猪种菜，挑水砍柴，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尤其是1978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肚子里还怀了一个，她敢于支持我考大学；考上后又支持我上大学，含辛茹苦，带大了三个小孩。每次寒暑假回家，她没有一句怨言，也从不诉苦。即使我们后来举家迁到上饶师专，她也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2008年，她因病辞世，终年56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感谢母亲带我相亲！感谢母亲自作主张给了我这样一段姻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二、贤内助\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们的父亲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不管在什么地方和什么单位，父亲都是“硬汉”形象，因此他的朋友极少，平时也很少与别人交往，即使左邻右舍也难得打招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那个年代，工作中这种脾气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在生活中，毕竟不可能独来独往，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在这方面，母亲是父亲的好帮手，贤内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青龙山的时候，因为母亲的贤惠，父亲和我们都少吃了很多苦头；到南昌以后，母亲也善于搞好左邻右舍的关系，邻居之间经常互通有无；在弋阳，从火桥到岗上，又从岗上到火桥、到涵潭、到花亭、到一中，母亲都是我们家的“外交官”，要“处理”很多麻烦的问题，也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如果父亲“得罪”了别人，都是母亲当“救火队员”，替父亲受过，帮父亲善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亲在岗上的时候，正是全国推行“大寨式评工计分”火热的年头。父亲一到生产队，还不了解具体情况就对评工分乱指挥，说要“坚决执行阶级政策”，对于“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哪怕再优秀，劳动力再强，技术再好，也只能评低分；而对某些出身好却偷奸躲懒的社员却必须评高分。结果导致很多社员出工不出力，被评上“高分”但是农活干不动也干不好的社员也感到很尴尬，最后所谓的“大寨式评工计分”在大家的反对下无疾而终，不得不纠正过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岗上二队社员住地的周边就是农田，社员的猪栏有时候不够坚固，有些猪们会逃出猪圈祸害庄稼。生产队出台了“禁猪令”，规定要对家里的猪祸害集体庄稼的社员“罚工分”，甚至把猪“打死不论”。可是真正实行起来，社员们和干部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基本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我们的父亲特别认真，他看见猪啃庄稼，竟然抄起扁担动手打社员的猪，虽然猪没有被“打死”，但是父亲的做法激怒了一些社员，有人背后说要找父亲“拼命”。父亲离开岗上很多年以后，那些当年猪被打的社员还对父亲耿耿于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每当这个时候，都是母亲当“老好人”，替父亲给人家说好话赔不是，甚至给人家送一点吃的穿的用的，减少了很多矛盾和摩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亲在家里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在我们这个家里更是如此。如果说父亲可敬的话，母亲则可亲。不管在哪里，只要有母亲，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就有“家”的感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三、到父母家打秋风\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们和父母亲分开以后，时不时还要回家“看看”。每当这个时候，父母亲对我们一家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到离开的时候，还要大包小包拎回家。我的孩子们每次到公公婆婆家里，都特别开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火桥的时候，父母亲招待我们最多的是鱼。碓头岭水库里的鱼是钓不完捞不完的。火桥的茶油也比较多，鱼有油烧，格外好吃。临走的时候，父母亲会送一些煎好或腌好的鱼，油炸的南瓜丸，有一年还送我们柴禾（特别好烧的一种，冬天烧后木炭可以烤火），怕我们累，还让为奋帮我们担一程。冬天水库干了，为奋送我们走水库底的近路到小坂（读fan）后才返回火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上大学以后，母亲会隔三差五到岗上看望儿媳妇和孙子女，偷偷塞一点钱给沈锡芳。还说：这个钱是为奋给的，爸爸不知道，也让沈锡芳不要说，不让爸爸知道。其实沈锡芳和我都心知肚明。父亲其实不可能不知道，父亲是把“好人”让给母亲做。弟弟那时候还在建筑队做学徒，每个月也就十几块钱。弟弟勤俭，可能把一点工资都交给母亲作为“生活费”，而母亲把这笔钱用来资助我们家这个“贫困户”了。我们都感谢父亲的“装聋作哑”，感谢母亲的“雪中送炭”，感谢弟弟的“间接”援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1年秋天，小玲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父母亲把小玲接到花亭小学读书，一是比较方便，不用走路；二是教学质量比湖西岗上可能要高一些；三是减轻我们的负担。据说小玲胆子不小，也比较“野”，经常爬树和爬篮球架，把父母亲吓得不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涵潭和花亭的时候，父母亲养了很多鸡鸭，过年或暑假我们去了，父母亲都要杀好几只鸡鸭犒劳我们。小华是雷打不动分吃一只大鸡腿，小星星能吃鸡腿以后，他们两兄弟瓜分，一人一只。父亲则带我们（包括小玲、小枫和小华）去摸螺丝蚌壳，有时也去钓鱼，总是满载而归。父母亲还种了很多菜，有一年种的南瓜吃不完，除了炸南瓜丸以外，我们还带两只南瓜回上饶。鸡蛋、腌菜、干菜是我们带得最多的，在艰苦的年代，满满都是幸福的回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四、姐弟相见\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74年秋天，我们的小舅舅朱日晖说要到岗上来看我们，母亲和我们全家都特别高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的两个舅舅读书都很不错。他们从孤儿院出来后，都是靠国家助学金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大舅舅朱筱伟考上了柳州铁路技校，毕业后在柳州铁路局当技术员（后来升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小舅舅朱日晖考上了重庆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的“八机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机械工业部）设计院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小舅舅肯定想了很多办法，得知我们下放在江西省弋阳县葛溪公社湖西大队岗上二队，就和我们通了几封信。我家的信都是我按照母亲的口气和舅舅说的。通信后小舅舅强烈表示想到岗上看看我们，母亲和我们全家当然热烈欢迎。于是小舅舅趁到南方出差的机会，专程到弋阳来探望分别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小姐姐一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舅舅坐北京到福州的45次特快卧铺到上饶，再转乘慢车到弋阳。弟弟当时在弋阳中学读书，我从岗上到县城后与弟弟一起到弋阳东站迎接舅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5年前后我见过舅舅，当时是人见人爱的小帅哥。二十年后舅舅从火车上下来，我几乎不敢相认，因为舅舅显得太老太瘦了。舅舅说得了严重的胃下垂。读书人不容易，知识分子的毛病比较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舅舅在弋阳县城的饭馆请我和弟弟吃了中饭，花钱不少，吃得很差。国营食堂都差不多，质次价高，舅舅颇有微词，我们却觉得很不错了。然后我们回到弋阳东站乘坐从弋阳到樟树墩的小火车到葛溪，再走15里路到岗上。舅舅表现很好，没有说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走到岗上二队村口的黄谷仓，母亲早就在村口守候。看见我们三个的身影，老远就喊“阿林”，舅舅也喊“阿姊”（广东话“阿姬”），然后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和弟弟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有点不知所措。幸好母亲已经迎上来，抱住舅舅痛哭，姐弟俩旁若无人地哭了一阵以后，才慢慢走到我们在岗上的家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相隔几千里，几十年未见，又是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和艰苦的地方，这样的相见感人肺腑！母亲把所有能找到或买到的好吃的东西用来招待弟弟，每餐饭比我们过年吃得都好。可惜舅舅的胃口很差，几乎每样菜吃不了一两口就停住了筷子，弄得母亲很过意不去。记得第二天的中饭有一道菜是里脊肉打汤，我们全家都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唯独舅舅没有食欲，还教母亲切肉要“横切”或“斜切”，不能“竖着切”，否则会觉得“老”，咬不动。母亲频频点头似乎虚心接受批评，后来洗碗时我听到母亲轻声抱怨：“有肉吃还那么多讲究，阿林忘本了。”话虽这么说，那两天是我看见母亲一辈子最高兴的时候，两姐弟只要有空，就有说不完的话，晚上一直聊到深更半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舅舅在岗上只住了两个晚上，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江西偏远的农村，又没有什么好招待，母亲的内疚肯定无以言说。没办法，条件太差，舅舅只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说浑身发痒，原来是屋子里有跳蚤（广东话“狗虱”），搽了好多花露水都不管用。第二天晚上有很长时间都在捉跳蚤。父母亲都不敢再留舅舅多住一晚了。我们这些“穷苦人”皮厚肉糙抗“干扰”，一天到晚累得够呛倒头便睡，舅舅是真正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吃不了这个苦可以理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天下午，我和弟弟送舅舅到葛溪公社招待所，准备第二天坐小火车到弋阳东站。结果招待所的蚊子很多，蚊帐是破的，舅舅让我们去买蚊香，公社商店只有一种纸包着的蚊香，买来点着，舅舅马上把它弄灭了，说：这么重的六六六味道，有毒的，不能点。又是一个晚上没睡好。我想，如果我们家不离开岗上，舅舅以后肯定不会再来了。果然，小舅舅后来没有再来过。但是从1974年开始，每到过年，小舅舅都会邮寄10元钱给母亲。一年后大舅舅也加入了给母亲寄钱的行列。我估计原因是大舅舅听了小舅舅对母亲生活的描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7年，大舅舅朱筱伟到上饶看我，在此之前先到弋阳看望父母亲。那时条件已经好很多了，估计小舅舅受的苦大舅舅没有机会再重温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时隔多年，也不知两位舅舅现在是否安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五、母亲的病\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亲身体很好，极少生病。但是母亲一旦生病，都是要命的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73年春夏之交，母亲生了一次病。母亲的右手食指突然钻心地疼，疼得寝食难安，整夜整夜睡不成觉，也吃不下饭。那些日子，母亲整个晚上都在呻吟，父亲也无法入睡，默默地陪着她，为她端茶倒水，洗脸洗脚，解决大小便难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亲带母亲到公社和县里卫生院看过，没有用；又看中医，也没有用。整整半个月，母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村民说缪家有一位草药郎中，专治无名肿毒，可以去试试。父亲又带母亲走了十多里到缪家，那位草药郎中说母亲得的是一种名为“蛀节龟”的病，痛得要命，但是不会有生命危险，还说这种病会烂掉一截手指头。郎中开了一些自制的草药，有吃的有敷的。回家吃药敷药以后，母亲的疼痛有所减轻，吃饭睡觉也好了一些。又过了半个月，母亲的右手食指手指头真的掉下来一截，算是基本好了（高手在民间啊）。从此以后，母亲的右手食指比左手食指要短一截，烂掉的手指头后来还长出了奇形怪状的“手指甲”，非常难看。但是母亲就用这双略带残疾的双手，为我们家的大大大小小继续操劳。在我的眼里，母亲的手是全世界最美的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亲晕车的毛病到晚年越发厉害。2007年国庆节小华结婚，母亲和弟妹们到上饶喝喜酒，据说来去的路上都吐得天昏地暗，犹如生了一场大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亲和父亲买房另过以后，据母亲说经常彻夜难眠，话也少。我们曾邀请父母亲到上饶长住，父亲说：我知道你们的条件好，但是弋阳人熟地熟，习惯了。不愿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亲的记性也越来越差了，2008年到2011年，我们多次到弋阳，她不停地问我们：小华结婚了吗？（她明明参加了小华的婚礼）我们也一次次回答结婚了。但是下次她见到我们又会提同样的问题。看来大孙子的婚姻大事是她晚年最关心的事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据父亲和弟妹们说，母亲晚年还跌倒过，跌伤了手脚。父亲从此把买菜的任务承包下来，还把烧饭洗衣等家务全包了。母亲说，我为你们烧了一辈子饭，做了一辈子家务，到老来也享福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是我们都大意了，母亲操劳惯了，突然什么都不做，什么也不用想，是可能出大问题的。果然，2012年端午节，对于我们家来说，就犹如天塌下来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六、音容永恒\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2年6月22日是农历端午节，大妹妹为群一家邀请父母亲到家里吃饭，还送200元红包。这是为群夫妻例行的孝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吃中饭以后，父亲上桌打麻将，母亲开始在旁边观看。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支开母亲，让她去看电视。为群出门送亲戚回家。待为群回来，只有前后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发现母亲已经不见了。赶忙四处寻找，仍然不见踪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2009年秋天退休。2011年到广东江门应聘为一所民办高校“公教部”（即公共课教学部）的主任兼教授，负责思政课、体育课、大学语文、大学公共数学课、大学生心理卫生课、大学生就业指导等课程的组织管理工作，也兼几节思政课。公教部虽然不是全校最重要的部门，却是全校老师最多的部门，全校80多位专职教师，我的手下有20多位。民办高校一个萝卜一个坑，整个“公教部”就我一个“头”，没有副主任，只有一个干事，帮忙干一些杂务。学校实行年薪制，但是每个月发工资，干多干少没有区别。老板是梅州五华人，薪水在当时是比较高的，而且诚信仁义，从不拖欠。老板和校领导还三天两头请我们这些中层头头吃饭喝酒，茅台、五粮液都毫不吝啬。2011年国庆节期间老板的儿子结婚，给我们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发请柬，邀请我们参加婚宴。吃过饭后把我们送的红包全部退还，一分钱都没有收；而婚宴放在江门最豪华的酒店举行，每桌酒席仅菜金就要万元。所以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觉得老板大气，我们应该凭良心工作，不能辜负了老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学校除了每年有三个月左右的寒暑假以外，职工请假20天以内不扣工资，但是必须安排好工作。2012年端午节是期末考试前比较清闲的时间，我请假回上饶住几天，端午节后马上要进行全校公共课的期末考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6月22日下午4点多，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妈妈不见了”，问我在哪里？我说我现在上饶，弟弟要求我赶快到弋阳。我和内人即联系屠欢（内人的儿子），开车把我们送到弋阳。和弟妹们见面后，心急火燎地简单问了一下情况，到母亲失踪的附近找了找，又和弟妹们一起到弋阳县电视台，交钱，播出“寻人启事”，看看天色已晚，九点多的时候，我们三个就开车回上饶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早就买好了回广东的火车票，因为我负责全校的公共课教学管理，期末考试是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不能缺席，如果缺席将是很大的教学事故。又想弋阳县城就那么一点大，母亲一个大活人，找到是时间的事。因此，23号我就坐火车离开上饶到广东去了。离开前我和弋阳县县长谢柏清（我的学生）打了电话，说明母亲走失情况，请求他帮助寻找，他一口答应。此后也证明他尽了力。他请弋阳县公安局的“政委”（或副政委），组织弋阳县的警力协助查找，还向邻近市县发了“协查通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情就是这样蹊跷，据弟妹们说，大家尽了最大努力，把弋阳县周边地区能找的地方都找了，电视台的寻人启事也播了，公安局的监控录像也看了，竟然毫无音信。母亲就如同人间蒸发，不见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到江门以后，仍然关心家里寻找母亲的进展。一个星期以后，弟弟说仍然没有找到，我的心一下子凉到冰点。大哭一场以后，我向学校提交了辞呈。从此以后我不再外出“打工”，彻底退休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扪心自问，在母亲走失的问题上，我没有做错什么。父母亲长期没有和我在一起生活，我邀请过父母，父母亲不愿意来；母亲走失后，我对弟妹们没有半句责备和怨言。我知道，人们往往对陌生人客客气气，而对身边的至亲则容易期望过高。阿尔兹海默症目前还是世界难题，母亲得了这个病是非常不幸的，但是母亲的走失却是意外事件，不应该由任何人承担责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我难辞其咎，良心不安！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首先，我作为长子，对父母亲关心尽孝不够。平时总是借口“忙”，很少回家看看，生活条件差的时候经常到父母家“打秋风”，条件好了以后反而回去少了。母亲晚年对我的依恋我是有所察觉的，一次她听说我们到弋阳，早早就到弋阳一中的校门口等我们，见面后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现在想想，母亲晚年是真正感到孤独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次是我把母亲失踪想得过于简单了，总认为弋阳县一小附近的地形并不复杂，也不临江临河，因此认为应该可以找到，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没想到暂时的分离变成了永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是我赶回江门以前没有和弟妹们认真沟通，导致了后来弟妹们对我的某些误解。我长期在事业单位工作，对于单位的事情总是看得比家里的事情重要。单位的事是大事，家里的事相比之下是小事。又想自己对弋阳县城的熟悉程度不会比弟妹们更多，我即使留下来也不会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离开是不明智的，因为弟妹们需要大哥为他们坐镇，需要大哥为他们出谋划策。即使我什么事情都不做，只要我人在弋阳，大家就有了主心骨。我相信，我当时即使没有及时赶回江门，以老板的为人，应该不会太为难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所以，后来弟妹们对我提出批评，我真心实意接受。不管是不是准确，我都不会生气。这么多年来，都是家住弋阳的弟妹们对父母尽孝最多。我对弟妹们只有心存感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5年春天，我们的父亲走了。从此这个世界上真正疼我爱我关心我的长辈就再也没有了。我的内心充满了悲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过，回想起来，我更多的是感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感恩父母，生下了我，养育了我，在如此艰苦的年代培养了我。父母亲教我做人要正直善良，教我做事要认真勤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感恩父母给了我良好的基因，父母亲遗传给了我好身体，好记性，好智商，让我活得健康，活得高兴，有自信，有尊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感恩父母对我的要求严格，使我对生存不易有了更深的理解，父母亲一辈子遵纪守法，活得踏实，父母亲的言传身教是我能够有今天的重要原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今天，父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永恒，精神永恒！\u003C\u002Fp\u003E\u003Chr\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简介：谢维营，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教授，《上饶师院学报》原常务副主编。\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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