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親帶母親到公社和縣裏衛生院看過，沒有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據祖母和母親說，外公當初“相親”的時候，是看中了父親的。

"\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 \"\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e3ad141f1fbb4df9982c1ec099dc16e4\" img_width=\"4240\" img_height=\"2384\" alt=\"上饒師院謝維營教授懷念母親的文章，感情真，故事多，可讀性強\"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 pgc-img-caption \"\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母親朱婉蓉離開我們已經有整整7年了。母親的失蹤永遠是我們這些做兒女心中的傷痛。不到萬不得已，都不願意去揭開這層慢慢結痂的傷疤。不過我想趁自己還能回憶和寫作，寫下長子對母親過往點點滴滴的追記，以寄託我的哀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一、悲苦的身世\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先簡介一下母親的身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親是童養媳，十歲就“嫁”進了謝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外公外婆家在距離我們謝田村約10裏的“藍屋”。原本家境也不錯，外公外婆結婚很早。婚後生有3女2子。後來生活變故，外公追隨朋友“闖南洋”，結果是錢沒有賺到，人卻留在了南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1年，母親十歲那年，母親的母親（我們的外婆）去世了。遠在南洋並已經在那邊建立新家的外公從南洋回到家裏，把三個還未成年的女兒全部“嫁”出去，即送給男方家庭當童養媳。母親的大姐15歲，名字朱婉晴，母親叫她“婉姐”（廣東話“婉姬”），我們喊她“婉姨”，姐夫是種田郎；二姐叫朱婉嫦，13歲，我們喊她“嫦姨”，二姐夫謝銀祥是煤礦工人，家裏就住在謝田村的“上謝村”；母親則嫁到我家，是謝田村的“下謝村”，和嫦姨所在的“上謝村”相隔不到一里路。兩個弟弟朱筱偉和朱日暉（是他們成年後自己改的名，原來叫什麼不知道了，母親叫大弟弟阿方，叫小弟弟阿林），一個7歲，一個5歲，都被外公送到孤兒院去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據祖母和母親說，外公當初“相親”的時候，是看中了父親的。外公有意“嫁”女兒的消息傳開，媒人向外公推薦了父親：謝達鈞，11歲，三兄弟排行第二，家裏有田十餘畝，一座樓屋，六七間房，加上廚房、柴火間、洗澡間、廁所、牛欄屋等等有十幾間屋（我們家鄉的“樓屋”是專門住人的，其他的房屋也比較講究，有磚牆和瓦）；快小學畢業了。外公同意“看看”。祖母聽媒人說這個事情後，到水溝裏把正在“摸魚捉蟹”的父親叫上來，匆匆洗了臉洗了腳，穿上一件沒有補丁的衣服，赤着腳就上路了。外公看見的父親剃個光頭，虎頭虎腦，全身曬得黝黑，挺喜歡的，沒有要男家一分錢的彩禮。但是外公向祖母提了一個條件：必須讓（供）我們的女兒小學畢業。祖母無異議（祖父沒有陪同一起去，他對這樣的“小事”是不屑過問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是祖母食言了，在母親讀完小學三年級以後，祖母以家裏勞力緊張爲由，中斷了母親的學業。儘管母親無比勤勞，只要在家就把家務做好，每天早上上學前和傍晚放學後都要砍一擔柴回家，星期天要到煤礦挑煤到城裏賺點腳力錢補貼家用；儘管母親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不頂撞婆婆半句。但是無論怎麼哀求都無濟於事。母親自己說，爲了不能讀書，她不知道流了多少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此母親就跟着祖母，像壯勞力一樣承擔了田間的一切粗活重活，犁耙轆檚無所不通，運肥挑糞家常便飯，遇到春天插秧、夏季割禾栽禾（後來稱爲“雙搶”）、秋天搶收，就連軸轉，每天只能睡五六個小時。如果年成不好，旱澇成災，就更苦更累了，母親就說過，有一年旱災，她徹夜車水，幾次都趴在水車上睡着了。當時她還只有13歲。\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 \"\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9443df033c6146e19542f30f2e8d8aca\" img_width=\"494\" img_height=\"678\" alt=\"上饒師院謝維營教授懷念母親的文章，感情真，故事多，可讀性強\"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 pgc-img-caption \"\u003E謝維營教授的母親\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二、顛沛流離的軍屬\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親17歲那年，和父親“圓房”了。一年後生下了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親生下我以後，父親就參軍遠赴他鄉。先是到廣西十萬大山剿匪，又轉戰雲南貴州。母親靠小學三年級的文化，勉強和高中畢業的丈夫通信，一直聚少離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最初對母親的記憶，是充滿愧疚的。從小時候記事起，我就是祖母帶大的。祖母對我極好，屬於寵愛或是溺愛的一種。三歲那年，父親回家探親，母親要我晚上陪他們睡覺，我答應了。可是睡到半夜，我哭醒了。原因竟然是我突然想起祖母年紀大了，不知道還能陪我睡幾年？哭着鬧着要找“婆婆”（廣東人把奶奶叫婆婆）。父母親左哄右哄，我橫豎不聽，一個人哭着往祖母的房間走。現在回想起來，父母親當時該有多麼傷心！我猜想後來父親對我很“嚴厲”，可能與這次經歷有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4年，父親提幹了，離開了野戰部隊，在福建平潭駐守。端午節前，母親帶着5歲的我前往平潭探望父親。那時候交通極爲不便，坐汽車好幾天，還要坐船。母親既暈車又暈船，一路上喫盡了苦頭，嘔吐不止。但是爲了看望父親，母親克服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困難，毅然決然帶着我奔赴當時的“福建前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漳州轉車的時候，母親遇到了一位乘客被偷了錢包，哭得很傷心。母親從自己不多的盤纏中勻出5元錢給了那位大姐，那位大姐千恩萬謝，一再要求母親留下地址，說日後要還錢給母親。母親拗不過她，留了地址。後來那位大姐真的把5元錢寄回來，還和母親“結拜”爲異姓姐妹，通過幾封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平潭島，風和日麗，海鮮豐富，母親很想多住一些日子。無奈我水土不服，天天拉肚子。一次父親買回來很大很長的一條鰻魚，我不爭氣，剛喫第一塊就被魚刺卡住了喉嚨，送到軍醫院，醫生用鑷子把魚刺鉗出來。從此我很怕喫魚。過了半個月，父母親看見我瘦得皮包骨頭，不敢再讓母親在島上待下去。於是母親戀戀不捨地離開了父親，帶着我回到了梅州。第二年春天，我多了大妹爲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5年冬天，父親調到江西南昌步兵學校（今天的南昌陸軍學院）擔任射擊教員，母親帶着不滿週歲的爲羣妹妹到南昌隨軍了。1957年秋天，我的弟弟爲奮在南昌出生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7年，父親響應號召，向官僚主義和軍隊的不民主現象提意見，寫了一篇廣播稿，不點名地批評了個別校領導的“官風官氣”問題。當時父親受到了表揚，那位校領導還被迫做了“檢討”。但是沒想到卻捅了“馬蜂窩”，這是所謂的“陽謀”，是引蛇出洞。反攻倒算以後，那位校領導揪住父親不放，硬說他“猖狂向党進攻”，要把父親打成“右派”。無奈父親太“革命”了，他們查來查去查不到父親的“反黨”證據，只好威脅父親：兩條路讓你選，一是繼續頑抗，最終死路一條；另外一條是你“自己選擇”轉業，你的問題一筆勾銷。父親選擇了轉業。1958年，父親帶着母親、爲羣和爲奮來到了全南縣青龍山八一墾殖場，開始了爲期5年的“改造”生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之所以說是“改造”，是因爲那些無恥的官僚背信棄義，所謂的“一筆勾銷”完全是騙人的鬼話。父親剛到墾殖場，南昌步兵學校一紙“處分”的公文就寄到了墾殖場，父親因爲“右派言論”被開除團籍。隨後寄來的轉業證上也赫然寫着這一處分決定。這個“帽子”戴在父親頭上多年，母親也深受其害，因爲此後父親一直不停的“調動”，不停的“搬家”，不但家越搬越窮（每一次搬家都要扔掉不少東西），更是受夠了顛沛流離之苦。\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 \"\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b056707daf54a2bbbc46a7487060e9a\" img_width=\"1242\" img_height=\"2208\" alt=\"上饒師院謝維營教授懷念母親的文章，感情真，故事多，可讀性強\"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 pgc-img-caption \"\u003E謝維營教授和學生\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三、我終於到了父母身邊\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在祖母身邊長到12歲，既是長孫，又是祖母身邊唯一的孩子，祖母把年輕時對父母親的愧疚全部體現在寵愛我的方面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廣東梅州的婦女是全世界最勤勞最喫苦的羣體之一。祖母讓祖父一心行醫，把孩子們一個個送去讀書，他自己則帶着大伯的童養媳阿蓮妹和母親承包了全部農活和家務。但是祖母基本不讓我做任何家務，不但沒有打過我，而且重話都沒有說過一句。有一次祖母到田裏做事，囑咐我把稀飯燒好，我因爲打破了臉盆而矇頭大睡，祖母晚上七八點鐘回到家，本來以爲有飯可以喫了，沒想到見到的是“冷鍋死竈”，真是氣不打一處來，伸手抓過身邊的笤帚，舉得很高，但是最終沒有落在我身上。這是我見過祖母最生氣的一次。至今回想起來，有這樣一位無比慈祥的祖母，真是童年的福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8年後，全國大饑荒，梅州地區因爲官員好大喜功，搞得民不聊生。1958年冬天，喫了幾個星期的所謂“不要錢”的食堂以後，就是連續幾年的飢餓難熬。我的“口糧”是每月7斤稻穀，碾成大米不到5斤，要喫30天，怎麼夠喫？祖母想盡了一切辦法，多種蔬菜，買黑市糧食，地裏但凡能喫的東西都成了我們的“口糧”，木薯、紅薯根（紅薯是主糧）、糠、野菜等等都喫過，老鼠、蛇、地狗子（一種殘害農作物的爬蟲）都是美味。在印尼的小爺爺寄回來一些食品是我和祖母最開心的時候。即使是這樣，我弱不禁風的身體還是越來越讓祖父母擔心（祖父對我也極爲友好，他是老中醫，我童年時經常生病，都是祖父給我把脈開藥，我不願意喫苦藥，但是祖父對我是真好）。1960年，我因爲比較嚴重的病（腸梗阻）在梅州著名的“黃塘醫院”住了一個多星期以後，祖父母不敢再把我留在身邊。1961年1月，春節前，祖母帶着我到江西全南縣青龍山八一墾殖場，親手把我交給了父母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必要對這次從梅縣到青龍山的旅途多說幾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天，我們從梅縣汽車站出發，公公（祖父）到車站送我們（極爲難得）。經過一天的奔波，傍晚到了江西的尋烏縣。第二天從尋烏到信豐縣，又是整整一天，走了半天的盤山公路，幸好祖母和我都不暈車。第三天從信豐經過贛州和龍南再到全南縣城，緊趕慢趕在晚上六點以前趕到了。但是從全南縣城到青龍山還有120里路，不通客車，要到青龍山必須搭“過路車”，也就是等青龍山的貨車從全南縣城回去而且駕駛室又有空位的時候才能成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已經是臘月26了。從這天傍晚老天開始下雨，然後是雨夾雪。我和婆婆連續三天在雨雪中站在馬路邊等過路車，毫無收穫。眼看着老天沒有停雨停雪的意思，婆婆的盤纏估計也很緊張，年關又到，婆婆牙一咬，問我敢不敢走120里路？我當時已經12虛歲，讀小學五年級，看過很多紅軍故事，心想紅軍飛奪瀘定橋一天一夜走了240裏，120裏算什麼？就同意和婆婆一起上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是這一路的艱辛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出縣城不遠，我們就順着公路開始了爬山。那座山名字叫“小鄂峒”，一上一下有60裏。雨雪中極爲難走，呼呼作響的西北風吹到身上，如刀割一般。婆婆路上要解小便，我爲她打傘，起來後半天系不好褲腰帶，因爲手都凍麻木了。路上沒有飯店餐館，到了中午我們只好用餅乾充飢。無比堅強的婆婆當時都要精神崩潰了。要知道我們半天才走了全程的四分之一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天無絕人之路，正在絕望的時候，從後面來了兩個人。打過招呼以後一交談，知道我們來自梅縣，是客家人，他們也是客家人，就住在前面的龍源壩，還有30裏。他們還盛情邀請我們祖孫二人晚上到他家過夜。我們真是喜出望外。婆婆一而再再而三的說遇到恩人了！他們還告訴我們，有下山的小路，要近好多。這樣我們在晚上斷黑以前到了龍源壩的那位“貴人”家，好喫好喝好招待，在飢寒交迫的時候遇上這樣的好人，真是前世修來的福氣。那一晚我睡得特別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天早上，已經是大年三十，婆婆和我不知道對這家人說了多少感謝話，還收下了它們贈送的乾糧：烙好的米粉餅，然後踏上了趕往青龍山的路程。臨走時，婆婆受恩人提醒，在龍源壩郵局打了一個電話給青龍山墾殖場場部，讓場部通知謝達鈞，他的母親和兒子正在徒步趕往青龍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婆婆和我又走了40裏，走到一個名叫“竹山”的地方，一輛墾殖場的“解放牌”汽車停在我們面前，一位小夥子司機下車問我們，知道是謝達鈞的家屬，他說：謝場長讓我來接你們。這時候我們才知道，父親是墾殖場的楊溪分場場長。上車後，小夥子告訴我們，謝場長先後當過墾殖場基建隊的隊長、糧食加工廠的廠長，現在剛調到楊溪分場，離場部很遠，有三十多里路。不過，家安在場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下午4點多，母親帶穿着花衣服的爲羣和爲奮在家門口迎接婆婆和我，並讓爲羣和爲奮喊我“哥哥”，這兩個傢伙一個勁往母親身後躲，就是不叫我。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叫我“哥哥”的，我真的忘記了。父親喫飯以前回到家，可能很累，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沒有很多的親熱，問過幾句話後就睡了。晚上我照樣和婆婆睡在一張牀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天後，大年初三，婆婆就離開我們回梅縣了，走的時候不再從全南縣城經過，而是走80裏山路直接到龍南縣，再坐班車回梅縣。一年後（1962年），我們的老阿太96歲高齡仙逝，父親回家奔喪，帶爲奮回家，原因是我離開婆婆後，婆婆日思夜想，寢食難安，所以祖父電報中不惜多費幾角錢也要重申帶弟弟回家，以慰思念之情。父親回青龍山的時候把弟弟留在梅縣。1963年，大伯的妻子要生產，婆婆必須趕過去伺候月子，走之前只好把爲奮送回青龍山，這次，婆婆吸取上次送我教訓，直接從龍南下車後走山路。80裏山路，爲奮一直要婆婆“背”，哪怕一同來的叔叔阿姨想替替都不行。爲奮當時都6歲了，嬌氣可見一斑。但是婆婆無怨無悔，對孫子女們的疼愛溢於言表。我們的婆婆一輩子都像消防隊員，走南闖北爲子女分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四、餬口的艱難\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和父母親生活在一起，才知道一家人的生活多麼不容易。如果說以前在婆婆的疼愛下我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那麼到了父母身邊，才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生存不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到青龍山以後，一家五口人，全靠父親每月60多塊的工資過日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配給的糧食根本不夠喫（比在廣東時好多了，但是仍然不夠喫），父親每個月有36斤口糧，要乾重體力活，不夠喫；母親26斤口糧，也不夠喫；我有24斤，妹妹和弟弟只有十多斤，也不夠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1年春夏之交，母親生下了爲青，父母親的負擔更重了。母親生爲青時，父親也殺了家裏養的幾隻雞，但是別的菜就沒有了。又正好是“春荒”時節，沒有什麼菜，父親還燒過“狗爪豆”（一種比較好種的豆類，贛南那裏長得很好，結的莢多，因此不值錢）作爲“月子菜”給媽媽喫，爲此母親耿耿於懷，數落過父親很多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時候最大的困難就是肚子餓，一天到晚肚子空落落的，好像永遠也喫不飽，放下碗就覺得肚子餓，主要是沒有油水。爲了解決喫的問題，父母親想過很多辦法。他們在楊溪分場開過荒，種過水稻（螞蟥特別多，母親很多年以後還做夢被螞蟥叮咬而驚醒），也種過紅薯（開荒時燒雜草還差點引起火災）。不過這些勞動全是無用功，沒有收成，因爲還沒有成熟，野豬等等野獸就先幫我們解決了。爲了不致餓死，父親把一塊珍貴的瑞士手錶換了一擔紅薯，沒有多久就喫完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肚子照樣餓，爲此父親充分發揮在梅縣時“摸魚捉蟹”的本事，讓我到楊溪去，和他一起打了不少松明柴（當地叫“松光”，是割了松香後的松樹長成的，松油多，容易燃燒，但是煙很黑很大），有便車的時候捎回來，劈成一塊塊，晚上讓我挑着一起去“照蛤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1961年到1963年，到了夏天和秋天，只要父親回家，我們必定要去“照蛤蟆”。父親用細一點的鐵絲織了一個像“撈勺”一樣的東西，用三根粗一點的鐵絲吊起來，再用鏈子固定在一根木棍上，“撈勺”上放幾塊松明柴，用火柴點着，一個簡易“照明器”就做好了。父親左手拿着“照明器”，右手拿一個罩網，隨時準備捕捉蛤蟆。我挑着松明柴擔，跟在父親身後，隨時準備添柴。蛤蟆是廣東和贛南的叫法，上饒人叫“石雞”，是一種難得的美味。沒有月亮的晚上，蛤蟆在火光的映照下傻傻地蹲在地上，一抓一個準。我們只要一出動，一晚上抓三五斤蛤蟆沒問題。有時候運氣好，還能抓到大甲魚。母親則守在家裏，興高采烈地給我們全家燒一桌豐盛的“蛤蟆夜宵”。在計劃經濟把人餓得奄奄一息的時候，我們家自力更生的“野味經濟”暫時使全家免於倒斃街頭（那幾年餓死很多人，我們就看見有人在田裏做事，倒下就再也沒有起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五、糧食加工廠的臨時工\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年中畢竟不會只有夏天和秋天，而且野味再鮮美，也不能飽肚子，爲了長久之計，必須另謀生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於是我聽見父母親商量，讓母親到總場的糧食加工廠做臨時工。以前父親在那裏當過領導，做個臨時工沒問題。於是母親在爲青半歲以後，開始在糧食加工廠做臨時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雖然是臨時工，福利還是蠻多的：首先是母親的口糧從26斤提高到36斤；其次是每個月多了18元；第三是可以每個月買一斤不需要糧票的米粉；第四是可以不定期地到工廠的機房篩糠回來做“糠包子”和“糠饅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全家都對最後一項“福利”印象深刻。喫糠的好處是扛餓，喫下去肚子鼓脹鼓脹的，不會覺得飢餓難耐了。缺點是非常難以下嚥，粗糙得似乎在“割喉嚨”，還有就是解大便困難，喫糠以後拉不出屎是經常的現象。我就因爲這讓母親給我在肛門裏面塗肥皂水（也只有母親纔會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曾經“有幸”參觀過母親的工作條件和場景。二層樓的廠房裏，機器轟鳴，震耳欲聾，糠塵瀰漫，對面看不清人。母親戴着口罩，肩膀上披一條毛巾（用來擦汗），從一樓的倉庫裏挑着一百多斤的兩籮筐稻穀，兩腿顫顫巍巍，沿着樓梯艱難地爬上二樓，把稻穀倒在碾米機進口處，機器會自動把糧食吸下去。當時正好是夏天，廠房裏熱得像蒸籠，母親的頭髮和衣服全都被汗水溼透了。據說母親每天都要挑幾十擔稻穀。母親在糧食加工廠幹了一年多，後來懷了爲龍，就沒有繼續工作了。這也是母親最後的工作，從此以後母親就成爲“專職”的家庭婦女，一心一意爲我們這個家辛勤操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糧食加工廠回來後，我變得更乖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六、父母親吵架\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的父母親稱得上是恩愛夫妻，很少紅臉，吵架更是稀奇。但是1962年的春天，我就親眼目睹了他們的一次爭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天是週六，父親從楊溪分場回到家，看見一家人正在喫晚飯，是難得的豌豆燜糯米飯。父親開玩笑的說：我不在家你們喫這麼好的東西啊！母親說，知道你要回來，特意爲你準備的，快拿碗自己盛吧！但是那天父親是喫過飯回來的，就說：飯這麼少，還是你們自己喫吧。母親知道父親大概是喫過了，就不再堅持（其實那個年頭，即使已經喫過了，也可以再喫一兩碗）。父親在狹小的房間裏走來走去，好像在找什麼東西。弟弟左右扭頭盯着看爸爸，一不小心把一碗飯打翻在地，碗也打破了。母親順手一巴掌，打得弟弟哭起來。父親見狀，就在母親背上也拍了一巴掌。打得可能有點重，這下母親不幹了，更狠一點打弟弟，打得弟弟哇哇大哭。父親起火了，吼了一聲：大家都別喫了。兩手端起鐵鍋的兩個“耳朵”，把鍋連同裏面的小半鍋飯一起扔到門外去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是第一次看見父母如此爭吵，嚇壞了。不敢做聲，弟弟妹妹全都嚇傻了，爲奮本來在哭，也停住了哭聲在抽泣。媽媽把碗一推，不再喫飯，掏出手絹不停地擦淚。那天全家人破例沒有洗臉洗腳，稀裏糊塗睡下了。父親一個人睡我原來睡的小牀，母親則帶着我們四個孩子擠在大牀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睡到半夜，感覺有什麼東西往我的手上塞，仔細一摸，原來是餅乾，是母親擔心孩子們沒有喫飽，又受了驚嚇，安慰安慰。只有父親不能享受這個待遇。我們都感謝母親，覺得父親太不像話了，自己不喫，害得我們大家都沒得喫（想起那半鍋糯米飯真心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天，母親起來做飯，燒了一大鍋稀飯。鍋還是原來那口鍋（父親把鍋連飯扔到外面，正好落在稀泥地上，飯沒法再喫，鍋沒有打破，母親把它洗好繼續用）。我們喫飯的時候父親沒有一同喫，我們都不理他，也不叫他喫飯。他後來一個人默默走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對父親的不滿母親看在眼裏。父親走後，母親對我說：阿營古，你這麼大了，應該懂事。這個家不能沒有爸爸，弟妹們還小，你要負責把爸爸請回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心裏儘管老大不願意，但是知道母親的話是對的。我跑了好幾家父親以前玩得比較好的同事或朋友（父親很少交往，朋友極少，也就兩三個吧），結果在一位“戰友”家裏找到了，他和戰友在下象棋。我過去看他們下了一陣，見一盤結束，我對爸爸說：媽媽讓我叫您回去喫飯。那已經是中午了，估計父親的肚子是真餓了，就順水推舟和我回家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此以後，我沒有看見父母親真正吵過架，更多的時候是兩口子開玩笑。平時是父親“怕”母親，但是如果父親沉下臉來，母親會變得很溫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七、父親在南昌讀書的日子\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親在1963年秋天被選調到江西水電學校學習一年，結業後被安排在江西省水電廳排灌總站工作。父親不在家的一年，我們家又添丁進口了。爲龍是1964年4月初一出生的。因此，在1963年秋到1964年，是母親挺着大肚子帶着我們四個孩子艱難度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親是持家高手，再艱難的日子母親都有本事過得安樂祥和。父親不在家，但是我們感覺這一年並沒有特別困難。客觀原因是國家的大形勢在好轉，糧食和副食品供應有改善；小環境是母親既善於操持家務，精打細算，又和鄰里相處和睦，得到很多左鄰右舍的幫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親到南昌後，我們搬了家。我們原來住的房子是“乾打壘”建成的，牆壁很厚，冬暖夏涼，缺點是房間很小，廚房也小（廚房是自己搭建的，用杉樹皮做屋頂，木板圍成一圈就是廚房了，估計也就兩三個平方），住的房間和廚房都很潮溼。新房是竹片編織成牆壁，糊上黃泥巴（用稻草做“筋”），粉刷一層薄薄的石灰，優點是大了一點，廚房也做得很大，可以養雞養鴨堆柴禾，地勢也高些，不會像原來的房子那麼潮溼；缺點是不隔音，隔壁夫妻說話都能聽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搬家以後原來開荒出來的菜地太遠不能種了，新地方的荒地也早開完了。幸好媽媽爲人很好，左鄰右舍聽說我們一大家人沒地種菜，就把自家的菜地送一些給我們，東家一小塊，西家一小塊，湊起來比原先的菜地還多。有一位“茅棚阿姨”（不知道什麼原因她家住的是茅棚，極爲少見，背後我們都這樣叫她，真實姓名忘記了）就送了一大塊菜地。雖然分散一些，地是好地，種菜不愁沒有收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青龍山墾殖場的總部在陂頭（當地人念bitou），我已經讀中學，是陂頭中學，老師很好，基本上都是江西師範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因爲家庭成分不好被分配在這麼一個地方，我在陂頭中學讀初一和初二，成績名列前茅，很受老師喜歡。我初三轉學到南昌六中，入學考試成績不錯，與陂頭中學的教學質量好有很大關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說一下我們家兄弟姐妹幾個名字的由來。據祖父說，我起名“維營”，與父親參軍有關。我是1949年10月23日出生的（農曆九月初六），父親1949年12月參軍，就想起名紀念。維是輩分，不能改；不能叫“軍”，因爲父親有“鈞”；也不能叫“兵”，因爲三叔謝達彬的“彬”和“兵”近音，容易叫混。不過參軍和當兵都要進“軍營”，於是起名維營，營和“贏”同音，有彩頭。爲羣的名字是因爲母親在家鄉勞動積極，被選爲“羣衆代表”參加了“鄉代會”，以示紀念。爲奮的名字本來應該也是“維”字輩，父親報戶口的時候偷懶寫成了“爲”；之所以叫“爲奮”，是毛老人家1957年提出了“艱苦奮鬥”的口號，父親覺得“奮”不錯，生了兒子也很興奮。爲青和爲龍都是青龍山出生的，是爲了紀念那一段最爲艱苦的日子。爲龍的名字是母親懷孕以後就定好了，一方面是在青龍山生的；另一方面覺得母親生孩子有規律，前面四個都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間着生，按照正常情況第五個應該是男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親1964年暑假回到家，發現添了個女兒，好像不太高興。編了一個順口溜：wu’qio’qio，chang’gai’gai，n’qiang’ya，n’qiang’ai，qiang’tai’shu’tou’ha’gou’shi’dai。這段必須用廣東話念，隔字符分好了每一個字，恕我不能翻譯爲普通話。不過父母親後來都從心底裏喜歡我們的小妹妹，原因是這個起男孩名字的女孩，不但聰明伶俐，智商情商都高，而且志向遠大，自強不息，爲謝家爭光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八、從青龍山到南昌\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4年暑假，父親回青龍山度了一個假，辦好了全家的遷移手續，就先回南昌準備接我們。媽媽帶領我們五個小孩，扔掉了所有不便攜帶的東西，出發了。墾殖場派了一部“躍進”牌卡車送我們和行李，走韶關坐火車到了南昌。行李是通過火車託運的，買票和託運花了不少時間，然後我們在晚上8點左右坐上了從廣州開往上海的50次特快列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車，而且是那麼高級的火車，興奮得一夜沒有睡意，東看西看，一點也不困。第一次親身體會到了《十萬個爲什麼》裏的一個問題：爲什麼在火車上覺得近處的物體在後退，而遠處的物體在向前？幾位叔叔阿姨打撲克少一個人，我應邀參加，打40分，把對手打得大敗，心情特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天下午，車到向塘，我們下車改乘“小運轉”，就是專門從南昌開到向塘又從向塘開到南昌的慢車。這就看出特快和慢車的區別了，不但車上的座椅和設施差別很大，服務差別大，光是速度就差遠了。“小運轉”一路等車和讓車，從向塘到南昌的60里路足足用了好幾個小時，晚上10點多才到南昌。人生地不熟，僱車兜了幾個圈，找不到住的地方，最後母親咬着牙花了五元錢，全家人住在當時南昌比較高級的賓館——服務大樓。條件很好，就是太貴了。很多年以後，母親還念念不忘那五塊花掉的“冤枉錢”。因爲後來母親聽水電學校的孫彬清（父親玩得比較好的同學）說，如果找一個“洗澡堂”，全家6口人住一晚最多隻要1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九、南昌四年\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南昌的四年，我們先住在江西水電學校，後來住在省政府水電廳的宿舍“紅三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水電學校，我們不但開荒種菜，而且還摸魚釣魚。學校有好幾口水塘，裏面的魚很多，也很笨。爲奮和爲羣想釣魚，父親弄了幾根竹竿和買了魚鉤魚線，弟妹把裝好的光鉤子放進池塘試試水，結果竟然釣上了一條魚！是沒有魚餌的光鉤子哦！這個發現讓我們全家（包括父親）大喜過望，以後一有機會我們就到池塘釣魚和摸魚，或者先釣後摸，雙管齊下。那段時間我們家天天喫魚，還把魚曬乾或醃製以後慢慢喫。母親笑着說：這樣下去，油都沒有了，家都喫窮了。不過我們知道母親是高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孫彬清是摸魚的高手，一天下來可以捉到一二十斤。他摸魚上來，直接用魚籤子從肚子上把魚穿過去，而不是像我們從魚鰓上穿。他原來的夫人過世後留下一個女兒，娶了一個年輕的後媽。孫彬清說，老婆可以“打100分”，從後面看，身材很好可以打80分，從前面看，只能打20分，因爲她是麻子。麻子很兇，經常打小女孩，孫彬清也不敢管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住在學校廢棄的舊教室，用木板隔了一下，算有兩個房間。門口的走廊放一個柴火爐和煤球爐，燒飯炒菜和燒水。幾個月後，來了一位鄰居“易叔叔”，和夫人住在隔壁。易叔叔非常擅長講故事，繪聲繪色，我和弟妹們都喜歡聽。他講的“漏”的故事，喫糖包子燙到背的故事讓我們忍俊不禁，至今記憶猶新。在水電學校，有一位老師送我們家半邊西瓜，是餿了的，母親喫了一點點，拉了好幾天。從此我們家再窮再苦再餓不喫壞了的食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到紅三樓後我們家的生活相對平淡，記得父親發工資的日子就是我們的節日。發了工資後，父親或母親會買回半隻豬頭，放在煤球爐上煮熟煮爛，把肉剔下來滷豬頭肉或炒辣椒，骨頭分給孩子們慢慢啃，肉湯則用來攤麪條，一家子喫得津津有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爲羣和爲奮經常到各個廳局的食堂後面撿煤渣，我們家在紅三樓的時候就沒有買過煤球，因爲煤渣不但好燒沒有煤煙，還保證供應。狂風暴雨過後，有些辦公室的窗玻璃沒有關好容易打碎，爲羣和爲奮就在雨停後趕緊到玻璃窗下撿玻璃，晚一點就被別人撿去了。弟妹們也會撿一些其他東西去換錢，大頭交給母親貼補家用，小頭則留作零花錢，買個冰棒烤紅薯什麼的，或者買個小文具、小人書。弟弟在紅三樓名氣很大，我和爲羣都必須通過弟弟才能被傳頌，被認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爲羣在青龍山的時候就讀書了，應該是在陂頭小學，到南昌後在永人小學，爲奮也是在這個學校。我記得搬到紅三樓以後，如果按照就近入學的原則，弟弟妹妹應該在育新小學（南昌市最好的小學之一）讀書，但是不知道爲什麼他們好像沒有在那裏讀過書，父親對這些事是不太過問的。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弟弟妹妹無論在任何學校，讀書都是學霸，每個學期大大小小的獎狀是少不了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下放弋陽\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6年夏天，文革開始。大家都沒有書讀，父親很聽毛主席的話，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寫過一些應景的大字報和批判文章，但是始終是“邊緣人”，既不受重用也沒有挨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6年秋天，南昌六中成立紅衛兵組織，我因爲父親的問題沒有資格參加。回家後父親知道了，臉色很難看。後來他奮筆疾書，寫了1萬多字的申訴材料，讓我用複寫紙抄了七八份，父親自己寫信封，把材料寄給林彪、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人。1977年春天，南昌步兵學校來了兩個人，說當年對父親的處理是錯誤的，當着父親的面燒掉了一些材料。雖然不是“平反”，也沒有任何正式文件加以證明，估計是步兵學校的“造反派”自己搞出來的也不一定，但是父親的心情好像好多了。從此以後他更革命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8年，全國都在“下放”，幹部下放勞動，學生下放插隊。我那時候一腔熱血，想和同學們一起到農村“戰天鬥地”幹革命，於是和同學們一起去了廣昌，四個弟妹則和父母親下放到了弋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母親對下放是擁護的。在南昌的時候我們家是“困難戶”，父親一人的工資65.34元，要養活全家七口，頗爲不易。母親有力氣沒處使，除了家務不能做別的。所以每到年節，單位都會“補助”我家幾十塊錢。父親內心很矛盾，既“感謝黨和政府”，又感到很沒有面子，發錢的時候都讓母親或我去“代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開始父母親下放在葛溪公社火橋大隊，這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地方，修碓頭嶺水庫淹掉了大片農田，剩下的一點點田地根本不夠種。國家每年都要給當地農民供應很多“返銷糧”，村民們除了砍樹捕魚（或稱爲偷樹偷魚）以外，基本沒活幹。父親覺得下放在這個地方，還不如南昌，向上級申請後全家搬到了葛溪公社湖西大隊崗上二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是有名的窮隊，人少地多，但是土地貧瘠，勞動強度大。每個人都有做不完的事。父母親很高興。母親終於有了用武之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崗上的幾年，母親幾乎每天都要和生產隊的社員們一起“出工”，去賺每天4.8分的工分。分值是每10個工分4角到6角，合下來一天有兩三毛錢的收入。另外工分還可以“帶糧”、“帶豆”、“帶魚”（就是年終分紅的時候，按工分的多少分配除了口糧以外的糧食、大豆和魚）等等。生產隊還會給我們家一點照顧，允許我們家用“議價”購買一百斤左右的稻穀。母親在崗上每年都要養兩頭豬，一頭賣給國家，換回一定數量的“豬飼料”（實際上是糧食指標），另一頭則過年的時候宰了自己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弟妹們也沒有閒着。爲羣在崗上開始出工，是“鐵姑娘”隊的主力成員，和男社員一樣要“打早工”。爲奮則上山砍柴、下河捉魚、釣蛤蟆、捕黃鼠狼、放泥鰍籠、“裝倒須”，等等，解決家庭的副食品需求，還能賺點小錢，那時候一張黃鼠狼皮可以賣好幾塊呢。爲青和爲龍在崗上的時候開始讀小學，是父親自告奮勇當“孩子王”，帶領兩個小妹妹開始了啓蒙教育。我1970年春天離開了廣昌的同學知青點，回到了父母親身邊。我們一家又團聚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一、母親帶我“相親”\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崗上二隊種了兩年田，領教了“多種瘦田多着累”的苦頭。崗上的田有的如石板一樣堅硬，插秧時手指頭都磨破了還插不下去，耘禾的時候地硬草多，收割時果實寥寥，工分值很低。特別是1971年大旱，無日無夜車水抗旱，還是有大片禾苗被幹死，全部稻田有一半絕收。在公社說上饒師範有一個培訓中學教師的指標，讀半年後可以回來當中學教師後，我心動了。在1971年秋天到師範讀了半年書，中學教師泡湯了，當了湖西大隊崗上小學的孩子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各種招工和上學都沒有可能的時候（父親從不求人，我也不會求人開後門），父母親打算爲我物色“對象”。當地女青年要不很早就“把人家”（即訂婚）了，天價彩禮我們家也承擔不起，不予考慮；女知青倒有幾個，父親半開玩笑地和幾位漂亮的女知青說起過這個事情（可憐天下父母心），沒有結果。我自己也努力過，有一位女知青曾經和我走得比較近，但是當我表明態度時對方反饋的信息是：誰能把我調離農村，我就準備嫁給誰。我自己都對自己的未來沒有把握，何談其他！所以我對找知青當老婆有些絕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這個時候，有一位南通的農村姑娘沈錫芳到崗上探望表姐，並放出話：願意找一位當地人。南通是當時比較富裕和比較文明的地區，姑娘出嫁不收彩禮，據說還有數目不小的嫁妝。很多本地男青年有心試試。結果有的男方嫌棄女方不漂亮，有的女方嫌棄男方太窮，好幾個星期了，沒有結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鄰居勸說母親試試“說”給我，母親就問我怎麼樣。我原來根本不知道這回事，稀裏糊塗說：看看就看看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一個晚上，我和母親到了沈錫芳的表姐家，都是熟人，她的表姐以及表姐的公公婆婆對我們很熱情。安排了我們見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昏暗的煤油燈下，看不清對方的長相，只是覺得她很豐滿，不太說話（後來才知道是不會說普通話，不敢開口）。我一句話沒說，都是母親和“表姐”在那裏討論一些細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回來的路上，母親問我感覺怎麼樣？我說人都沒有看清，只知道比較胖。母親說，胖一點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白天見到了，從內心是一百個不願意，原因不說了。以前談過幾次不成功的“戀愛”，雖然女方不是國色天香，但是起碼看着舒服。沈錫芳卻讓我失望了。不過，出於禮貌，我沒有明確表態回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親看我不表示反對，以爲我不好意思，竟然自作主張把見面禮和遷戶口等等事情都談好了。沈錫芳自己當然很高興，沒有多久，就乾脆到我們家一起喫飯，到包主任家借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沈錫芳和我們共同生活後，顯示了她過人的一面：首先是勤勞，家裏所有大人小孩的衣服她全部包洗，又快又幹淨；其次是能幹，會做衣服，做鞋子（布鞋，穿起來很舒服，以前我沒有穿過布鞋，她來以後，布鞋穿不完，還給全家做布鞋），至於家務事，幾乎沒有不會的，她剝蠶豆兩手並用，左右開弓，幾分鐘可以剝一大碗；第三是能喫苦，不管是喫的穿的，不挑不揀。等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時間長了，覺得這樣一位姑娘，或許是上天對我的恩賜，就慢慢接納了。後來我們結婚了，生下三個兒女。沈錫芳操持家務，出工賺錢，養豬種菜，挑水砍柴，樣樣拿得起，放得下。尤其是1978年，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肚子裏還懷了一個，她敢於支持我考大學；考上後又支持我上大學，含辛茹苦，帶大了三個小孩。每次寒暑假回家，她沒有一句怨言，也從不訴苦。即使我們後來舉家遷到上饒師專，她也沒有過上幾天好日子。2008年，她因病辭世，終年56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感謝母親帶我相親！感謝母親自作主張給了我這樣一段姻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二、賢內助\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的父親剛正不阿，嫉惡如仇。不管在什麼地方和什麼單位，父親都是“硬漢”形象，因此他的朋友極少，平時也很少與別人交往，即使左鄰右舍也難得打招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那個年代，工作中這種脾氣可能不是太大的問題，但是在生活中，畢竟不可能獨來獨往，需要別人的支持和幫助。在這方面，母親是父親的好幫手，賢內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青龍山的時候，因爲母親的賢惠，父親和我們都少喫了很多苦頭；到南昌以後，母親也善於搞好左鄰右舍的關係，鄰居之間經常互通有無；在弋陽，從火橋到崗上，又從崗上到火橋、到涵潭、到花亭、到一中，母親都是我們家的“外交官”，要“處理”很多麻煩的問題，也得到很多朋友的幫助。如果父親“得罪”了別人，都是母親當“救火隊員”，替父親受過，幫父親善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親在崗上的時候，正是全國推行“大寨式評工計分”火熱的年頭。父親一到生產隊，還不瞭解具體情況就對評工分亂指揮，說要“堅決執行階級政策”，對於“四類分子”和他們的子女，哪怕再優秀，勞動力再強，技術再好，也只能評低分；而對某些出身好卻偷奸躲懶的社員卻必須評高分。結果導致很多社員出工不出力，被評上“高分”但是農活幹不動也幹不好的社員也感到很尷尬，最後所謂的“大寨式評工計分”在大家的反對下無疾而終，不得不糾正過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崗上二隊社員住地的周邊就是農田，社員的豬欄有時候不夠堅固，有些豬們會逃出豬圈禍害莊稼。生產隊出臺了“禁豬令”，規定要對家裏的豬禍害集體莊稼的社員“罰工分”，甚至把豬“打死不論”。可是真正實行起來，社員們和幹部低頭不見抬頭見，大家基本上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有我們的父親特別認真，他看見豬啃莊稼，竟然抄起扁擔動手打社員的豬，雖然豬沒有被“打死”，但是父親的做法激怒了一些社員，有人背後說要找父親“拼命”。父親離開崗上很多年以後，那些當年豬被打的社員還對父親耿耿於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每當這個時候，都是母親當“老好人”，替父親給人家說好話賠不是，甚至給人家送一點喫的穿的用的，減少了很多矛盾和摩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親在家裏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在我們這個家裏更是如此。如果說父親可敬的話，母親則可親。不管在哪裏，只要有母親，我們這些做兒女的就有“家”的感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三、到父母家打秋風\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和父母親分開以後，時不時還要回家“看看”。每當這個時候，父母親對我們一家都是好喫好喝好招待，到離開的時候，還要大包小包拎回家。我的孩子們每次到公公婆婆家裏，都特別開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火橋的時候，父母親招待我們最多的是魚。碓頭嶺水庫裏的魚是釣不完撈不完的。火橋的茶油也比較多，魚有油燒，格外好喫。臨走的時候，父母親會送一些煎好或醃好的魚，油炸的南瓜丸，有一年還送我們柴禾（特別好燒的一種，冬天燒後木炭可以烤火），怕我們累，還讓爲奮幫我們擔一程。冬天水庫幹了，爲奮送我們走水庫底的近路到小坂（讀fan）後才返回火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上大學以後，母親會隔三差五到崗上看望兒媳婦和孫子女，偷偷塞一點錢給沈錫芳。還說：這個錢是爲奮給的，爸爸不知道，也讓沈錫芳不要說，不讓爸爸知道。其實沈錫芳和我都心知肚明。父親其實不可能不知道，父親是把“好人”讓給母親做。弟弟那時候還在建築隊做學徒，每個月也就十幾塊錢。弟弟勤儉，可能把一點工資都交給母親作爲“生活費”，而母親把這筆錢用來資助我們家這個“貧困戶”了。我們都感謝父親的“裝聾作啞”，感謝母親的“雪中送炭”，感謝弟弟的“間接”援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1年秋天，小玲到了上小學的年齡。父母親把小玲接到花亭小學讀書，一是比較方便，不用走路；二是教學質量比湖西崗上可能要高一些；三是減輕我們的負擔。據說小玲膽子不小，也比較“野”，經常爬樹和爬籃球架，把父母親嚇得不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涵潭和花亭的時候，父母親養了很多雞鴨，過年或暑假我們去了，父母親都要殺好幾只雞鴨犒勞我們。小華是雷打不動分喫一隻大雞腿，小星星能喫雞腿以後，他們兩兄弟瓜分，一人一隻。父親則帶我們（包括小玲、小楓和小華）去摸螺絲蚌殼，有時也去釣魚，總是滿載而歸。父母親還種了很多菜，有一年種的南瓜喫不完，除了炸南瓜丸以外，我們還帶兩隻南瓜回上饒。雞蛋、醃菜、乾菜是我們帶得最多的，在艱苦的年代，滿滿都是幸福的回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四、姐弟相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74年秋天，我們的小舅舅朱日暉說要到崗上來看我們，母親和我們全家都特別高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的兩個舅舅讀書都很不錯。他們從孤兒院出來後，都是靠國家助學金讀完了小學和中學。新中國成立後，大舅舅朱筱偉考上了柳州鐵路技校，畢業後在柳州鐵路局當技術員（後來升任工程師和高級工程師）。小舅舅朱日暉考上了重慶大學，畢業後分配在北京的“八機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機械工業部）設計院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小舅舅肯定想了很多辦法，得知我們下放在江西省弋陽縣葛溪公社湖西大隊崗上二隊，就和我們通了幾封信。我家的信都是我按照母親的口氣和舅舅說的。通信後小舅舅強烈表示想到崗上看看我們，母親和我們全家當然熱烈歡迎。於是小舅舅趁到南方出差的機會，專程到弋陽來探望分別幾十年沒有見面的小姐姐一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舅舅坐北京到福州的45次特快臥鋪到上饒，再轉乘慢車到弋陽。弟弟當時在弋陽中學讀書，我從崗上到縣城後與弟弟一起到弋陽東站迎接舅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5年前後我見過舅舅，當時是人見人愛的小帥哥。二十年後舅舅從火車上下來，我幾乎不敢相認，因爲舅舅顯得太老太瘦了。舅舅說得了嚴重的胃下垂。讀書人不容易，知識分子的毛病比較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舅舅在弋陽縣城的飯館請我和弟弟喫了中飯，花錢不少，喫得很差。國營食堂都差不多，質次價高，舅舅頗有微詞，我們卻覺得很不錯了。然後我們回到弋陽東站乘坐從弋陽到樟樹墩的小火車到葛溪，再走15里路到崗上。舅舅表現很好，沒有說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走到崗上二隊村口的黃穀倉，母親早就在村口守候。看見我們三個的身影，老遠就喊“阿林”，舅舅也喊“阿姊”（廣東話“阿姬”），然後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和弟弟沒有見過這個陣勢，有點不知所措。幸好母親已經迎上來，抱住舅舅痛哭，姐弟倆旁若無人地哭了一陣以後，才慢慢走到我們在崗上的家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相隔幾千裏，幾十年未見，又是在那樣艱苦的年代和艱苦的地方，這樣的相見感人肺腑！母親把所有能找到或買到的好喫的東西用來招待弟弟，每餐飯比我們過年喫得都好。可惜舅舅的胃口很差，幾乎每樣菜喫不了一兩口就停住了筷子，弄得母親很過意不去。記得第二天的中飯有一道菜是裏脊肉打湯，我們全家都狼吞虎嚥，喫得津津有味，唯獨舅舅沒有食慾，還教母親切肉要“橫切”或“斜切”，不能“豎着切”，否則會覺得“老”，咬不動。母親頻頻點頭似乎虛心接受批評，後來洗碗時我聽到母親輕聲抱怨：“有肉喫還那麼多講究，阿林忘本了。”話雖這麼說，那兩天是我看見母親一輩子最高興的時候，兩姐弟只要有空，就有說不完的話，晚上一直聊到深更半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舅舅在崗上只住了兩個晚上，千里迢迢從北京趕到江西偏遠的農村，又沒有什麼好招待，母親的內疚肯定無以言說。沒辦法，條件太差，舅舅只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說渾身發癢，原來是屋子裏有跳蚤（廣東話“狗蝨”），搽了好多花露水都不管用。第二天晚上有很長時間都在捉跳蚤。父母親都不敢再留舅舅多住一晚了。我們這些“窮苦人”皮厚肉糙抗“干擾”，一天到晚累得夠嗆倒頭便睡，舅舅是真正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喫不了這個苦可以理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天下午，我和弟弟送舅舅到葛溪公社招待所，準備第二天坐小火車到弋陽東站。結果招待所的蚊子很多，蚊帳是破的，舅舅讓我們去買蚊香，公社商店只有一種紙包着的蚊香，買來點着，舅舅馬上把它弄滅了，說：這麼重的六六六味道，有毒的，不能點。又是一個晚上沒睡好。我想，如果我們家不離開崗上，舅舅以後肯定不會再來了。果然，小舅舅後來沒有再來過。但是從1974年開始，每到過年，小舅舅都會郵寄10元錢給母親。一年後大舅舅也加入了給母親寄錢的行列。我估計原因是大舅舅聽了小舅舅對母親生活的描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7年，大舅舅朱筱偉到上饒看我，在此之前先到弋陽看望父母親。那時條件已經好很多了，估計小舅舅受的苦大舅舅沒有機會再重溫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時隔多年，也不知兩位舅舅現在是否安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五、母親的病\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親身體很好，極少生病。但是母親一旦生病，都是要命的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73年春夏之交，母親生了一次病。母親的右手食指突然鑽心地疼，疼得寢食難安，整夜整夜睡不成覺，也喫不下飯。那些日子，母親整個晚上都在呻吟，父親也無法入睡，默默地陪着她，爲她端茶倒水，洗臉洗腳，解決大小便難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親帶母親到公社和縣裏衛生院看過，沒有用；又看中醫，也沒有用。整整半個月，母親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後來村民說繆家有一位草藥郎中，專治無名腫毒，可以去試試。父親又帶母親走了十多里到繆家，那位草藥郎中說母親得的是一種名爲“蛀節龜”的病，痛得要命，但是不會有生命危險，還說這種病會爛掉一截手指頭。郎中開了一些自制的草藥，有喫的有敷的。回家喫藥敷藥以後，母親的疼痛有所減輕，喫飯睡覺也好了一些。又過了半個月，母親的右手食指手指頭真的掉下來一截，算是基本好了（高手在民間啊）。從此以後，母親的右手食指比左手食指要短一截，爛掉的手指頭後來還長出了奇形怪狀的“手指甲”，非常難看。但是母親就用這雙略帶殘疾的雙手，爲我們家的大大大小小繼續操勞。在我的眼裏，母親的手是全世界最美的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親暈車的毛病到晚年越發厲害。2007年國慶節小華結婚，母親和弟妹們到上饒喝喜酒，據說來去的路上都吐得天昏地暗，猶如生了一場大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親和父親買房另過以後，據母親說經常徹夜難眠，話也少。我們曾邀請父母親到上饒長住，父親說：我知道你們的條件好，但是弋陽人熟地熟，習慣了。不願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母親的記性也越來越差了，2008年到2011年，我們多次到弋陽，她不停地問我們：小華結婚了嗎？（她明明參加了小華的婚禮）我們也一次次回答結婚了。但是下次她見到我們又會提同樣的問題。看來大孫子的婚姻大事是她晚年最關心的事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據父親和弟妹們說，母親晚年還跌倒過，跌傷了手腳。父親從此把買菜的任務承包下來，還把燒飯洗衣等家務全包了。母親說，我爲你們燒了一輩子飯，做了一輩子家務，到老來也享福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是我們都大意了，母親操勞慣了，突然什麼都不做，什麼也不用想，是可能出大問題的。果然，2012年端午節，對於我們家來說，就猶如天塌下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十六、音容永恆\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2年6月22日是農曆端午節，大妹妹爲羣一家邀請父母親到家裏喫飯，還送200元紅包。這是爲羣夫妻例行的孝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喫中飯以後，父親上桌打麻將，母親開始在旁邊觀看。不知道什麼原因，父親支開母親，讓她去看電視。爲羣出門送親戚回家。待爲羣回來，只有前後十幾分鍾或幾十分鐘，發現母親已經不見了。趕忙四處尋找，仍然不見蹤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2009年秋天退休。2011年到廣東江門應聘爲一所民辦高校“公教部”（即公共課教學部）的主任兼教授，負責思政課、體育課、大學語文、大學公共數學課、大學生心理衛生課、大學生就業指導等課程的組織管理工作，也兼幾節思政課。公教部雖然不是全校最重要的部門，卻是全校老師最多的部門，全校80多位專職教師，我的手下有20多位。民辦高校一個蘿蔔一個坑，整個“公教部”就我一個“頭”，沒有副主任，只有一個幹事，幫忙幹一些雜務。學校實行年薪制，但是每個月發工資，幹多幹少沒有區別。老闆是梅州五華人，薪水在當時是比較高的，而且誠信仁義，從不拖欠。老闆和校領導還三天兩頭請我們這些中層頭頭喫飯喝酒，茅臺、五糧液都毫不吝嗇。2011年國慶節期間老闆的兒子結婚，給我們所有中層以上幹部發請柬，邀請我們參加婚宴。喫過飯後把我們送的紅包全部退還，一分錢都沒有收；而婚宴放在江門最豪華的酒店舉行，每桌酒席僅菜金就要萬元。所以我們這些大大小小的幹部，都覺得老闆大氣，我們應該憑良心工作，不能辜負了老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學校除了每年有三個月左右的寒暑假以外，職工請假20天以內不扣工資，但是必須安排好工作。2012年端午節是期末考試前比較清閒的時間，我請假回上饒住幾天，端午節後馬上要進行全校公共課的期末考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6月22日下午4點多，突然接到弟弟的電話，說“媽媽不見了”，問我在哪裏？我說我現在上饒，弟弟要求我趕快到弋陽。我和內人即聯繫屠歡（內人的兒子），開車把我們送到弋陽。和弟妹們見面後，心急火燎地簡單問了一下情況，到母親失蹤的附近找了找，又和弟妹們一起到弋陽縣電視臺，交錢，播出“尋人啓事”，看看天色已晚，九點多的時候，我們三個就開車回上饒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早就買好了回廣東的火車票，因爲我負責全校的公共課教學管理，期末考試是一所大學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不能缺席，如果缺席將是很大的教學事故。又想弋陽縣城就那麼一點大，母親一個大活人，找到是時間的事。因此，23號我就坐火車離開上饒到廣東去了。離開前我和弋陽縣縣長謝柏清（我的學生）打了電話，說明母親走失情況，請求他幫助尋找，他一口答應。此後也證明他盡了力。他請弋陽縣公安局的“政委”（或副政委），組織弋陽縣的警力協助查找，還向鄰近市縣發了“協查通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情就是這樣蹊蹺，據弟妹們說，大家盡了最大努力，把弋陽縣周邊地區能找的地方都找了，電視臺的尋人啓事也播了，公安局的監控錄像也看了，竟然毫無音信。母親就如同人間蒸發，不見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到江門以後，仍然關心家裏尋找母親的進展。一個星期以後，弟弟說仍然沒有找到，我的心一下子涼到冰點。大哭一場以後，我向學校提交了辭呈。從此以後我不再外出“打工”，徹底退休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捫心自問，在母親走失的問題上，我沒有做錯什麼。父母親長期沒有和我在一起生活，我邀請過父母，父母親不願意來；母親走失後，我對弟妹們沒有半句責備和怨言。我知道，人們往往對陌生人客客氣氣，而對身邊的至親則容易期望過高。阿爾茲海默症目前還是世界難題，母親得了這個病是非常不幸的，但是母親的走失卻是意外事件，不應該由任何人承擔責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儘管如此，我仍然覺得我難辭其咎，良心不安！我的內心充滿了愧疚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首先，我作爲長子，對父母親關心盡孝不夠。平時總是藉口“忙”，很少回家看看，生活條件差的時候經常到父母家“打秋風”，條件好了以後反而回去少了。母親晚年對我的依戀我是有所察覺的，一次她聽說我們到弋陽，早早就到弋陽一中的校門口等我們，見面後拉着我的手久久不願鬆開。現在想想，母親晚年是真正感到孤獨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次是我把母親失蹤想得過於簡單了，總認爲弋陽縣一小附近的地形並不複雜，也不臨江臨河，因此認爲應該可以找到，只不過是遲早的事情。沒想到暫時的分離變成了永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是我趕回江門以前沒有和弟妹們認真溝通，導致了後來弟妹們對我的某些誤解。我長期在事業單位工作，對於單位的事情總是看得比家裏的事情重要。單位的事是大事，家裏的事相比之下是小事。又想自己對弋陽縣城的熟悉程度不會比弟妹們更多，我即使留下來也不會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事實證明，我當時的離開是不明智的，因爲弟妹們需要大哥爲他們坐鎮，需要大哥爲他們出謀劃策。即使我什麼事情都不做，只要我人在弋陽，大家就有了主心骨。我相信，我當時即使沒有及時趕回江門，以老闆的爲人，應該不會太爲難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所以，後來弟妹們對我提出批評，我真心實意接受。不管是不是準確，我都不會生氣。這麼多年來，都是家住弋陽的弟妹們對父母盡孝最多。我對弟妹們只有心存感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5年春天，我們的父親走了。從此這個世界上真正疼我愛我關心我的長輩就再也沒有了。我的內心充滿了悲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回想起來，我更多的是感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感恩父母，生下了我，養育了我，在如此艱苦的年代培養了我。父母親教我做人要正直善良，教我做事要認真勤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感恩父母給了我良好的基因，父母親遺傳給了我好身體，好記性，好智商，讓我活得健康，活得高興，有自信，有尊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感恩父母對我的要求嚴格，使我對生存不易有了更深的理解，父母親一輩子遵紀守法，活得踏實，父母親的言傳身教是我能夠有今天的重要原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今天，父母親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音容永恆，精神永恆！\u003C\u002Fp\u003E\u003Chr\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簡介：謝維營，江西上饒師範學院教授，《上饒師院學報》原常務副主編。\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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