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編者按：\u003C\u002Fstrong\u003E2019年，我們即將迎來“五四運動”100週年。《中國青年》特邀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主任黃志堅教授與現任中央團校共青團工作理論研究所所長吳慶教授，就“五四”以來的百年青年接力、我國青年學的學科發展與建設，以及新時代的共青團改革等問題進行了系列深入對談。本期登出系列第二篇，以饗讀者。\u003C\u002Fp\u003E\u003Ch1\u003E百年青年研究：以青春話語激發青春之力——黃志堅、吳慶對談系列（二）\u003C\u002Fh1\u003E\u003Cp\u003E整理／本刊記者 徐吉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15年，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刊首文《敬告青年》中熱情洋溢地讚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並鮮明提出“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自此以來的百餘年間，對青春力量的激情謳歌、對青年擔當的熱切期盼，在無數文人的青春話語和學者的青年研究中此起彼伏、不絕於耳，激發着一代代青年們投身社會變革潮流，勇擔使命、砥礪前行。可以說，百年青年研究始終與青年新潮、青年運動同步發展，與社會變革相攜同行，既見證了一代代青年的成長與奮鬥，又爲青年工作實踐提供了厚實的理論指引。百年青年研究都走過了怎樣的歷程？在今日的時代變遷大潮中，又該如何構建青年學學科、如何拓展“青年的學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黃志堅:\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青年研究要緊扣時代發展，緊貼青年發展，立足於一代代新人的培養\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將青年作爲科學研究對象的青年研究，從共青團層面來看，主要是爲了科學地認識自己的工作對象，全面地瞭解青年，切實地做好黨交付的凝聚青年、引領青年和服務青年的工作。從青年自身發展來說，即可以爲他們增強自我認識能力、健康地成長成才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國的青年研究始於何時？不少人把上世紀80年代作爲我國青年研究的起點，認爲是從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的成立開始的。這種說法並不符合歷史實情。其實，對青年的科學研究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就開始了。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鄭振鐸等大批人士，都曾把青年作爲研究對象，探討青年健康成長和使命擔當的規律，並用這些規律性認知來指導青年發展，指引青年運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15年9月創刊的《青年雜誌》（從第二卷改名爲《新青年》），在興起新文化運動的同時，就開始了對走在這一運動前列的青年的研究。五四運動的先驅陳獨秀在其創刊號的首篇《敬告青年》中，就發出不少研究青年的精闢論述。初始的青年研究，同我國現代的社會變革幾乎是同步發展的，因此研究的重點多爲青年在社會變革中的地位和歷史使命。如陳獨秀在《一九一六年》（《青年雜誌》1卷5號）一文中關於“任重道遠之青年諸君”的闡述；李大釗在《青春》（《新青年》2卷1號）一文中關於青年使命的論述：“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茲砥柱中流之責任”，“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至新中國成立前，青年研究沿着兩個方向走向深入。一是深入對中國青年運動的研究。當時的《先驅》《中國青年》《羣衆》等期刊發表有大量論述青年運動的文章，如紅彩的《今後中國的青年應當怎樣運動？》，丁燕的《青年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意義》，惲代英的《青年工人的注意事項》，凱豐的《論目前中國青年運動的任務》，梓年的《抗戰中青年的作用與任務》，劉光的《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傳統、目前特徵及其動向》，馮文彬的《青年運動中的兩個方面和兩條路線》等。當時影響最大的當屬毛澤東的《五四運動》和《青年運動的方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是引入社會科學尤其是心理學知識對青年本體的深入研究。這方面的研究覆蓋到了青年自身發展的許多領域，如：研究青年概念及其本質的有趙廷爲的《青年期之研究》，郭沫若的《青年喲，人類的春天》，石衡的《青年的本質》；研究青年文化的有郭沫若的《青年與文化》，馮文彬的《論青年與文化》和《論青年的學習》；研究青年心理的有凌冰的《青年心理及教育方針》，學文的《青年心理之改造》，翟達文的《青年心理之觀察》，曾作忠的《青年犯罪之心理》，沈履的《青年期心理學》；研究青年智力的有凌冰的《青年智力的發達》，畢之成的《青年之成功》；研究青年道德的有陶履的《新青年之新道德》，華林的《中國青年之道路》；研究青年問題的有楊賢江的《青年問題》以及青年社交、青年婚戀、文學與青年、軍事教育與青年等文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建國以後，青年研究的發展和深化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對“五四”以來青年運動歷史的研究。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青年運動，波瀾壯闊，爲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爲了更好地繼承和發揚青年運動的光榮傳統，中央團校系統整理、編寫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經驗》等講義。20世紀50年代，中央團校就開設有這門課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二，是對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的研究。當時，中央團校爲此係統整理、編印了《馬克思論青年》《恩格斯論青年》《列寧論青年》《斯大林論青年》以及《中共中央、毛主席和中央負責同志關於青年工作的指示》，彙編出版了《革命領袖論青年與青年工作》，爲研究馬克思主義青年觀奠定了紮實的理論根基，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研究由此逐漸走向普及和深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三，是對共青團建設和青年工作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同志提出，團的工作就是做青年的工作，要好好了解和研究青年，要好好研究共青團工作的學問。在團中央書記處的倡議下，1955年在中央團校首設專事青年和青年工作教學與研究的機構——青年工作教研室。那時的研究有馬克思主義青年觀、青年特點、青年運動的歷史經驗與傳統、青年思想道德教育、預防青少年犯罪、青年團的活動與自身建設等。毛主席在1953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期間提出：“青年團要照顧青年的特點。” 由此對青年特點的研究走向深入，廣泛引入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倫理學等多學科的知識深化對青年本體的研究。此外，50年代《中國青年》雜誌和《中國青年報》相繼發表的《在歧路上》《馬小彥爲什麼會腐化墮落？》等文章，引起社會對一些城市青年中出現的腐化墮落現象的關注，中央團校也將青年共產主義道德教育列入團幹部培訓課，編寫教學大綱。在此期間，雖然有過“左”思潮和“文革”動亂的嚴重干擾，但主流是發展的，前進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文革”結束後，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青年研究迎來了發展的良好機遇，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以往的平面、靜態研究向立體、動態、開放的研究拓展，不僅有宏觀、共性的研究，還有緊貼社會發展和青年成長過程中諸多新問題的多層次、多角度的特點熱點研究。青年研究的顯著進步是，從動員青年向關注青年的全面發展拓展，研究課題擴展到社會發展和青年自身發展的各個領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80年代，對經歷“文革”的一代青年時代特徵的研究，對知青返城和待業就業的研究，對社會思潮在青年中的影響的研究，對青年勇立改革潮頭的研究，對青年農民進城務工潮的研究，對紅衛兵運動的研究，對青年出國留學潮的研究，對青年流行文化的研究，對人才資源開發與青年成才的研究。青年研究學科化有重大進展，從以往的單學科向多學科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發展，青年學應時而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90年代，深入到對青年創業創新的研究，對青年“下海潮”和青年企業家崛起的研究，對青年奉獻意識和“青年志願者”服務的研究，對青年生態意識和“保護母親河”活動的研究，對青年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消閒方式，社會交往方式）的研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00年代，又深入到對獨生子女一代的研究，對青年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研究，對“網絡一代”新特徵的研究，對新媒體與青年的研究，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對“海歸”“海鷗”青年的研究，對青年時尚文化的研究，對青少年犯罪與綜合治理的研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年代，黨的十八大以後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青年研究出現新的發展趨勢，主要熱點有：新時代馬克主義青年觀新發展——習近平關於青年和青年工作論述的研究；“強國一代” 築夢追夢的使命擔當研究，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的實施和青年全面發展的研究，青年合法權益的保障與維護的研究，新興青年羣體和新型青年社會組織的研究，青年事務與青少年政策的研究，“共青團改革再出發” 的研究，“加強青年學研究” 的研究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總觀五四運動以來的百年，我國青年研究的主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爲指導，緊扣時代發展和青年的自身發展與使命擔當，始終聚焦各個年代青年發展的新趨勢、新問題，牢牢立足於一代代新人的培養和潛能的發揮以及青年工作理論思維的推進。青年研究學科化有重大進展，青年學已成爲一門運用多學科知識對青年作綜合性整體研究的科學，屹立於社會科學之林，研究質量和研究成果的實踐運用均有大幅度提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吳慶:\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青年研究一定要紮根中國社會土壤\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1987年進入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學習算起，一直到今天，我在青年研究與青年工作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了。黃老師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推動青年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他剛纔對“五四”以來的百年青年研究的脈絡作了詳細梳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剛纔黃老師講到，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起，青年開始得到普遍重視。其實，“青年”概念的出現，是在晚清學堂建立之後。那時，中國的年輕人不再像過去上私塾那樣分散了，而是扎堆集中在學堂裏。這時，共性的東西就顯現出來了，“青年”的概念應運而生，青年羣體作爲一支現實社會力量開始出現。五四運動是青年對社會推動作用的一次集中爆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所以紀念五四運動，就必須要關注和探討青年與社會的關係。而青年研究實際上主要是要探究青年和社會之關係的規律。黃老師一直在這個領域耕耘，曾編著了中國的第一本《青年學》著作，實際上就是想把這種關係作爲一個學科往前去推進。這其中包含了黃老師與我們幾代學人對於摸索這一規律的夢想。青年學學科相當年輕，但對社會來講，又有現實需要，它有很強的社會實踐導向。我自己跟黃老師做青年研究多年，有幾點體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首先，做青年研究，一定要熱愛這個領域，熱愛青年、關心青年。無論是黃老師的青年學研究，還是青年心理學、青年文化學、青年社會學，一直有一批學者在堅守這個領域，形成了一個學術圈。這個圈現在並不算大，不過它一直在慢慢建設中，社會也需要這樣的學術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次，要不斷提煉對青年的規律性認識。青年研究走過這麼多年，黃老師一直想把一些關於青年的零散思考變成一門學問。他主編《青年學》《青年組織學》《中外青年比較》，都帶着一種強烈的願望，就是希望能夠揭示其內在規律，進而用這種不變的規律去指導我們的青年工作實踐。這也應是學者的一種普遍訴求。我本科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習，碩士、博士在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2015年又被教育部公派去美國波士頓，有機會在哈佛大學和麻州州立大學學習和研究青年發展問題，多年來，我自己也從未放棄對規律性的探尋。就青年研究來講，青年成長的規律是什麼？青年運動的規律是什麼？青年人的社會作用是什麼？方方面面的關係究竟如何？這些都需要我們去研究。學科化、教材化、學術化就是探尋這些規律的重大表現。黃老師在這個領域的突出貢獻是編寫了一些相關教材，當規律進入教材的時候，它就達到了一種新高度。不過，這還需要我們繼續往前推進。而學者要探尋規律，就需要跨越現實，用一種更冷靜、更寬闊的眼光去看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三，在中國做青年研究，一定要懂中國社會，探尋規律也一定要立足於中國這塊土地和13億人口的現實。習近平總書記講：“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關鍵問題在於，你的立足點是什麼？是否是立足於時代之問、回答時代之問、回答現實之問、回答中國走向幸福和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問題導向、現實站位和中國站位，對中國學者的研究來說很重要。一個學者如果沒有去和中國的民衆、與中國的現實問題觸碰過，我就會對他講的理論畫一個大問號。現在的學術界西方話語體系比較重，但很多西方學者並沒有真正研究過中國13多億人的樣本、13多億人的問題，那麼由此提出的所謂“普世的學問”自然是不夠的。所以，我讚賞對普遍性規律的尋求，比如贏得青年的學問在全世界都是共同的，但一定要懂中國社會，也就是說要立足於中國發展的現實問題，進而在此基礎上去做研究。五四運動時期，爲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最終贏得了青年，指導了中國的革命與社會實踐，並且一直走到今天？爲什麼我們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鮮明提出了“爲人民服務”，提出了羣衆路線，並不承認精英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而是認爲智慧是在人民中間的，這種執政理念與西方社會完全不一樣，爲什麼？所以，學者一定要跨越國際變化，要懂中國社會現實。就當下而言，能不能弄懂中國當代青年的現實訴求、他們的願望、他們的壓力、他們成長中的一些現實問題，進而提出一種理論，這仍需要我們下更大力氣。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四，是要解決問題。我更讚賞學術研究的問題導向。作爲學者，研究現實問題、回答時代之問、回答青年之問、樹立爲青年做學問的理想，最終就是要讓青年好好發展起來、確立起他們的主體地位、服務於他們的實踐創造，就是要解決他們的現實困惑與實際問題。這種實踐感，甚爲關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最後，是要提對策。無論做什麼研究，理論和實踐都需要不斷結合，在實踐中繼續發展理論、用理論不斷指導實踐，這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發現問題、提出觀點、構建理論，然後去指導實踐的發展，進而去推動學科專業的發展。這始終是學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通過這幾個視角，我們就可以讓研究更加學科化，有更多實踐的支撐，更廣闊的國際視野，當然，也需要有更深入的歷史研究。以問題和發展爲中心，將歷史眼光、國際視角、實踐眼光、學術視角更多地彙集起來，這樣或許能在前人比如黃老師的基礎上，將青年學學科繼續往前推進。這樣構建起來的學科，既立足於中國社會現實，同時也立足於我們未來的學術話語體系建設。中國要強大，學術話語體系就一定要強大起來。具體到青年研究領域，政黨如何贏得下一代或者一個政黨與青年接觸的全部學問，這套話語體系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從這個角度上講，作爲學者，我們就需要跟隨時代潮頭更近一些、瞭解古今變化更深刻一些、發思想之先聲更早一些、建言獻策更有效一些，讓青年發展起來、讓國家發展起來，這就是我們需要去做的，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453206901319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