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部《論語》把“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置於全書之首，應非偶然。孔子講“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這一段話中的“志於學”的意義亦非普通，“志於學”亦即“好學”之志，所以“學”與“好學”既是孔子思想的發生學上的歷史起點，也是他的思想生命的邏輯起點，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基礎。

學 論

在西方，古希臘以“愛智”爲“哲學”的精神特色，也對後來的西方文化起到了相當大的塑造作用。古代中國哲學就不是以“愛智 ”爲特色，有些學者以“成德”或“明德”爲中國哲學的特色，以與愛智形成對比，這些說法也都言之成理。

“愛”如果是愛好，“智”如果與學習有關，則孔子思想中有一個觀念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好學”。“好學”絕不是孔子思想中一個普通的概念，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好學”是孔子思想的一個具有核心意義、基礎性的觀念。

比如，孔子說過：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

這就是說，有忠信之德者並不少見，但“好學”之人則難乎見矣。從這句話也可看出，孔子是把“好學”看得比“忠信”更爲難能的一種品質，雖然在道德德性的系譜中“好學”不見得比“仁”“忠”更高（忠信本來是春秋時代最重要的德行）。

另一個例子是，魯哀公與孔子談論，問及孔門弟子，孔子說：

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

孔門賢人七十，弟子衆多，可是孔子卻獨許顏回爲“好學”，顏回以外，則“未聞好學者也”，這再次證明了孔子的確把“好學”看成非常重要而難得的品質（德性）。《論語》另一則也記述：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

此段與上例相同，不論哀公所問與季康子所問同時與否，孔子的思想是一貫的。

仔細體味《論語》中以上三段話，我們就可知，整部《論語》把“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置於全書之首，應非偶然。因爲孔子對“學”、對“好學”的重視，確實非同一般。

我們也就知道，孔子講“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這一段話中的“志於學”的意義亦非普通，“志於學”亦即“好學”之志，所以“學”與“好學”既是孔子思想的發生學上的歷史起點，也是他的思想生命的邏輯起點，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基礎。

那麼，什麼是好學呢？

無疑，《論語》開篇第一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就是好學者的自道，好學首先是把學看作一種樂事。明代理學家提出樂學，這在孔子思想中是有根源的。反過來說，從學習中得不到“樂”趣，就不是孔子所說的好學者，也不是孔子理想的教育，責任不只在學者，也在教育。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

孔文子是衛臣孔圉，孔子說孔圉所以被稱“文子”，是因爲他“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因此，好學不僅是個人獨享的樂事，也是在“問”“聞”的交往活動中展開的。當然，當世好學者並非顏回一人，孔子自己就是好學之士，孔門之外，孔文子亦被孔子視爲好學者。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

這裏顯然講了好幾個方面，如默而識之屬思，誨人不倦屬教，但“學而不厭”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確是一致的，體現了一種對學習活動的無條件的喜愛。這裏“愛學”“好學”正與“愛智”成爲對比，所以：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論語》記載孔門弟子子夏說：“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張》）時時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同時又不忘已經學得的，這是好學的表現。

現在我們可能要問，“好學”是否爲一種德行或美德呢？一般地，我們把仁、智、勇等作爲倫理德性，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認爲：“德性分爲兩類，一類是理智的，一類是倫理的，理智德性大多數是由教導而生成培養起來的，所以需要經驗和時間，倫理德性則是由風俗習性薰陶出來的。”

這樣看來，好學可能近於所謂理智德性。但理智德性是恰當運用理性的德性，與好學有所不同。表面上看，好學與仁、智、勇各種德性很不同，似乎不屬於德性，不過，這如何能解釋孔子既稱顏淵爲唯一好學者，又把顏淵歸類在弟子中“德行”一類？無論如何，孔子是把“好學”看成與倫理之“德”有別的品質和活動的，他提出“六言六蔽”來解釋他的看法：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

這一段很重要，仁、智、信、直、勇、剛都是倫理德性，但是孔子強調倫理德性不能離開“好學”。不管孔子這裏是否有特別的針對性，對照前面孔子一生對“好學”的高度重視，我們顯然可以看出這裏的“六言六蔽”並非孔子的偶然之見，它表現了孔子對德性與學問的整個平衡的瞭解。如用《中庸》的“尊德性而道問學”的話來看，後世宋明儒學中如陽明學特別強調“尊德性”，甚至不惜犧牲“道問學”的那種講法，無疑離開了孔子所掌握的平衡。好仁不好學，則會缺乏智慧而容易受騙；好智不好學，心智散蕩而不得其中；好信不好學，好勇不好學，好剛不好學，都有剛勇而失其方向之弊。有仁有智有勇有剛，但不好學，則有偏蔽。因此，每一種倫理德性（這裏的仁只是一種具體德性）都必須與好學聯繫起來，相互補充。

自然，“好學”並非獨立自足的，我們也可以提出好學不好仁，其弊如何，好學不好信，其弊如何，等等。但是的確，如果沒有“好學”，只有好仁好智，孔子就不成其爲孔子，孔子留給後世的形象中“好學”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側面，這在唐代以前的儒學中是不曾有過疑問的。而“好學”對於中國文化之傳續、發達，也都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對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亦有其重要的塑造作用。當然這種對民族文化及心理的塑造並非可以獨歸孔子，而是和後世儒家傳統的形成及各種社會教育機制的建立也密切相關。

在孔門中，對“學”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這大體上是因爲學生性向資質各不相同所造成的。如子路即似不好學：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先進》）

歷來的解釋是：子路舉薦子羔爲季氏做費宰，孔子認爲：“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見朱注，第129頁）故子路辯解說：主政治民也是學，何必讀書纔是學呢？孔子說：我不搭理爲自己的謬論辯解的人。

子夏則有一段話，認爲能孝悌忠信即是學：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

賢賢易色是重賢輕色。孝悌忠信都是倫理德性，能孝悌忠信當然很好，在一個較低或較松的意義上也可說能孝悌忠信即已好學了。正如後來王陽明說，能行孝行悌即知孝知悌。但就孔子只許顏回爲好學，以好仁、好信與好學相對，可知嚴格或全面說來，能孝悌忠信還是與好學不相同的，子夏畢竟不是孔子。

這裏引出下面的問題，究竟孔子所好的學、所謂的學是指什麼範圍的知識和活動？無疑，學首先是學文：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所以，安樂哲說，學的含義是傳遞文化遺產，學的對象是人類文化（文），是沒有問題的。

又如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爲政》）在這裏的學，明顯是指學習的過程，更限定地說，是對書籍傳達的歷史文化、典儀知識的學習。故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學要博學，博學的對象是文，即文獻典籍，子路的辯解“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也證明孔子所講的學，多是指讀書學文而言。

但孔子講的學不止於此，這也需要注意。如孔子講的學詩、學禮，其中學詩固是學文，學禮就既是學禮之文獻，又包含着對禮的實踐瞭解，而學道就包括學習道德的意思了，在這方面孔子確有廣泛的學習觀念。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

這是一個“士”的形象，這裏的“好學”指忠信敬義而言。

其次，孔子講的學不止於知識的攝取，也包含着在哲學上的抽象與思維上的提升。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下學而上達，說明好學之學經過一個過程後可以達到“上達”，上達是經由下學而達到的對天命的理解，也是對宇宙、社會、人生統一原理的把握。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

如果僅是因爲孔子好學，就認爲孔子只是瞭解經驗知識的多樣性而已，則爲孔子所反對，孔子肯定地表示，他既是多學而識者，又通過下學而上達，能達到一以貫之。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論語》

最後來看孔子說爲學的目的：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憲問》）

不管學什麼，學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完善自己，實現自己的潛能，而不是爲了表現給別人。學是爲了自己的受用和享受，這種受用和享受是追求內心幸福的人所追求的精神與心智的滿足，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的人生哲學與倫理思想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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