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沽真要拆了，再看一眼这几百年的旧街老巷

西沽南，数百年胡同将被棚改换新颜。

“继西于庄棚改项目之后，本市中心城区第二大棚改项目──红桥区西沽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协商搬迁工作10日正式启动。此片区的搬迁将深入推进棚户区改造“三年清零”行动计划，彻底改善该片区棚户区群众的居住环境。”

感谢枉言等老师为我们留下众多影像，这里选几张让大家看个意思。

明朝初年，少数移民沿运河落户西沽，多以漕运为生。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天津兵备道造渡船，并在西沽等七地设渡口。《天津卫志》记载“西沽渡，在城北三里”。有明一代，西沽的可生活区域并没有太大变化，主要是在沿河一带繁衍生息，官渡随着出现。这也是天津最早的一批官渡。此为历史上西沽村的形成初期。

西沽村到底位于现在西沽何处呢？可从早期移民居住的区域范围中窥端倪。据《红桥区地名志》载，三官庙后：东南起西沽大街，西北至围园胡同。明永乐年间有人在此定居，后形成胡同。可见，西沽村的范围应就在临河三官庙前后，沿西沽公园东南侧至陆家胡同一带的三角形区域。从史料上看，其他地区，此时仍为水坑和荒地。

明末清初，西沽村界属武清县。崇祯十二年（1639年），西沽始建炮台，以作防务之用，位置仍于临河一带。炮台的建设以及日常驻军的防守任务，推动了西沽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表现在军用填坑工程。三官庙的修建，应是成荫于此工程。

据史料记载“昔日西沽地区，多寺庙，多水坑”。西沽临河，漕运发达，但人口聚集速度却相对较慢，主要原因在于水坑和水患。由于明代的经营，西沽已具备相对安全的沿河区域可繁衍生息了。在此周围迅速形成了很多农户人家，开荒种田。岁至清初，已初具规模，成为运河沿岸数一数二的大村落了。顺治五年（1648）西沽村民在民妇张氏带领下，发动反清起义，未遂被捕。此事件反映出，清初的西沽人口已达到了一定基数。

西沽从村演变成镇则体现在三官庙的建设上。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皇帝巡视京畿地区，至西沽时，见运河水患，百姓受灾，良田受淹，遂下令修建通州至西沽、西沽至霸州之堤岸。从此西沽人口大增，三官庙的始建年代大概也就在此前后。周围诸大户为满足村落社区生活之需要，集资建造三官庙。这是西沽现在从地名上可见的最早的大型宗教场所（在此之前应有过一些小庙），更是西沽从村到镇演变的地标性建筑。

雍正八年（1730年），西沽划归天津州，这也标志着西沽越发的向城市中心靠拢。此后，乾隆帝多次驾临西沽，并留有《西沽两首》传世。民间传说，乾隆和换后还曾登临三官庙大槐树下避雨，至今仍有龙凤古槐为证。当时西沽三官庙周围定是一片繁华景象。

在西沽由村变镇这一时期，其生活范围又有所增长，但基本上仍是以沿河三官庙向现西沽公园东南侧发展，居住区域从三角形发展成半圆形散开。如沈家胡同（现名三荣胡同，始建于1646年）、訾家胡同（始建于1682年）、北朱家胡同（始建于1780年）、单家胡同（始建于1782年）。这些房舍，大多是在已填平的水坑或农地上建造，西沽的发展逐渐摒弃了农业，大踏步的向城市商业挺进。盐店街及工商业的兴起，便是西沽从镇入市的见证。

随着小直沽三岔河口的繁荣，西沽的发展越来越向纵深处开拓，西沽的码头位置逐渐被削弱，临河的三官庙的社区服务功能逐渐被取代。清末民初，三官庙被改建为天津市立第三十二小学，解放后仍为小学，现为校办工厂使用，原建筑无存。

下篇盐店街

到了清朝中期，西沽已基本完成了由村变镇这一过程，其生活范围是以沿河三官庙向现西沽公园东南侧发展，居住区域呈半圆形紧贴运河。此时的西沽，水患得到了治理，大量比较深险的水坑也被逐一填平，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由于靠近码头，农业在西沽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客观上决定了西沽要想发展，必须向商业靠拢的路线。

乾隆年间，在现桥北大街靠近老红桥方向建起了一座龙王庙，西沽的世俗生活范围已扩散到了距离运河较远的纵深处。此时的运河及码头，对于西沽经济生活的作用，逐渐走入下坡路。药王庙、龙王庙开始取代临河的三官庙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几乎与此同时，一条在西沽历史上具有指标性意义的道路——盐店街形成了。

据《红桥区地名志》记载，盐店街长160米，宽2到4米，相传为1790年前后建成。因内有盐店，故名。这条街道的形成，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开拓，西沽又一次的建房造舍工程便以此为核心展开了。盐店街几乎可以贯穿公所、药王庙、龙王庙等新西沽的代表区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比较大的商业及社交区域，即小十字街、公所街与小道子交壤处和龙王庙一带。r> 沿河一带走向了衰落，盐店街一带开始繁荣，同时也意味着西沽从以河为生的码头经济，开始向积极靠拢老城的商业服务性经济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完成时期，大概就在民国初年。

清末民初（1911年），华昌洋火公司在西沽成立，随之衍生了一个新地名，即公司前，与金家胡同相连，与盐店街平行。大量西沽人，走入了工厂，成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工人。从此，周边成为了当时商人首选的居住地，曾任天津商会会长的屈秀章、华昌洋火公司吴宅、裕兴银行掌柜、真记土膏店东家及大商人孙家、孟家等人纷纷在此区域落户，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商人一条街。

20年中期，大红桥建成，西沽与老城的距离再次被拉近。靠近桥口一带，聚集起大量小商贩。外国教堂，纷纷在纵深处建立。

至此，一个崭新的西沽出现了，这也是西沽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繁荣，俨然成为了天津老城的一座没有城墙的卫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