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學術文摘丨維米爾繪畫的隱喻：細讀《天文學家》

《美術觀察》2018年第4期

維米爾繪畫的隱喻

細讀《天文學家》

徐紫迪

2009年我在巴黎盧浮宮臨摹維米爾的《天文學家》（The Astronomer）（圖1）時，一位觀衆突然走到我面前，指着畫中的“地球儀”問到：“請問您知道這上面畫的是什麼嗎？”我頓時一愣，雖然臨摹已有時日，但平時更多關注維米爾的繪畫技巧，對於具體的畫面內容很少注意。而正是這位觀衆的提問，叩開了我對畫面內容刨根問底的大門。

圖1/《天文學家》 維米爾 1668年 盧浮宮 法國巴黎

由於尺寸、年代、內容等較爲相近，《天文學家》常被學者同法蘭克福國家藝術學院美術館收藏的另一幅維米爾名作《地理學家》（The Geographer）（圖2）進行比較研究。這兩幅作品是維米爾現存僅有的以描繪單個男子爲主題的畫作，通常被認爲是“姊妹畫”（Les pendants）。在1720、1729和1778年的三次拍賣中，兩幅作品都曾被捆綁出售，直到1797年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一場拍賣，它們首次被拆分開來，從此便身處異地。“二戰”中希特勒網羅掠奪歐洲的繪畫精品，最終將《天文學家》收入囊中。“二戰”結束後，一羣被稱作“Monument Men”的專家小分隊在奧地利的奧爾陶斯鹽礦中發現了包括維米爾的《天文學家》、米開朗基羅的《布魯日聖母》、凡·艾克的《根特祭壇畫》在內的8000多件藝術品。戰後《天文學家》被返還給了原主人，並於1983年被盧浮宮收購。《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中所涉及的天文學和地理學知識，兩者密不可分，是17世紀宇宙學（cosmography）重要的組成部分，爲航海製圖中測量和導航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且在現存維米爾的三十餘幅畫作中，只有這兩幅畫中同時標有維米爾的簽名和創作時間。由此我們便可以更進一步推定，兩幅作品在維米爾創作之初就應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圖2/《地理學家》 維米爾 1669年 國家藝術學院美術館 德國法蘭克福

從整體構圖和畫面佈局上看，《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描繪的極有可能是同一場景。《天文學家》中靠右側的一扇窗似乎沒有打開，因此屋內光線相對昏暗。畫面左側背景中的櫃子上整齊地擺放着幾本書，據記載，維米爾去世後的遺產清單上曾列有25本書，但我們並不知道任何一本書的書名，在維米爾所生活的時代，書籍對於一箇中產家庭來說是相對昂貴的東西。荷蘭藝術史學者沃特·利特克（Walter Liedtke）曾這樣寫道：種種跡象表明維米爾似乎是個愛讀書的人，至少在他專注的領域還是廣泛涉獵的。維米爾很可能還有幾個十分有學問的好朋友，例如大名鼎鼎的惠更斯（Christiaan Huyghens），惠更斯不僅是當時重要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在天文學領域也卓有成就。

天文學家身後的櫃子上掛着一幅由一個大圓和兩個小圓組成的天體圖，三個圓形擁有相同的軸心，用來記錄星座和時間。櫃子右側的牆面上掛着一幅畫，這幅畫的作者是畫家皮特·雷利（Peter Lely）,描繪的是《出埃及記》中“摩西誕生”：在《新約》的“使徒行傳”（Acts of the Apostles）中，摩西被描述成“熟知埃及所有智慧”（Learned in all the wisdom of Egypt）的先知，這所有智慧中一定也包括了古埃及人領先世界的天文學。摩西因成功帶領希伯來人走出埃及，故也被認爲是“最古老的地理學家”。再細讀維米爾的其他畫作則不難發現，“摩西誕生”的故事也曾出現在維米爾稍晚的作品《寫信的少女與她的同伴》（Lady writing a letter with her maid）中。

“摩西”的形象對於當時的荷蘭人來說還有着特殊的意義：當時許多荷蘭人將剛剛獨立不久的“尼德蘭聯省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even united netherlands）看作新的“以色列”，即一片新的“恩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因此，《摩西誕生》在維米爾的畫作中便有了複雜的含義，荷蘭的獨立有如新的地理發現——至少當時的荷蘭人應該是這樣認爲的。

《天文學家》中的男子身穿綠色長袍，這種長袍應源自日本和服，傳入荷蘭被稍作修改後十分受歡迎，通常作爲當時學者們的工作服。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每年都會派商人訪問日本，日本朝廷常將和服當做禮物贈與荷蘭商人，因此這種不作爲商品買賣的和服對於當時的荷蘭人來說有着特殊的意義。至於畫中人物究竟是誰，很多學者曾給出猜測，一般認爲很有可能是維米爾的好友、戴爾福特的另一位名人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1668年列文虎克35歲，正是畫中男子看上去的年紀。列文虎克對於顯微鏡有着深入的研究，這或許啓發了維米爾使用暗箱作畫。《天文學家》中桌子上最右側擺着一本敞開的書，儘管維米爾畫的並不十分清楚，但是歷史學家威陸（James A. Welu）還是通過模糊的圖文找到了這本書的原型，即1621年第二次出版的《天文學和地理學的創立》（Institutiones Astronomicae et Geographicae），該書的作者爲阿德里安·墨提烏斯（Adriaan Metius）。書被翻到了第三章（圖3），上面記載着天文學與地理學“來自上帝的靈感”（inspiration from God）。書的左頁畫了一個星盤（Astrolabe），星盤是一種古老的天文儀器，用於測量太陽、月亮、金星、火星等天體在宇宙中的位置，也可測定本地的時間和緯度。星盤不僅被荷蘭人用於航海，同時還常作爲有錢人的收藏被擺放在奇珍室裏。

圖3/《天文學和地理學的創立》中記錄的“車輪星盤”（疑似爲畫中的書翻開之頁）

再次將目光投向畫中的“地球儀”，仔細觀察發現“地球儀”上竟畫有大熊星座、天龍座、武仙座、天琴座等，顯然這不是一個地球儀，而是一個用來標註星座的天體儀。威陸認出了這個天體儀，並指出其爲荷蘭製圖者洪迪烏斯（Jodocus Hondius）於1600年所做，與現收藏於阿姆斯特丹的皇家海事博物館的天體儀十分相似（圖4），在當時天體儀通常與地球儀成對出售，維米爾在《地理學家》中描繪的地球儀或與上述天體儀原爲一對。

圖4/《天體儀》 洪迪烏斯 1600年 皇家海事博物館 荷蘭阿姆斯特丹

前文已提到，無論從整體構圖還是畫面佈局上，《地理學家》與《天文學家》大體較爲相似，畫面都以單人男子爲焦點展開。《地理學家》中光線透過左側的窗子照進屋裏，光線更加明亮；左側背景處同樣立有一木色櫃子，櫃子上面放着一個地球儀，仔細觀察可以看到，地球儀上朝向我們的一面正是印度洋，或與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有關；《天文學家》右側背景中“摩西誕生”在這幅畫裏變成了航海圖的一角，與地上散落的兩卷地圖和桌子上的航海圖相互呼應；畫面中心的男子左手持圓規，右手放在一本書上，微微抬頭望向窗外，光線把他的臉照得十分明亮，原本天文學家面前的天體儀換成了航海圖。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維米爾創作《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的構思較爲相似，並會根據天文學和地理學兩個主題的不同進行同類事物的替換，並在局部擺設和細節描繪上略作調整。

縱覽維米爾的大部分作品，雖然描繪的大多是簡單的室內場景，但所有因素似乎都指向是“室外”歷史的變革：國家的獨立、商業的繁榮、科技的進步……一切看似漫不經心，實則是在苦心經營。因此，維米爾的《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並非僅僅在向我們展示天文學領域和航海時代的進步與成就，炫耀荷蘭黃金時代海外貿易的生機勃勃，更不是簡單的複製粘貼，而是在更深層次上蘊含着哲學與精神層面的隱喻，這種表面上平淡實則富含隱喻的創作邏輯也始終貫穿在維米爾的所有畫作中。

將《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並置有助於我們較好的理解畫中的奧祕：對於宇宙和地球的探索不僅分別代表了人類思想的兩個領域，而且有着宗教神學的內涵，前者與對於上天的領悟和人的精神世界相關，天文學家手伸向天體儀，似乎象徵着精神的指引，後者對於海陸的探究或象徵着上帝所安排的人類一生的必經之路，地理學家制作的航海圖或許正是人們面對現實生活的潮起潮落所做出的規劃寫照。《地理學家》畫中室內光線明朗，而《天文學家》則光線幽暗，這彷彿告誡我們對於人生的現實路徑容易獲得，而對於精神本質的追求則要困難許多。天文學家正伸手摸向天體儀，天體儀在畫面中好像超越了天文學家成爲了畫面的主體，明亮而閃耀，連同上面的星座一同閃爍着真理的光芒，天文學家摸向天體儀這一動作，彷彿象徵着人類對於真理的探求。然而，倘若再仔細觀察則會發現一個更爲有趣的細節：即天文學家的手並未曾觸碰到天體儀（圖5），這是否意味着我們將永遠無法觸及真理，桌子上的書位於天體儀和天文學家之間，倘若書象徵着知識，維米爾似乎在告訴可以通過對知識的探求而無限接近真理。在盧浮宮與《天文學家》同一面牆展出的是維米爾更爲著名的經典作品《花邊女工》，兩者相比，《花邊女工》更像是維米爾輕輕鬆鬆說出的“宣言”，而《天文學家》則隱喻深刻，分量沉重許多。

圖5/《天文學家》局部

至此，我似乎能夠回答那位觀衆的提問了，但答案已經遠遠超出了簡單的“是什麼”，對於《天文學家》乃至維米爾的研究仍在繼續，或許正像畫中天文學家右手食指與天體儀之間的距離一樣，在維爾米逝世3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仍在試圖還原維爾米當時的作畫意圖，但歷史的原貌究竟如何，畫中究竟隱藏着怎樣的寓意，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闡釋，這也正是維米爾及其藝術的魅力所在。

圖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發佈版本略有改動。

徐紫迪，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