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十幾天了，我一直在聽馬勒的D小調第三交響曲，聽得有點犯迷糊。

說迷糊是因爲我不大懂音樂，而且也不把各種專業人士關於音樂的分析和講解當真理，覺得像“命運在敲門”之類的說法不太靠譜，貝多芬也就那麼一說，真沒必要就音樂投射出有形的畫面。

沒有特別的理由，我僅僅是想，音樂是藝術，而完美的藝術——那些近似於無懈可擊的作品，在我們忍不住反覆“閱讀”它時，是不需要去想作者意圖的。即便是那些圖說的繪畫，如果在具象的色彩和線條，甚至光影、構圖、裝置之外，沒有呈現出難以描述的“意境”，所見只是作者的所謂目的、意圖，那真就不值得去用心觀賞，音樂如此難以言說，更是如此。

那麼，歌曲呢？有時候我也會自問。針對歌曲的自問，我建構了一種自適的理論，那就是填詞僅是狹隘的引導，而譜曲纔是對詩歌中文字無法闡述情境的延展和深入——雖然實際上未必如此。

胡扯告一段落。回來說馬勒第三，我對樂曲中的銅管樂很着迷，馬勒是啥意思我是不會去想的，我只琢磨那些讓人心潮澎湃的鼓號聲。

不過，關於馬勒所爲，也不是全然不想，我就總在想一個似乎是音樂之外的問題：他爲什麼那麼喜歡高頻的尖利聲響？這是一個老疑問，最早喜歡馬勒是因爲第五交響曲——同樣是尖利之聲不時呈現，感覺他酷愛高頻聲，不誇張地說，如果可能，我估摸着馬先生一定會讓大貝斯也發出尖利的鳴響。

前兩天和朋友喫飯，見到很久沒有面談過的音樂發燒友哥們兒，於是就請教了這位愛收集音樂資料的大神。結果有所釋然。

原來馬勒這個傢伙打小就在軍營邊生長，飽受各種軍號搓揉，甚至叮噹亂響的金屬之聲都無不習以爲常，估計應該是到了那種沒有小號高頻聲音敲打耳膜就睡不着覺的狀態，所以纔有對高頻音響的迷戀，纔有爛熟於心、腦的瞭解和運用自如，纔有交響樂中銅管樂聲音的無敵協奏。

大約這種環境促成了對銅管表現力的嫺熟演繹，但高頻音效並非對所有人來說都是美妙的，我就看到有樂評人和指揮坦言，尖厲聲音總有點“滋擾”之憾……但總體而言，我還是傾向慶幸“環境”成就的傑作。

一個人的直覺行爲，無論成敗可能都難以脫離環境的影子，就如專家所說，比如哈布瓦赫，即便環境不是人類行爲的決定因素，但對其可能性的範圍一定是有限制的。很多時候，這種無意識情形下積累的習性，顯然會在個體後來所作所爲——包括心理上的因素，甚至是理性行爲——刻上難以抹去的痕跡。

這種感性認知俺們古已有之，就像傳說的“孟母三遷”，無疑是過來人對環境之力的深刻感悟，也許沒有理論的高度，但必然是孟母深知自己怎麼着都擰不過環境的影響，或者說，苦口婆心的訓導，即便有所收穫，估計也會被惡劣環境衝擊的所剩無幾。所以，思想家才反覆叨叨：好的環境使壞人變成好人，而壞的環境則會將好人拽進壞人堆兒裏。

這種道理說起來婦孺皆知的樣子，遺憾的是，在實際生活中，人們通常的行爲（也許是普遍的）並不支持這樣的理性啓示，比如某個心靈大師，感悟了好些日子，然後高論說，閉門關窗就可以使自己的心靈得到淨化，似乎真的可以躲進小樓自成一統。

人是社會動物。如果不是對環境的介入、改變，比如說對公平秩序的維護，哪怕是膽怯地斥責一下不道德行爲，或是弱弱地對勇敢的人表示一下支持，僅憑一個人，或是一小撮人的孤守，我懷疑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修身養性。就像馬勒，躺牀上也會被軍營中的各種聲音洗腦——當然了，我們可以將之歸類爲好的因素，從而才能在今天享受到澎湃心緒的馬勒號角。

純粹的音樂是最難以言說的，或者它就是黑箱一樣的精神深處最本質的心緒波動，是超越理性、超越邏輯，甚至脫離世俗羈絆的“初心”。即便如此，它也擺脫不了現實環境的雕琢。

回到形而下的俗世生活，環境，作爲個性習慣、個性心理的塑形因素，必然和立基於上的慾望緊密勾連，倘若身處“壞”的環境之中，好人也會滋生出壞的傾向，而“壞人”根本就沒變好的理由，您又如何獨善其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