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p\u003E星期日週刊記者 韓小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毫無疑問，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麼問題來了：僅次於江蘇人、浙江人，上海的第三大移民是哪裏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答案是廣東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們在外跟人講上海話，但是在家裏卻講廣東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過年的時候,他們也喫竹筍燒肉,但是餐桌上更要緊的是油角、蘿蔔糕和“發財好事到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們從大老遠移居到上海，在這裏形成自成一體的小世界，很長一段時間裏保留了自己的語言、風俗和生活習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個羣體名人輩出，在商界叱吒風雲。比如上海灘上赫赫有名的四大百貨公司，都是廣東人創立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既有廣東菜，又有本幫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78歲的唐善祥和兒子唐大維在上海開了家飯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老先生的髮型和穿着一絲不苟，帶着幾分洋氣，談吐在老上海話、廣東話和英語間自由切換。點評上有網友評價：“老闆是個很有派頭的老先生”，“對客人特別客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飯店的菜單也很有意思：既有臘味煲仔飯、西洋菜白杏陳腎排骨湯等廣東菜，又有燻魚、醬鴨、櫻桃醬方等本幫菜，還有炸豬排、羅宋湯等經典海派西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都是平常阿拉自家屋裏廂喫的小菜。”對此，唐善祥解釋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之所以呈現出這樣融合的風格，似乎要從唐家的身世說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善祥祖籍廣東中山（原名香山），自從祖父這一代上世紀初來上海做桐油生意，到他這一輩已經是第三代移民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家世代經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父親做進出口生意，面向東南亞。叔叔則與潮州人合夥做珠寶生意，在南京東路、虹廟附近開了一家銀樓，名叫“慶福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拉屋裏老早最多的就是銀質挖耳勺，因爲開銀樓嘛，隨便啥人都送的。”唐善祥回憶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還記得，父親這一輩保留了不少家鄉廣東的習俗。“阿拉做貿易蠻噱頭的。”他說，“年初二叫‘開年’，老闆、夥計都要到店裏去，請人來舞獅，還要放炮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親和叔叔幫襯同鄉，請的僱員、夥計大都是廣東人。“都是人家託過來的。”唐善祥說，“不光有中山的，旁邊順德、番禹、佛山的都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由於經商環境風雲變幻，唐家還開過一家糖果廠，也是爲了那些廣東同鄉的生計着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拉做進出口生意辰光，下頭有交關（很多）廣東人學生意。”唐善祥說，“人家從廣東到上海，一直跟着阿拉，老親熱的，當自家人一樣。儂要是生意不做了，交關職工等於就失業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椰子糖是廣東特產，唐家把這門生意，倒是也做得有聲有色。所經營的利口福椰子糖，是許多老上海人熟悉的味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爲啥阿拉做的椰子糖，社會上蠻認可的？”唐善祥說，“因爲阿拉做法不一樣。人家是用椰子油做的。阿拉原料用的是進口新鮮椰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家對於喫這件事，素來頗有心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拉爸爸沒啥其他愛好，除了歡喜騎馬，就是研究哪能喫。”唐善祥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因爲在香港有親戚，父親定期能收到由香港名廚陳榮撰寫的《入廚三十年》，偷師粵菜的精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親擅於烹飪中餐，叔叔則主攻西餐、甜點。“蛋撻、糯米蛋糕、千層酥……做得來真是好喫！”唐善祥說，“爲啥會做西餐呢？因爲爸爸、叔叔跟外國的買辦老熟的，比方講蘇利文的買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兄弟倆珠聯璧合，常常在家裏招待賓客。幾十位客人，杯子搞錯怎麼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拉開銀樓就有方便地方。打只銀的雞心，上頭標好數字，1到50，插在杯子上，不會搞錯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善祥把父親和叔叔的廚藝傳承下來，不過到了兒子唐大維這一輩，似乎要“失傳”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三年前父子倆開起了飯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再不開飯店，下趟這些味道要喫不到了。”唐大維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專爲廣東人服務的食品店應運而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飯店取名爲“大勝衚衕”。這是靜安華山路上一條真實的弄堂，也是唐家曾經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在此之前，和許多廣東移民一樣，唐家剛來上海的時候，最初在虹口落腳，住在橫浜橋附近、四川北路上的福德里。1941年，唐善祥就出生在那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隨着生意越做越大，唐家搬到了上海西區。“因爲阿拉銀樓開在南京路上。再加上西區當時是英租界、法租界，發展老現代化的，跟虹口有交關不一樣。”唐善祥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家十六口人先在靜安寺住了一陣，隨後搬入大勝衚衕。房屋爲三層磚木結構的新式里弄，當時是法租界的高級住宅區，鄰居多爲買辦、商人、醫生、律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時像唐家這樣從虹口搬到租界的廣東人並不在少數。隨着廣東人的“遷徙”，一些專門爲廣東人服務的食品店在西區應運而生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記得以前靜安寺附近有兩爿‘廣東店’。”唐善祥說，“一爿在華山路上，叫‘民生’，還有一爿在南京西路上，叫‘公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廣東人煲湯喜歡放些藥材，這些店裏有煲湯用的黃芪、黨蔘、枸杞、芡實、冬蟲夏草；有賣鮑參翅肚乾貝等珍貴海味，也有魷魚乾、墨魚乾、蠔幹、廣東鹹魚、乾魚籽等家常海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店門口通常有一個攤檔，賣鰣魚、鮰魚、青島明蝦、生蠔、銅盆魚等廣東人愛喫的海鮮，旁邊賣燒臘滷味，有叉燒、油雞、白斬雞、燒肉、燒鴨、燒鵝、乳豬、門腔等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善祥小時候在協進小學讀書。他記得每次傭人李媽接他放學，路過民生，會喊一聲相熟的斬燒鴨的夥計：“阿周啊，有物事（好喫的）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夥計就大方利索地斬一塊叉燒送給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廣東人爲什麼會來上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原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宋鑽友出生在上海，父親是山東蓬萊人，母親是浙江紹興人。但從1993年開始，他卻花了十餘年時間潛心研究旅滬廣東人，並出版了《廣東人在上海》一書，在學術圈裏有“宋廣東”之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實上，他與廣東人的緣分自少年時期便已結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7年，年少的宋鑽友跟隨父母搬入新昌路、鳳陽路西首的祥康裏。弄堂裏的人來自天南地北，其中，廣東人特別多，且大都有些來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們的語言、風俗和生活習慣跟江浙一帶移民差異很大，這些特別吸引我。”宋鑽友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比如，再冷的天也有人穿厚厚的木屐。走在弄堂裏，人沒到，聲音從老遠就傳過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每到一定的時候，總有小販騎着自行車到弄堂裏來，車後面馱着一個很大的木桶。他們一吆喝，就有廣東人下來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小時候很好奇：桶裏到底裝的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宋鑽友說，“後來才曉得，小販知道我們弄堂裏廣東人多，是來賣涼粉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弄堂裏的廣東產婦生孩子，會從虹口請一個接生婆過來。“因爲廣東人堅持講廣東話，假使請一個江浙的彩婆，沒法溝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最讓人眼饞的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廣東鄰居總能收到親戚從香港源源不斷寄來的豬油、花生。“豬油裝在長方形的大鐵罐裏，滿滿一大罐，夠喫一個月。”宋鑽友回憶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每到月半的時候，郵遞員騎着自行車就來了，車兜裏裝着郵包單。寄錢的也有，領到僑匯券，可以到僑匯商店去買東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偶爾去廣東鄰居家串門，從牆上的掛件或者照片中，可以領略到嶺南風光和海外風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外，弄堂裏還流傳着一些廣東人早年如何發家致富的“傳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所有這一切都讓年少的宋鑽友感到好奇：“爲什麼廣東人會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到上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們講的是‘鳥語’，在上海人不是很多，在政界也沒有靠山，但爲什麼他們可以在商界、文化界發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見過的廣東人，幾乎沒有一家是沒有海外關係的。可能在中國除了福建人之外，廣東人的海外關係是最多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廣東人和外面世界的聯繫從來沒有斷過，內心世界和我們不一樣，這個非常有意思。我很想走進他們的世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宋鑽友看來，廣東人旅居上海，是在近代粵民大規模向外遷徙的大背景下出現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上海1843年開埠後，作爲一個貿易港口，自1850年代起迅速取代廣州，成爲中國的內外貿易中心。在此後的一百年間，廣東人向上海的遷徙基本沒有停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爲上海移民中極其重要的一支，廣東人的數量僅次於江蘇人、浙江人，排名第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早在1857年，上海已有廣東人數萬。到1935年，在上海的廣東人達到最高峯，有12萬人之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來滬的廣東人不少是投資移民，投資領域分佈在紡織業、菸草工業、機器業、食品工業、麪粉工業、金融業、環球百貨業、小百貨業、餐飲業、娛樂等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上海灘上大名鼎鼎的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貨公司，都是廣東中山人創辦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粵商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開展上海與華南、香港、南洋以及歐美各國的貿易，成爲聯結上海與上述各地市場的橋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廣東人眼裏，省港在一個生活圈裏。從香港到南洋去又非常方便。”宋鑽友說，“所以在晚清、民國時期，對廣東人來說，華南、香港、南洋是連在一起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少來滬的廣東商人有在海外打拼的經歷，他們心中往往裝着兩個市場——產品既要滿足本國市場，又要出口到南洋。要出口就要滿足國際標準，追求品牌的高質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追求卓越是旅滬粵商最鮮明的品格。可以說，廣東移民參與構建了上海的城市精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每週六，到虹口唱粵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正如唐善祥一家初來上海時落腳虹口，說到廣東移民，虹口是一個繞不開的地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近代上海雖然湧入了數百萬來自國內外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移民，卻沒有社區林立的現象。但廣東人也許是個例外。”宋鑽友說，“全盛時期，虹口的粵民在4-5萬人之間。南市小東門一帶還聚居了一批潮州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早在19世紀70年代，《申報》上就有粵人集居虹口的報道。到上世紀30年代，虹口已被公認爲廣東人的社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粵人社區南至天潼路，北至橫浜橋。同鄉組織但凡有公告，都張貼在天潼路附近的三元宮和橫浜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北四川路上的餘慶坊、永安裏，武昌路上的南北仁智裏，海寧路上的同昌裏、德興裏等等，都曾是廣東人集居的弄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宋鑽友分析，廣東移民之所以會聚集在虹口，是因爲不少廣東人在船廠或倉棧工作，這些工廠大都設在蘇州河北岸黃浦江的西側，離虹口很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另外，虹口有些房產就是廣東老闆造的。爲了收租方便，大量向同鄉出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直到現在，虹口依然留有不少廣東移民的痕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比如海倫路上的四川北路街道文化活動中心，有一支華南粵樂隊。每週六下午雷打不動，有一羣老人家從莘莊、寶山、彭浦、普陀等上海的四面八方聚集到這裏唱粵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拉劇團成立於1995年。不過如果要追尋到以前，虹口的業餘劇團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了。老早杏花樓、新雅的大菜師傅、點心師傅都在阿拉此地唱粵劇。”81歲的隊長卓汝平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裏臺上唱戲的和臺下聽戲的，大都是上海的第一、二代廣東移民，“年紀輕”的六十多歲，年紀大的九十多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拉老早都住在這一帶，後來拆遷分散到各地，但是阿拉根還在此地。”卓汝平說，“街道提供了場地，所以阿拉每個禮拜回到此地白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卓汝平的父親是廣東中山人，在德興洋行的倉庫開電梯；母親是廣東南海人，在生產雙妹花露水的廣生行打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自從父母這一輩來到上海，卓汝平從小生活在唐家最初落腳的福德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拉弄堂裏多數是廣東人，所以弄堂裏廂都講廣東言話。”她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弄堂裏有傳授武術的精武體育會，她小時候常去強身健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幼兒園到高三，卓汝平讀的是離家不遠的粵東中學（原爲“廣肇公學”）。學校裏從老師到學生，均以廣東人爲主。廣東話成爲“通行語言”，就連班級裏的上海同學也都聽得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上世紀50年代末，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影片《青春的園地》、《女籃五號》要發行到東南亞，來學校裏挑選配音小演員，卓汝平還被選去爲電影的粵語版配過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89歲的區玉英素有粵劇“上海小明星”之稱。她出生在上海，然而出生第五天，就因爲戰亂被父母帶回家鄉廣東順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等到她7歲的時候，一家人又重新返滬，在吳淞路天潼路附近、上海大廈對面的弄堂裏落腳。父親在廣東人開的南洋菸草公司打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她還記得，過去的武昌路好似一條廣東街，迎面走來的路人，講的都是廣東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海寧路也是。”卓汝平補充說，“還有河南北路、彭澤路、塘沽路交界的‘鐵馬路菜場’，裏廂全是廣東人，專門有賣廣東人歡喜喫的小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賣小菜的即使不是廣東人，也聽得懂廣東言話，甚至會用廣東言話回答儂。”區玉英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廣東人來到上海，爲粵劇的北上演出和傳播提供了機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批粵劇名伶來上海獻演。粵劇演出舞臺大都建在虹口，比如北四川路上的廣舞臺、廣東大戲院（現爲羣衆影劇院）等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與此同時，旅滬粵民也自發地組織了一批業餘粵劇組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比如成立於1925年的永安樂社隸屬於永安公司，是上海最早的業餘粵劇組織之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永安公司的總經理郭琳爽是廣東中山人，也是上海灘上知名的粵劇票友。據說凡是有郭琳爽主演的劇目，票價有時比梅蘭芳的戲還要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0年，當時19歲的區玉英在永安三廠當紡織女工，被選去參加永安樂社，和老闆郭琳爽一起登臺義演，唱了《王寶釧》等四齣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她還記得老闆講話“中山口音蠻重呃，聽起來蠻喫力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保留的廣東味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廣東人出了名的愛喫，不管是住在上海哪個區的“老廣東”，說起喫來，總是津津樂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拉叫上海人的湯是‘三滾兩滾湯’，五分鐘十分鐘就燒好了。阿拉要燒一兩個鐘頭的。”卓汝平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現在她去廣州探親，會從四川路上的新海食品店買些火腿、鴨胗肝，送給親戚煲湯。她自己則從廣州帶些菜乾、劍花回來煲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些廣東人愛喫的蔬菜，在上海很難買到。“比方講，上海的絲瓜是圓的。廣東絲瓜小小的，是六角形的。”區玉英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老房拆遷後，她住在彭浦，在家附近的菜場裏找到一個老闆，爲她“特供”西洋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西洋菜前頭嫩的地方汆湯喫，燒西洋菜牛肉湯。比較老的煲西洋菜骨頭湯。滾好以後慢慢叫（慢慢地）篤，要燒兩個鐘頭以上，阿拉還要擺兩個蜜棗下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區玉英有好幾個拿手的煲湯方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拉廣東人歡喜買豬肺，焯水後放南北杏，再擺兩個蜜棗，燒豬肺湯，止咳潤肺。——阿拉廣東人就是花頭精透呀，饞癆（嘴饞）嘛不講饞癆，講養生，講得好聽唻。”她開玩笑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還有我歡喜素湯。有種湯阿拉叫‘三姑六婆湯’，蘑菇香菇雞腿菇，統統買回來燒只湯，再擺點山藥，差不多好的時候再擺點枸杞。這種鮮味特別純粹，儂試試看，真的蠻好喫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勝衚衕”有一道需要提前預定的“發財好事到手”——髮菜蠔豉燜豬手，這是唐家過年時討口彩的一道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區玉英和卓汝平家裏的年夜飯餐桌上，也保留了一些廣東特色菜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拉年三十要做餃子——不是水餃，油裏騰的，裏廂擺花生、芝麻，甜的。”區玉英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過年阿拉要做蘿蔔糕，討口彩，‘步步高’。”卓汝平說，“自己做的比茶餐廳裏好喫，擺的東西多，有臘肉、香腸、開洋、乾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就像如今上海的寧波移民、蘇北移民過年有時懶得花功夫包湯圓、炸肉圓一樣，“老廣東”也沒有往年那麼興師動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儂曉得，現在上海嘛都是男人買汏燒。”區玉英說，“阿拉女婿安徽人，頭兩年還肯弄弄，到底太麻煩，現在是不肯做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各地移民在上海的融合，體現在了年夜飯的餐桌上。“在上海，阿拉也‘變種’了，水筍燒肉也喫的。”區玉英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種融合與變化，也體現在了語言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講句難聽的，在上海唱粵劇，阿拉是末代了。”區玉英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卓汝平說：“阿拉屋裏廂，兒子都講廣東言話，但是伊拉不歡喜唱廣東戲，粵語歌曲倒是會唱的，比方講譚詠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到孫子這一輩，廣東言話會聽，講有點洋涇浜。”她說，“現在阿拉屋裏經常講半句廣東言話，半句上海言話，有辰光再來句普通話，也不曉得哪能轉（換）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遷徙到上海的廣東移民，對於家鄉有着很強的身份認同。不過隨着時間的流逝，上海也慢慢在他們身上留下了印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2016年回到上海前，唐善祥和唐大維父子曾有一段移居香港二十多年的經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大維說：“在上海，對廣東人的身份認同更強；在香港，對上海人的身份認同更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香港的那些年裏，有時候，他們會想念上海的薺菜餛飩。可惜香港薺菜難覓，且不是野生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唐善祥想到了一個辦法：“用西洋菜來代替，包餛飩倒是不比薺菜差。”參考資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宋鑽友，《廣東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張元章，《香山人推動上海崛起》，《珠海特區報》，2010年8月15日08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謝江珊，《粵商在上海：“廣東精神”創造商業奇蹟》，《時代週報》，2017年11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管鑫傑，《上海的業餘粵劇組織》，《南國紅豆》，2017年第05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來源：新聞晨報 作者：韓小妮\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5792099213574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