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81385b14a534a6e823c28096a858e74\" img_width=\"480\" img_height=\"619\" alt=\"一件冤案引發朝廷和地方督撫在司法權上的角力\"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青年曆史學者鄭小悠去歲贈我她的一本著作《年羹堯之死》，讀完後心中感想頗多，本想掇拾成文，後因瑣事擱下。近期又以新作《清代的案與刑》（山西人民出版社）見賜。讀後對作者剖析史料、寫作角度的切入很是欽佩，其從對刑事個案如何演繹成重大政治事件的分析，以觀察政風、制度之演變，給我啓發良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書中一篇《內輕外重，事已積成：光緒年間的河南鎮平王樹文頂兇案》，從這件駭人聽聞的冤案由地方縣、府、省到朝廷刑部一波三折、翻來覆去的昭雪過程，很精彩地顯現在清咸豐、同治年間以湘淮係爲代表的地方政治勢力崛起而對中央權威產生衝擊的政治生態。此案中央和地方圍繞司法權的角力尤其值得關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平反此冤案中而博得美名的律法專家、刑部員外郎趙舒翹自此進入升職快車道，後官至刑部尚書、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成爲慈禧太后最爲倚重的漢大臣之一。庚子事變後，避難西安的太后在八國聯軍的強烈要求下，不得不下令趙舒翹自盡。當時清廷朝野人士認爲趙之被處死，實在冤枉，太后心裏亦明白這個道理。但他不得不做替罪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位專家高官的人生悲劇，或許是清末仍忠於朝廷的士人精英命運的寫照，也兆示了清帝國必將快速覆亡的命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王樹文頂兇案本是一件很普通的刑事案。光緒五年（1879）一股強盜搶掠了河南鎮平縣的富戶，離家出走的天真少年王樹文不明就裏讓強盜團伙誘騙給其看管贓物。後來一干強盜包括倒黴的王樹文被地方官府捕獲，參與作案的大盜胡體洝買通衙門的差役，偷樑換柱，在文書上由王樹文頂替胡體洝。真的胡體洝被釋放，頂着“胡體洝”之名的王樹文被判處死刑，將要開刀問斬。王樹文臨刑前喊冤，斬首暫停。此案通過河南籍官員傳到朝廷，一些科道官（即專司監察之責的御史、給事中）上疏到御前，要求重新審理此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皇帝下旨由河南巡撫李鶴年、河道總督梅啓照共同複查此案。清代朝廷對官員考覈非常嚴格，特別是錯案一旦被翻過來，上上下下許多官員將受到嚴懲。維護本轄區內的官員就等於維護自己，這幾乎是地方督撫的本能選擇，一個地方的官場上下結成同盟是必然的。李鶴年、梅啓超仍然維持原判，即認定王樹文並非是頂替真兇。朝廷的科道官爲之譁然，仍不依不饒上疏，於是皇帝再指派刑部直接審查此案。此時，案子已拖到了光緒八年九月。趙舒翹是西安人，生長於寒素之家。同治十三年（1874）中進士，時年二十八歲。由刑部任提牢廳主事起步，歷直隸司主事，八年間做到了員外郎。他和幾位業務精湛的同事接手後，很快就察辨出此案的種種破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翻案的過程是非常艱難的，這些刑部的律法專家面對的是官場遊走多年、在朝廷和地方勢力盤根錯節的封疆大吏。在主管監察的“友軍”都察院助力下，借用輿論的力量，最終祭出政治大殺器，王樹文才得以洗冤，真犯得以伏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個政治大殺器即朝廷的權威至高無上。刑部在給皇上的上疏中如此參劾李鶴年：“長外省草芥人命之風猶小，啓疆臣欺罔朝廷之漸，其罪實大。現在諸事內輕外重，事已積成，尚未有如斯之明目張膽、護過飾非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鄭小悠將這段話視爲“誅心之論”，但在中央集權的專制時代，這種上升到政治高度的話術是很管用的，也是實話實說。對維護朝廷的權威而言，草民之性命確實是“小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趙舒翹平反此冤案中出力甚大，他堅持己見，敢於公開頂撞十分關照自己的刑部尚書潘祖蔭。潘祖蔭和地方實力派交情頗深，他曾以奏摺中“天下一日不可無湖南，湖南一日不可無左宗棠”打動了咸豐帝，使左宗棠不但洗掉“劣幕”之罪，且從此被委以重任，飛黃騰達。他還是奉旨複查此案的主審官之一梅啓照的會試同年（咸豐二年恩科），因此曾一度想壓下此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觀察分析此案，放在清末的整政治大背景下，更能看出其反射出的複雜光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太平天國起事以前，清帝國是高度的中央集權，人事、軍事、財稅、司法大權由朝廷把持，質言之是操於皇帝之手，地方大員無非是奉旨照章辦差而已。洪楊起於嶺南，很快席捲中國南方，清廷的八旗、綠營已不堪用，湘軍應勢而起，踵其武者爲從湘軍分出來的淮軍。戰事日久，爲支撐搖搖欲墜的政權，皇帝不得不賦予地方督撫大員便宜從事的大權。於是，朝廷的權力逐漸被地方大員侵奪。人事權方面是督撫對官員的保舉權增大，自己轄區委派差使更不需要上報朝廷；軍事方面則是自己招兵練勇，將士對統帥有人身依附關係，而非爲朝廷作戰；財稅方面則是自己設釐卡收稅；司法方面便是因戰時狀態的“嚴打”，對案犯有“就地正法”之權。此前，清廷對死刑犯的執行是非常審慎的，全國各地判處的死刑案件，最終要彙總到刑部，由刑部秋審處複覈，覈准後才能執行死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湘軍的締造者曾國藩即是大規模的“就地正法”開啓者。咸豐二年底，丁憂在家的曾國藩奉旨出山，到長沙任團練大臣。曾氏設“審案局”，以亂世用重典爲由，對一些涉嫌謀反、搶掠的重大犯罪行爲，審理過後，取得口供，請王命旗牌對案犯即可處死，毋庸上報朝廷。一位有秀才資格的林明光也因人誣告通匪被曾國藩殺頭，事先他沒有照規定通報省學政褫奪其功名。此事惹得湖南學政劉昆大怒，認爲曾國藩越權，上告到撫臺。曾亦被坊間贈以“曾剃頭”之惡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此，刑部的死刑覈准權名存實亡，地方官濫用權力，草芥人命，造成冤獄遍地。到光緒初年，局勢稍見太平，刑部一直努力要將死刑覈准權收回朝廷，但遇到地方督撫的拖延抵制。此案即是一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鶴年、梅啓超二人雖非湘、淮籍，且皆起家於翰林，但他倆和湘淮系的關係頗深。李鶴年在咸豐初年任御史時，奏舉重用曾國藩。其外放做地方官的生涯，大半在中原度過。在河南平捻時，他募集兩軍人馬約兩萬餘人，一爲毅軍，由宋慶統領。一爲嵩武軍，由張曜統領。宋慶和張曜後來成爲左宗棠平定西北、規復新疆的兩員大將。梅啓照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曾國藩的得力門生和重要幕僚，是曾國藩一手培養成長的大員。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張汶祥刺死後，梅啓照是“刺馬案”的主審官之一。當時許多人認爲湘軍繫有重大嫌疑，因爲湘軍攻佔天京後，兩江一直是湘系的勢力範圍，朝廷派山東籍的馬新貽總督兩江，就是要遏制湘系勢力。不過“刺馬案”最終糊里糊塗結案，以張汶祥被凌遲處死了結，並未牽涉其他人。畢竟，在那時候朝廷還需繼續仰仗湘軍。曾國藩臨死前的遺疏，即由梅啓照親抄代陳，因此梅在挽曾國藩的聯中曰：“廿六載門牆回首，代陳遺疏劇悲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鶴年這樣長期在軍旅之中的地方督撫，養成了殺伐決斷之氣魄，時人對李鴻章“翰林變綠林”之誚，用在李鶴年身上也恰當，他是地方督撫飛揚跋扈的代表。比王樹文案早幾年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也是刑事案件政治化的一例，被朝廷用來打壓湘淮係爲代表的地方督撫勢力。曾誅殺太監安德海的丁寶楨時任四川總督，他對刑部尚書說，此案如果要翻，將來就沒有人敢做地方官。——這是當時諸多地方大員的心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說清朝同、光年間清朝政治真的是督撫坐大，內輕外重，是言過其實。只是比起乾綱獨斷、說一不二的雍正、乾隆皇帝，君權有所下降，但根本上清廷還是守住了中央集權的底線，對地方督撫的權力用各種方式收回來或做限制。王樹文案被翻，製造冤案的衆多官員受到了處罰，即說明在司法權層面，朝廷並非一味退守。只是這一次反擊，贏得不是那麼漂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邱濤在其專著《鹹同年間清廷與湘淮集團權力格局之變遷》（北師大出版社 2010年6月第一版）中詳細論述了清廷對地方權利集團的成功反制。他說：\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雖然自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湘軍集團崛起後，直到北洋集團，確實對清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生了巨大沖擊，但是，清中央政府採取了較爲有效的應對措施，使得清廷在有所分權的情況下，仍在較大程度和較大範圍內維持了自身控制力，並未出現地方政府極大分權、中央政府控制力極大減弱的情況，晚清時期並未形成地方勢力“尾大不掉”的局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實上，整個晚清時期中央和地方權力鬥爭始終是處於互有攻守、波浪式前進的過程。總體而言，清王朝高度集權的專制統治確實受到了衝擊。但是，清最高統治集團通過各種手段，基本維持了中央權重的局面，並未出現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內輕外重的嚴重局面。\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我以爲邱先生的判斷，是精當的。\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5566174333043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