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公民德性與倫理德性：\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關懷倫理學的一種啓示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公民德性與倫理德性之間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是“古今之爭”在現代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體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迴歸“文化”“人”與重塑紮根理論（ET）\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緬甸高地到霍桑實驗的“尋根”路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紮根理論（GT）是在借鑑“改造”人類學領域田野工作與民族誌文本書寫等範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研究方法，並很快適用於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成爲相當重要的學術工具。

"\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TmdX8EHGOHsrH\" img_width=\"800\" img_height=\"800\" alt=\"《學術月刊》2019年第7期目錄及摘要\" inline=\"0\"\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liUbp8E6cw0W\"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316\" alt=\"《學術月刊》2019年第7期目錄及摘要\" inline=\"0\"\u003E\u003Cp\u003E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管主辦\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liUcE3x9Foqt\" img_width=\"615\" img_height=\"847\" alt=\"《學術月刊》2019年第7期目錄及摘要\" inline=\"0\"\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liUcYEbCZfkJ\"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1527\" alt=\"《學術月刊》2019年第7期目錄及摘要\" inline=\"0\"\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係本體論與所與-所識二肢認知\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廣松涉《存在與意義》解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在存在論和認識論上，現代思想史有一個從實體主義物象論向關係主義事的世界觀的根本性轉換。康德、 馬赫、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都是將人們日常經驗中的物象錯誤歸基到以關係爲第一性的事的世界觀，當代自然科學方法論，特別是愛因斯坦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科學進展也進一步確證了這種關係存在論。由此，傳統認識論中的“主體與客體” 二元構架，就被“顯相的所與和意義的所識”“能知的何人與能識的某人” 之四肢構造的認知模式所取代。這種新的認識論觀念恰恰離我們東方式的整合體知論更近一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廣松涉；《存在與意義》；認識論；所與和所識；四肢哲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張一兵，南京大學特聘教授，哲學系教授（江蘇南京210093）。\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回應“錢穆之問”\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儒家生生倫理學對天人合一問題的再思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天人合一首先是道德踐行意義上的。因爲道德根據來源於上天，所以人成就道德後，也就達到了與天合一的境界。此外，天人合一還有道德存有的意義。在這種意義上，道德之心可以創生存有，一旦完成 了這項工作，因爲有悠久的天論傳統，人往往通過自我投射，將自己的創生歸給上天，從而有一種與天爲一 的感受。在這兩種意義的天人合一中，道德無相都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做到了無相，才能真正體會到與天的合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當去除強意義的天人合一，將天人合一主要置於弱意義之上。這種意義的 天人合一將是今後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錢穆之問；天人合一；道德踐行；道德存有；道德無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楊澤波，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上海 200433）。\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公民德性與倫理德性：\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關懷倫理學的一種啓示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公民德性與倫理德性之間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是“古今之爭”在現代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體現。對這個問題的爭論，自由主義與其批評者已陷入僵局。自由主義捍衛個人自主，它主張在公共生活中公民德性應該獨立於倫理德性。而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認爲，從德性之構成上看，公民德性是建基在倫理德性之上的，它不能獨立存在；並且從實踐層面講，公民德性的維持依賴於倫理德性的增援，是公民德性得以在現實中付諸實踐的知性源泉。自由主義的困難在於，它難以回應公民德性如何在行爲者的心靈中以一種區分於倫理德性的方式被踐行。而自由主義的批評者的困難在於，它難以回應在多元現狀下特殊的倫理德性如何被辯護，以及這種倫理德性如何不會蛻變爲強制。關懷倫理學有望呈現這樣一種公民關係，它的要求比自由主義的公民德 性更強，但比徹底將公民生活建基於某種倫理德性的主張更弱。這或許有助於克服自由主義及其批評者的理 論困境，在實踐上使現代西方公共生活更加葆有生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公民德性；倫理德性；自由主義；關懷倫理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陳雅文，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廣東深圳 5\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4\"\u003E180\u003C\u002Fi\u003E60）。\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房價、土地收益與宏觀經濟運行\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外比較的視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基於國外房價快速上漲的最新研究文獻，通過對美國與歐洲等十餘個發達國家自\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188\u003C\u002Fi\u003E0−2010年間 房價變動規律的描述，從供給和需求角度討論房價變動與建築成本變動、土地價格變動之間的關係，可得出結論：房價快速上升並不存在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全過程，而是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之後的現象。房價快 速上升的背後是產業和人口在少數明星城市集聚的結果，體現了現代高科技產業、互聯網通信產業以及金融 等現代服務產業在大都市集聚能夠帶來更大效率提升的特徵。住房不僅具有滿足人們消費需求的功能，還具有滿足人們長期投資和短期投機需求的功能。結合中國自\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4\"\u003E199\u003C\u002Fi\u003E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來一、二、三、四線城市 房價波動的數據，以及中外城市房價上漲與土地收益之間的關係，可揭示出中國房價上漲的內在機制：房價上漲導致的土地收益增加影響中國經濟的結構效應和收入分配效應，同時房價上漲對中國實體經濟增長帶來 了“擠入”“擠出”效應和金融風險的集聚。必須在短期和長期兩個維度上實施房地產市場理性發展的對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房價波動；土地收益；宏觀經濟；房地產市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袁揚舟，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系博士研究生；袁志剛，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上海 200433）。\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代際革命與農民的城市權利\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基於代際分別和城市權利視角，通過利用全國性調查數據對比分析農二代與農一代經濟社會行爲特徵的革命性變化，可揭示出農二代回不去、也不會回的基本事實。農二代在進入城市、就業與收入、居住、基本保障、社會融入和子女受教育等方面存在困境，因而具有強烈的對城市權利的訴求。如果繼續將農二代當作“城市過客”或以他者視角“賜予”他們權利，忽略農民工城市權利的主體性，中國的轉型將付出 巨大代價，必須真正向農民開放城市權利，重點是農二代的體面居住權和農三代的平等教育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農二代；代際革命；城市權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紀競垚，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38）；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 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流通產業市場治理結構的理論分析\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產業運行的市場治理主要是指交易過程中以契約、成本和價格等爲核心的市場調節，屬於基礎經 濟理論層級上的治理結構；當市場治理面臨競爭和壟斷時，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產業規制；當我們將流通領域作爲一個獨立產業部門對待時，\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較少對流通產業進行規制以及流通產業競爭充分的事實，使大部分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爲流通產業的市場治理可以不包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產業規制。據此，需要研究的問題是：流通產業的市場治理通常呈現何種格局，與第一和第二產業比較，流通產業市場治理結構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發生變動，這些變動要不要包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產業規制，這些變動以什麼樣的形式與競爭和壟斷相聯繫，等等。因此，有必要研究和探討流通產業市場治理的特定圖景，流通領域的契約類型、契約聯結方式以及契約執行等市場性制度安排，\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產業規制和廠商行爲對市場治理結構變動的影響，流通產業市場治理及其結構變動究竟需不需要\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產業規制等問題。在此基礎上，可望對流通產業市場治理結構展開一般性描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流通產業；市場治理結構；契約聯結；\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產業規制；制度安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程豔，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社會關係模式建構：社區、主權國家與全球化視角\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關於相互交流與相互隔膜社會模式的思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當今世界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水平和物質文明程度，也面臨有前所未有的環境生態壓力、戰 爭和暴力、不平等加劇的挑戰；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前所未有地容易和前所未有地頻繁，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也前所未有地淡漠和脆弱。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重新審視全球化下的社會改革和創新問題，必須從深 層次認識社會的價值和意義。健康的社會必定具備精神、政治、經濟三個方面的特質，三者缺一不可，只要 有一個方面出現問題，都會侵蝕其基礎，最終走向衰落。理想的社會應當是：利益格局越合理，公共活動空 間越大，社會空間廣闊，人類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便利，越來越自覺，越來越直接，越來 越貼近生活，越來越自由，社會從此也就越人性化。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得以實現的社會基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全球化；社會關係模式；健康社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丁元竹，中共中央黨校\u002F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迴歸“文化”“人”與重塑紮根理論（ET）\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緬甸高地到霍桑實驗的“尋根”路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紮根理論（GT）是在借鑑“改造”人類學領域田野工作與民族誌文本書寫等範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研究方法，並很快適用於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成爲相當重要的學術工具。它的重要意義在於有了“理論”發現，從而改變了早期人類學研究領域“無理論”的傳統。然而，紮根理論（GT）範疇下的“民族誌數據”似乎過度依賴量化分析，相當程度上削弱甚至放棄了文化的價值觀與人的出發點終 極性。其實，最早借鑑人類學並提煉理論成果的是20世紀30年代左右管理學領域著名“霍桑實驗”，梅奧與合作者人類學家沃納鮮明地提出了以“人”爲本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極端重要性。同時，人類學領域自身也 早在20世紀40年代左右，自覺開啓了對於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探索，居首位的是英國人類學家利奇及其提 出的社會制度“鐘擺”模式，始終強調“文化情境”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終極目標。“霍桑實驗”與“鐘擺” 模式都蘊含了當下新政治人類學範式下紮根理論（ET）的質的規定性，是迴歸“文化”“人”並重塑紮根 理論（ET）的邏輯原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紮根理論（GT）；紮根理論（ET）；民族誌；霍桑實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陶慶，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上海 200234）；牛瀟蒙，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碩士 研究生（上海 200234）。\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論民法典物權編中居住權的若干問題\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居住權屬於用益物權，也是具有人身屬性的人役權。民法典物權編擬增加地役權制度回應社會的現實需求，值得肯定，租賃制度無法替代其制度功能。設立居住權能夠完善住房保障體系，提升房屋的利用效率，有助於應對老齡化的挑戰、保障拆遷安置住戶的居住權益以及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家庭成員的居住權，實現“住有所屋”的目標。民法典物權編草案（二審稿）準確界定了居住權的人役權屬性，但相關規則過度地受到傳統人役權的影響和限制，尤其是將居住權的設定限定爲無償，從而使該制度的作用被削弱。因此，有必要突破傳統人役權的界限，對該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造和重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民法典物權編；居住權；人役權；無償設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從用益權到居住權：羅馬法人役權的流變史\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羅馬法中人役權包括用益權、使用權和居住權。用益權是一種權利分化工具，與虛空所有權對應使用，起源於與遺產繼承相關的提供生活扶助的社會需求，允許針對死者財產中一切物品設立用益權，未在用益權客體中排除消耗物，並由此創設了準用益權以調和理論與實踐的矛盾。使用權與居住權以用益權爲藍本，權能範圍遞減。使用權與用益權的理想邊界是使用權人不能收取孳息這一質的區別，但現實邊界轉變爲收取多少孳息的量的差別。作爲真實生活需求的居住權被等同於使用權或被解釋爲用益權，優士丁尼頒佈居住權諭令使居住權獨立化，並賦予了居住權人出租房屋的權利。三種權利的演進過程並非理論推演的結果， 而是滿足現實生活需求的產物，體現了羅馬法更重視制度功能而非形式邏輯的底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用益權；居住權；人役權；使用權；羅馬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汪洋\u003C\u002Fi\u003E，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084）。\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於“丁酉異夢”的互文性考辨\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丁酉異夢”是研究洪秀全及太平天國拜上帝教最關鍵的歷史事件之一，而關於此“異夢”的文本解釋以及圍繞“異夢”的各種通靈事件是進入其宗教核心意識的不二法門。本文以互文性對話爲理論基礎，從文本的對話、主體的對話和文化的對話三方面，考辨關於“丁酉異夢”的不同文本如何在三重對話的互文影響下呈現出人物主體身份觀、與此身份觀相應的洪氏救贖論以及太平天國權力架構體系。從更深層次來講，正是洪秀全等人關於皇權和家族羣體性的本土意識決定了其對基督教文本的誤讀，並由此形成特殊的神學思想和宗教實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洪秀全；太平天國；丁酉異夢；互文性；身份觀；本土意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褚瀟白，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 200241）。\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爲大後方文學中心意象的“路”與現代“國家共同感”的發生\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大後方文學對以公路爲主體的交通方式的想象和書寫，使“路”成爲此期文學鮮明的中心意象，在抗戰時期中國“國家共同感”的生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路”的聯結性功能，不僅把“現代中國”聯結成了一個統一的空間整體，還通過這種空間同一性打通了古代和現代的時間斷裂，發明了“現代中國”自身的歷史同一性。普通民衆也在修築和維護道路等活動中，從匿名的農民變成了崇高的現代“國民”，完成了“民衆的發現”，使中國的抗戰獲得了人類學的偉大意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抗日戰爭；大後方文學；路；國家共同感；現代性；人類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段從學，西南交通大學中文系教授（四川成都 61\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175\u003C\u002Fi\u003E6）。\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忠貞”的悖論：丁玲的烈女\u002F烈士認同與革命時代的性別政治\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丁玲動盪曲折的一生，堪稱 20 世紀中國文學與革命政治最生動的映照。在最後的遺作中，丁玲所回憶的那些歷史上的“忠臣烈女”的故事，已成爲她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並終將纏繞她的一生。對新女性來說，“忠貞”與其說是一種否定，不如說是一種解放。丁玲在禮教意義上拒絕烈女，在政治意義上認同烈女，在一種矛盾而不自覺的雙重態度中，最終走向現代的烈士崇拜。在新的意義上，女烈士既是對烈女的超克，也是對烈女無法完全的超克。頌揚烈女不朽的故事，是建立在必死的基礎上的。雖然高下不同，頌揚烈女\u002F烈士的生產機制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丁玲；革命；忠貞；性別政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符傑祥，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上海 200240）。\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族以人重：明清之際魏塘錢氏的家族網絡與政治變動\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晚明江南地方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地方上勢家大族起了很多積極作用。通過這些大族地方生活的軌跡，可以知曉其最重要的姻親網絡及核心家族間的鏈接關係。在浙江嘉善縣，堪稱權勢階層主流的錢氏等家族，對國家保持着高度忠誠，沒有在地方上發展爲壟斷州縣行政的“宗族社會”。在清兵南下後，這些大族的變化與家族成員的人生遭際，呈現出比較複雜的樣態，也折射出王朝統治變化進程中地方的政治脈動和士人的家國情懷。從錢氏族人的生死往事、已逝的生活世界，可以探求和理解明清之際士人生活的狀態及其生存之道，他們處於交互編織的網絡中，既包括社會身份，也包括本土秩序，形塑了地方社會形態，影響了地方歷史的主流變化。錢家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已構造出了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豐富的家族遺產、接近一致的信仰以及大族共有的文化氛圍。在以親屬關係爲基礎的社會結構中，錢家的那些代表人物，滲透至社會與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所謂“鏈接性角色”的作用，建立起一種無限複雜的“微權力”網絡。因此也可以解釋，在一個具體的生活環境與地域社會中，因爲有了這樣具有“結構”性力量的社會階層存在，晚明以來足以表現地方的人物，就是那樣一些官紳士人而非其他的原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明末清初；嘉善；家族網絡；政治權力；社會變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馮賢亮，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旱”何以成“災”\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2−1953年河西走廊西部“旱災”表述研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u003C\u002Fstrong\u003E氣候乾燥少雨的河西走廊西部是中國西北邊疆的重要灌溉農業區。民國中後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該區域爲解決近代水利危機而開啓了水利現代化的歷程，同時大量有關“旱災”的表述頻見於各類文獻中。分析河西走廊西部主要河流水文特性與耕作制度會發現，“旱災”與其說是一種真正的自然災害，不如說是中國西北邊疆水利現代化歷程中一種獨特的政治話語。民國時期，“旱災”表述被用於社會各界爭奪水權、賑濟與工程投資的博弈中，地方\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與民衆普遍通過以受災者自居，通過競相“示弱”爭取上級\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的支持，而實際損害更大的水災則往往遭到忽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通過主動發佈河流來水可能偏少的“旱災預警”；在一種“應急體制”的推行與固化中，\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實現了對灌溉活動的絕對控制。國家與社會借“旱災”實現互動，既體現了西北邊疆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包含的危機性以及對國家的高度依賴，亦表現出“水”作爲乾旱區的先決性資源始終是國家控制邊疆社會的重要政治抓手，並未因社會發生某種“現代化”轉型而動搖。河西走廊西部的水利現代化歷程以及作爲其重要組成部分的“旱災”話語，也因此具有了獨特的“邊疆”烙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關鍵詞：\u003C\u002Fstrong\u003E河西走廊西部；旱災；政治話語；水利現代化；邊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u003C\u002Fstrong\u003E張景平，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員（甘肅蘭州 \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73\u003C\u002Fi\u003E0020）；鄭航，東莞理工學院生態環境與建築工程學院副教授（廣東東莞 523808）。\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歷史與文明：3−10 世紀的中國”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9 年是《學術月刊》復刊四十週年，恰值本刊已故作者著名歷史學家韓國磐先生百年誕辰。5月11日，《學術月刊》雜誌社聯合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舉辦的“歷史與文明：3−10世紀的中國學術研討會−韓國磐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於上海開放大學召開。來自全國各大高校中古史領域知名學者濟濟一堂，以學術的方式紀念中古史、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先賢韓國磐先生。大會高度評價了韓國磐先生的學術事業，表達了對先生的緬懷之情，更激勵與會學者不忘\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4\"\u003E初心\u003C\u002Fi\u003E，砥礪前行，不斷努力將3至10世紀的中國史學研究推向更高水平。本次會議學者對3至10世紀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研究等各個方面進行研討，現將本次會議報告內容綜述如下。\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liUcs31QNULr\" img_width=\"947\" img_height=\"1259\" alt=\"《學術月刊》2019年第7期目錄及摘要\" inline=\"0\"\u003E\u003Cp\u003E爲適應\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微信\u003C\u002Fi\u003E排版，已刪除註釋，請見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我們\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5729862704759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