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2019年7月15日，“花開敦煌——常書鴻、常沙娜父女作品藝術展”在清華藝術博物館開幕，南方都市報記者黃茜對1931年出生的老藝術家常沙娜進行了專訪。常沙娜在訪談中深情回憶了父親常書鴻對保護敦煌藝術做出的巨大貢獻，也回憶了與張大千等名家的交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or0UmGmuCQIe\" img_width=\"750\" img_height=\"500\" alt=\"專訪88歲老藝術家常沙娜：父親常書鴻將一生都獻給了敦煌\" inline=\"0\"\u003E\u003Ch5\u003E常沙娜\u003C\u002Fh5\u003E\u003Cp\u003E南都：你十幾歲就隨着父親去了敦煌。當時敦煌的生存環境惡劣，母親又因爲種種原因離你們而去，你和弟弟、父親三個人如何在敦煌相依爲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常沙娜：生活當然很艱苦。我本來在酒泉河西中學上中學，因爲母親離開，我也就回來了。我弟弟沒人看，我爸爸也沒人照顧了。我回來照顧我弟弟，又當姐又當媽。我爸爸整天喫喝拉撒睡的條件太差了，但是他帶頭種樹，帶頭種菜，鼓勵大家好好地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南都：學習和臨摹敦煌壁畫是你從藝之路的開端，當時誰是你的藝術領路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常沙娜：我臨摹壁畫是跟着大人開始的。大人在前邊臨，我在後頭跟着臨。我自己很喜歡，不要大人來催我，來逼我。我跟着畫，畫出來的效果大家都誇，才十幾歲畫的東西不比大人差。我很感興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雖然以臨摹爲主，但是我在酒泉認識了一個工程師的妻子，叫邵芳。她是北京人，搞工筆畫搞得很好，而且會唱京戲。她在酒泉沒什麼事兒幹，但她畫得很好。暑假的時候她就跟我一塊兒回到敦煌莫高窟臨摹，看她畫的東西，筆呀墨呀也特別好，我爸爸就聘任她爲敦煌研究所的臨摹員。她人特別好，也幫助我。我跟她學習了怎麼勾線，怎麼用色，特別有意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學歷怎麼辦呢?敦煌是縣級市，它也有個中學。我到了快期末的時候，也去上幾周課學一學，然後去參加考試。初中是在那兒學完的。但是在那個階段，這些老一輩的人，通過學習讓我知道時代的發展，歷史、美術史的發展。還讓我閱讀小說，《紅樓夢》《約翰·克里斯多夫》這些小說都讓我看。我也比較勤奮，用晚上的時間讀書。董希文的妻子張琳英，那時候叫她張姐姐，教我怎麼給我弟弟做衣服、做餅乾。十幾歲就是這麼鍛煉出來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呂斯百是我乾爹，我爸爸在法國的好朋友。他當時在南京，我還跟他通信，他問我近況怎麼樣，我就把學習、臨摹的心得體會寫信告訴他。他就這樣協助我爸爸教育我。身邊的這些長輩，他們對我的教育都很重視，和我們家關係都很好。那個年代很苦，但是人與人的關係很和諧，互相照顧、互相幫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張大千留了張“野蘑菇”地圖\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南都：1946年，你和父親就在蘭州舉行了“常書鴻父女畫展”，展出了你臨摹敦煌壁畫的一些習作，讓人們第一次認識了你這個“敦煌少女”。當年辦畫展的緣由是什麼，效果如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常沙娜：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政府從重慶遷都到南京。遷都以後，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本來歸國家所有，後來就取消了。我父親爲了這個事兒奔走呼籲，他認爲不能取消敦煌藝術研究所。在蘭州，有人建議，你把敦煌壁畫搞個展覽，宣傳一下。那時候我也臨摹了一些敦煌壁畫，於是搞了個父女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于右任也很贊成。于右任是陝西人，他是國民政府監察院的，他一直很支持不要撤銷敦煌研究院。後來他也支持辦父女展來擴大敦煌的影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蘭州的父女展展出以後，好多人也才知道我也在臨敦煌壁畫。因爲那時候還小，才十幾歲。父女展之後，我父親到了重慶去呼籲。辦這個畫展就是爲了呼籲、宣傳敦煌的重要性。\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or0VGImcgc5o\" img_width=\"582\" img_height=\"999\" alt=\"專訪88歲老藝術家常沙娜：父親常書鴻將一生都獻給了敦煌\" inline=\"0\"\u003E\u003Ch5\u003E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u003C\u002Fh5\u003E\u003Cp\u003E南都：上世紀40年代，張大千也在重慶辦過敦煌的展覽，也對敦煌文化的宣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你父親和張大千在敦煌有來往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常沙娜：張大千到敦煌前前後後加起來一共兩年。趕上我父親也在那裏，他們有時候還聊天兒。張大千的臨摹方法不一樣。他不是親自去畫，他很多助手。他的助手很多是西藏畫唐卡的匠人。但是他臨摹的方式我父親是不同意的。他用拷貝紙讓助手用圖釘釘在壁畫上。第二，張大千提出來，敦煌壁畫上的黑顏色是氧化後的顏色，黑色的過去是紅色。我父親對此也有不同的意見。再一個，張大千提出要“恢復臨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我父親說，臨摹有三種。一種是客觀臨摹。破損的裂縫、已經剝落的壁畫部分也臨摹出來，讓你看到敦煌壁畫的現狀是怎麼樣。這是研究性的。一種是整理臨摹。雖然旁邊的部分破裂了，但是不要慌，你把好的地方一直保存下來，恢復起來，這叫整理臨摹。張大千提出“恢復臨摹”，就是把他認爲是黑顏色的畫成紅顏色。所以後來他臨摹的東西都是大紅大綠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這個要用科技手段來分析。有的是真的氧化了，有的本來就是黑的。不是簡單的是黑的原來就是全紅。後來我有兩張臨摹畫也是紅紅綠綠。董希文按照張大千的意思也試了一次臨摹，我也跟在後頭去畫。臨出來跟壁畫的現狀完全不一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我父親就統一地更正了。我們一般不叫客觀臨摹，我們認爲整理臨摹是最重要的。我父親禁止工作人員用圖釘。但是張大千臨摹了很多的東西，我父親說，趕快利用他已經臨摹下來的成果，我們研究所用紙再臨一遍留下來，但不能再在原壁畫上臨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的一些畫作是大人已經臨摹好的，我再臨一遍。有一些就讓我練習，素描的原則，打格子，然後一筆筆畫。我原來臨摹的那些壁畫，原來很清晰的，現在看不清楚了，慢慢地淡了。跟樊錦詩說的一樣，敦煌石窟跟人一樣在慢慢衰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南都：1943年張大千離開敦煌莫高窟的時候對常書鴻說，你在這裏是服長期的、無期的徒刑。這句話應該怎麼理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常沙娜：那是他倆開玩笑。張大千在敦煌來來去去加起來兩年。而且不是他一個人留在那裏，他有助手幫他。他跟我父親說，我走了，你在這裏服無期徒刑。他給了我父親一個單子，跟我父親說，我走了你再看。因爲敦煌沒有蔬菜，我父親提倡種樹、種菜。我父親打開一看，原來張大千說，我告訴你有個地方可以找到蘑菇。單子上列的就是能找到蘑菇的地方。我父親看了就笑了。根據這個單子去找，真的有野蘑菇!\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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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line=\"0\"\u003E\u003Ch5\u003E“花開敦煌”展覽現場\u003C\u002Fh5\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常書鴻說，死了也要回敦煌\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南都：這次的“花開敦煌”展覽，主要展出了你哪些部分的作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常沙娜：這個展覽是2013年開始的。當時文化部老部長蔡武說，你在北京搞一個展覽。這個展覽第一次在今日美術館搞，把敦煌保留的，或者我手頭保留的、我爸爸保留的臨摹畫稿都給展出在這裏。讓黃炫梓(Tina)來策劃，把今日美術館這個展覽搞好。Tina很重視，她和中國美術館前任館長範迪安很熟，她從臺灣到北京來，對兩岸的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她的思路很好。於是委託她來籌劃。這一籌就沒完了。一般一個展覽完了就完了，她老想着繼續搞下去。後來搞了十幾個地方。除了國內上海、深圳的好多美術館，也去了土耳其、俄羅斯、法國。開始不太重視，是常沙娜臨摹的東西，大家無所謂。越到後來大家越重視，因爲又是絲綢之路，又是敦煌的摹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除了我臨摹的畫稿，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老前輩強調的，花卉寫生。佛教的花卉以蓮花爲主。爲什麼佛教喜歡蓮花呢?因爲蓮花是出淤泥而不染，你看佛像的臺座都是蓮花瓣。後來我們的老院長說，傳統圖案已經形成了，但是我們還要重視大自然的花卉。太豐富了，太多樣了。南方的，北方的，有各種形式的花卉，要善於畫。所以這個展覽也有花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除了我臨摹的東西，我後來就重點搞設計了。在林徽因的影響下搞景泰藍設計。我把敦煌專題的圖案跟工藝美術結合起來，跟絲綢、頭巾結合起來，跟景泰藍、陶瓷結合起來。把這些設計的品種也放在一起。所以這個展覽越搞越大，越搞大家越覺得有意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南都：這個展覽也是70年後你和父親的又一個父女聯展。在這次展出的常書鴻的作品裏，你覺得哪一張是最精彩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常沙娜：我父親跟我不一樣。他的工作就是守在敦煌莫高窟，保護莫高窟一千多年的文物。他第一個是要保護。剛去的時候，很糟糕，連個棧道都沒有，上下得爬蜈蚣梯，都沒法走。我父親把棧道給修了，把流沙給封起來了。保護第一。然後他再從事研究，感受了壁畫之後他再畫的東西就不一樣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不是畫的敦煌的壁畫，他用油畫來表現敦煌的東西、表現莫高窟的風景。但是油畫已經改變了，不是原來在法國畫的油畫了，都綜合在裏頭了。而且他那個時候已經沒有時間再畫油畫了。我經常看到他畫了一半，有人把他叫走了，有事情來不及了，就半拉的、未完成的作品有留在那裏。我父親不是再去重複壁畫裏的東西，他不是搞專門研究的。他當時在四川的時候畫農民像，到了敦煌也畫農民，他把敦煌的環境畫出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南都：父親晚年調任北京之後，是否還一直惦念着敦煌莫高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常沙娜：後來鄧小平同志、聶榮臻同志去敦煌，他都陪同。他那個時候在蘭州摔了一跤。他在蘭州也在西北師大兼職。摔了一跤以後，他的生活能力比過去差多了。鄧小平說，常書鴻到了退休的時候了，讓他在北京度過晚年，享受部級待遇。就把他接到北京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老覺得在北京是做客人。他也說，我在這裏是當客人，我以後還要回敦煌，我什麼時候回敦煌，你們一定要掌握好。這句話我印象很深。我在北京，住得近，也經常去看他。我父親老是跟我說，沙娜，我在這裏老是做客人，我以後要回去，等我死了一定要回敦煌。他的心，他的整個的一生，都獻給了敦煌。\u003C\u002Fp\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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