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來源：百年潮 作者：閻明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核心提示：例如，1951年蘇聯企業向中國供貨嚴重拖欠。我報告了斯大林。之後採取了嚴厲措施，撤了十來名部長和副部長的職。此後，嚴格執行對中國的供貨協議便成了不可違反的法律。中國對於履行自己的義務也是持這種態度。\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7a8787a5ef6f4ca1abad62c99511527d\"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73\" alt=\"蘇聯高官回憶：因援華不積極 斯大林撤了十幾個部長\"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爾希波夫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斯大林任命的在華總顧問，從1950年到1958年在中國工作了8年。我同阿爾希波夫第一次接觸是在1955年夏。當時李富春副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去蘇聯商談中國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阿爾希波夫負責安排李富春和中國代表團的活動。我當時爲李富春當翻譯，同阿爾希波夫接觸較多。特別是有一段時間李富春身體不適，搬到莫斯科郊區原斯大林的別墅休息，阿爾希波夫更是經常去看望，關懷備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7年我調到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工作以後，在中央領導同志會見蘇聯同志的場合下時常見到阿爾希波夫。1958年，阿爾希波夫奉調回國，此後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沒有聽到他的消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4年冬，我已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正陪同20多位人大常委到四川、湖北視察。剛到重慶，當地人大的同志告訴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打來電話叫我立即返京，陳雲有事找我。我當天就回到北京，第二天到陳雲住所。陳雲對我說，阿爾希波夫將要訪華，他希望會會老朋友。陳雲要見他，所以要我談談他的情況。我說，中蘇關係惡化以來，阿爾希波夫從未發表過反華言論，最近又主動來華訪問，顯然是爲了改善中蘇關係，瞭解中共領導人的看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陳雲問了有關蘇聯的情況，我就談了自己瞭解的一些情況。第二天我又趕回重慶，但人大常委已結束在重慶的視察活動，乘船沿長江而下，途經宜昌赴武漢去了。於是我搭乘客輪趕到宜昌，同人大常委一同乘車去武漢。剛到武漢，當地的同志說彭真請我立即返京。於是我又連夜乘火車回到北京。彭真也是爲了會見阿爾希波夫做準備，找我瞭解情況，並叫我出席了他和阿爾希波夫的會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4年以後，阿爾希波夫多次訪華，有些活動我參加了，但同他沒有深談。阿爾希波夫在中蘇關係正常化和進一步改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蘇聯解體後，阿爾希波夫當選爲俄中友好協會名譽主席，多次訪問中國，他每次訪華我都參加一些活動。1996年5月阿爾希波夫應邀再次訪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稱號，並慶祝他89歲華誕。我出席了這個隆重的儀式。隨後又陪他到大連，接受大連市長授予他的“大連市榮譽市民”的稱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95年夏，我受鄧小平的女兒毛毛的委託，到莫斯科有關檔案館查找20世紀20年代鄧小平在蘇聯學習期間的檔案材料。蘇聯解體後各檔案館的檔案都公開了，在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和俄外交部的協助下，我們找到了不少材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莫斯科逗留期間，我多次去看望阿爾希波夫。我請他回顧了中蘇關係發展中的一些問題，特別是他如何看待中蘇關係惡化的原因。在他的同意下，我作了記錄，有幾次談話還錄了音。以下是阿爾希波夫的談話記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期間，蘇聯同中國的關係惡化後，我的處境相當險惡。赫魯曉夫不信任我，我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但是有些會議卻不讓我參加。當時我主管同亞洲國家的的經濟合作，同這些國家的關係密切，他們又不能不用我。勃列日涅夫時期我的處境好一些，因爲在30年代，我同他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一起工作，我向他建議採取積極態度改善蘇中關係，他既不贊同，也不否定。後來發生了珍寶島事件，蘇中關係正常化當時已無可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後，安德羅波夫繼任，我向他建議改善蘇中關係，他肯定了我的意見，但可惜不久他也逝世了。1984年2月契爾年科當選爲蘇共中央總書記，他接受了我的建議，決定派我訪華，以瞭解中國對蘇中關係正常化的看法並推動雙方關係的改善。蘇聯外交部照會中國外交部說，阿爾希波夫希望作爲蘇聯大使的客人訪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國外交部回答說，阿爾希波夫是中國的老朋友，歡迎他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領蘇聯政府代表團訪華。聽到這個消息我喜出望外，中國同志沒有忘記我這個老朋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同年12月，我終於再次來到闊別已久的北京，會見了我的老朋友陳雲、彭真、萬里、薄一波，同姚依林副總理進行了正式會談，簽訂了一系列經濟合作協議，爲蘇中關係正常化邁出了一大步，特別是同老朋友的會見，更加堅定了我對改善兩國關係的信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戈爾巴喬夫當政後，兩國關係有了進一步的改善。1989年他爲了準備訪華並同鄧小平主席會談，委託我牽頭組織當年同中國事務有關的專家，包括外交部、蘇共中央聯絡部、遠東所的學者等，專門研究蘇中關係惡化的原因、後果和改善關係的建議。在討論中，我談了一些情況和看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根據兩國的協議，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了飛機、坦克、火炮和無線電工廠，提供了當時最現代化的儀器和設備、先進的軍械樣品，如飛機、坦克等。我們還幫助中國建立了生產潛艇的工廠和相應的基地。對蘇聯提供的設備，中國是用易貨方式支付的，軍工技術是用優惠貸款支付的。中國向蘇聯提供了某些戰略物資，如錫、錫精礦和鎢精礦等。中國還向蘇聯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費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蘇中雙方對於執行各自承擔的義務都非常嚴肅認真。例如，1951年蘇聯企業向中國供貨嚴重拖欠。我報告了斯大林。之後採取了嚴厲措施，撤了十來名部長和副部長的職。此後，嚴格執行對中國的供貨協議便成了不可違反的法律。中國對於履行自己的義務也是持這種態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可以舉一例說明。50年代，蘇聯缺少可兌換的外幣，我們請求中國用外幣支付一部分我們供應的貨物。中國每年向我們提供1億至1.2億美元，這筆錢主要來自國外的僑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9年至1960年，中國僑匯情況嚴重複雜化，便向我們提供黃金，由我們拿到國際市場出售，從而彌補了蘇聯外匯的不足。這些事實都證明雙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對雙方又是何等重要。\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605084308845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