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由於禮與器與生俱來的相互依存關係，在仍以敬天法祖爲基本理念的清代，皇帝欽命繪製《禮器圖》，就是件自然之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禮器圖》所涉之“禮”與“器”，也包含在上述三大禮儀系統之內。

"\u003Cp\u003E《皇朝禮器圖式》（現存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禮器圖》）是一部完成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大型器物圖譜，由莊親王允祿領銜繪製。4年後第一次校刊，後來又由乾隆的親信大臣福隆安率員增補，於乾隆三十一年由武英殿修書處刻版印刷。再後於乾隆三十八年收入《四庫全書》史部。《禮器圖》自繪成至進入《四庫全書》的幾番變化，使人感到它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圖譜。要解釋這個現象，該圖的內容、含意，以及乾隆皇帝繪製此圖的目的，就成爲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皇朝禮器圖式》的內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皇朝禮器圖式》是一部冊頁式的圖譜，左爲圖，右爲說，共計1\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30\u003C\u002Fi\u003E0幅圖。[1]主要參與繪製者有蔣溥、汪由敦、何國宗等禮部、兵部、工部3部27人。其內容分6個部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爲祭器部，計2卷。所祭者有11壇9廟2殿，即天壇、祈谷壇、地壇、社稷壇、朝日壇、夕月壇、先農壇、先蠶壇、天神壇、地祗壇、太歲壇，奉先殿、傳心殿，太廟、文廟、帝王廟、先醫廟、都城隍廟、內城隍廟、永佑廟、天下第一龍王廟、昭靈沛澤龍王廟；所用祭器分璧、琮、圭、爵、登、簠、簋、邊、豆、篚、俎、尊、琖、鉶等14類，因祭祀時每類所用祭器多寡不一，圖中僅以一類繪一器作標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爲儀器部，計1卷，分天文儀、地理儀、測繪儀、光學儀和時鐘4類共50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爲冠服部，計4卷，有男女服之別。男服分皇帝、皇太子、皇子、親王、世子、郡王、貝勒、貝子、固倫額駙、鎮國公、輔國公、和碩額駙、侯爵、伯爵、文一品、武一品、鎮國將軍、郡主額駙、子爵、文二品、武二品、輔國將軍、縣主額駙、男爵、文三品、武三品、奉國將軍、郡君額駙、一等侍衛、文四品、武四品、奉恩將軍、縣君額駙、二等侍衛、文五品、武五品、鄉君額駙、三等侍衛、文六品、武六品、藍翎侍衛、文七品、武七品、文八品、武八品、文九品、武九品、未入流、舉人、貢生、生員、祭祀文舞生、祭祀武舞生、祭祀執事人、樂部樂生、滷薄輿士、滷薄護軍、滷薄校衛、從耕農官計59類人，所用冠服有冬夏朝冠、冬夏朝服、朝帶、朝珠、端罩、袞服、冬夏吉服冠、龍袍、吉服帶、冬夏常服冠、常服褂、常服袍、常服帶、龍褂、補服、蟒袍、冬夏公服冠、雨衣、雨冠等24類。但由於人員等級不同，冠服雖名稱相同，紋飾差別卻很大，如世子以下均用補服，紋飾卻完全不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女服分皇太后、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皇太子妃、皇子福晉、親王福晉、世子福晉、郡王福晉、貝勒夫人、貝子夫人、鎮國公夫人、輔國公夫人、固倫公主、和碩公主、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鎮國公女鄉君、輔國公女鄉君、民公夫人、侯夫人、伯夫人、一品命婦、鎮國將軍命婦、子夫人、二品命婦、輔國將軍夫人、男夫人、三品命婦、奉國將軍命婦、四品命婦、奉恩將軍夫人、五品命婦、六品命婦、七品命婦計39類人，所用冠服有冬夏朝冠、金約、耳飾、朝褂、冬夏朝袍、領約、朝珠、冬夏朝裙、吉服冠、龍褂、龍袍、採綐、蟒袍、吉服褂等17類。與男冠服同，同樣因人員等級不同，其冠服的紋飾也不完全相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四爲樂器部，計2卷，有鎛鍾、編鐘、特磬、編磬、琴、瑟、排簫、簫、笛、篪、笙、壎、鼓、搏拊、敔、柷、戲竹、方響、雲鑼、管、大鼓、拍板、金、鉦、大銅角、小銅角、蒙古角、龍鼓、杖鼓、畫角、銅點、正鈸、平笛、行鼓、節、幹、戚、羽、籥、箏、琵琶、三絃、二絃、奚琴、口琴、月琴、胡琴、提琴、胡笳、火不思、軋箏、觱篥、鐃、正鈸、小和鈸、金口角、海笛、腰鼓、得勝鼓、鐋、星、巴拉滿、蘇爾奈、哈爾扎克、喀爾奈、塞他爾、喇巴卜、達卜、那噶拉、丐鼓、丐拍、丐哨、丐彈弦子、丐彈胡琴、丐彈雙韻、丐彈琵琶、丐三音鑼、接內塔兜呼、稽灣斜枯、聶兜姜、聶聶兜姜、結莽聶兜布、達布拉、薩朗濟、丹布拉、達拉、公古哩等87類，以不同的組合，組成不同的樂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五爲滷薄部，計3卷，有輦、輅、輿、車、拂塵、提爐、香盒、盥盆、唾壺、水瓶、馬杌、交椅、儀刀、櫜鞬、豹尾槍、戟、殳、蓋、撒、扇、幢、幡、旌、節、氅、麾、纛、鉞、星、瓜、仗、燈、象、靜鞭、仗馬等35類。它們同樣有以紋飾區別等級或場合的原則，如輦，就有玉輦、金輦、鳳輦之分；纛有黃龍大纛、五色金龍纛、八旗驍騎纛、護軍纛、前鋒纛等；而旗的紋飾，就更是多達88種之多，其內容，天上人間，幾乎無所不包。皇家成員在出行時，以不同紋飾、不同造型的儀仗器物，組成不同的儀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六爲武備部，計6卷，有甲冑、行營冠服、櫜鞬、弓、箭、刀、槍、鐮、斧、棒、金、鼓、鹿角、海蝥、矛、戟、鐗、椎、滾被、炮、自來火槍、纛、旗、幄、帳房、涼棚等26類。每一類又分若干種，如炮，有金龍炮、制勝將軍炮、威遠將軍炮、神威無敵大將軍炮、神威將軍炮、武成永固大將軍炮、神功將軍炮、得勝炮、九節十成炮、沖天炮、鐵心銅炮、子母炮、嚴威炮、紅衣炮、龍炮、奇炮、行營信炮、渾銅炮、\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臺灣\u003C\u002Fi\u003E炮、回炮20種，而箭的種類就更是多達67種。同類的武器在功能上並無質的差別，所以區分，主要是區別形式或使用者的等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皇朝禮器圖》器物的含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禮器圖》是一部關乎清代典則的十分繁複的圖譜。要認識是圖，不能不認識清禮。據《大清通典》，清禮分吉嘉軍賓兇五類。每類又各分若干項：其中吉禮129項，嘉禮74項，軍禮18項，賓禮20項，凶禮15項。《禮器圖》所分6部，當然是以五禮爲基礎，但又並非是對應五禮而繪。清禮的來源，乾隆皇帝在《禮器圖?序》中，開宗明義指出：“五禮五器之文，始著《虞書》。”顯然，清禮是承襲古禮而來。如何認識古代之“禮”與“器”，是今天我們分析《禮器圖》的基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首先是對古禮本質的認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國的古禮，是一個從遠古禮俗發展而來的極爲複雜龎大的系統。它雖包含有先民最初的禮俗，但卻遠不止於此，而是幾乎涵蓋了古代社會的生產方式、人倫關係、生活習俗、倫理道德、政治制度、軍事法律、哲學宗教等各個方面的內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逾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道德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2]\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此繁雜的古禮，對簡約化的今人來說，不免眼花瞭亂。我們將其進一步歸納，可以看出，古禮實際上屬於自然禮儀、社會禮儀與政治等級禮儀三大系統，它們共同構築了中國古代社會成員的基本運行模式。對此，先哲是這樣解釋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3]\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4]\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顯然，在先哲心目中，禮的核心之意是“事天地之神”，“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它具有禮的儀式即“治”（後人稱之爲“禮儀”），與禮的含意即“辨”（後人稱之爲“禮義”）的外在與內涵兩層結構。[5]但無論如何，它們都不可能脫離前述三大系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禮器圖》所涉之“禮”與“器”，也包含在上述三大禮儀系統之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禮器圖》第一、二卷“祭器”，與吉禮相對應。吉禮實爲祭禮，所祭者基本分爲兩大類，一是祭祀自然神靈，一是祭祀祖先神靈，分屬於自然與社會禮儀系統。《禮器圖》中所祭的11壇9廟2殿，除文廟、傳心殿、帝王廟與先醫廟，似乎難以歸入自然與祖先神靈，其餘一望可知，均爲祭祀天地神靈與祖先神靈的祭場。而難以歸入這兩大類的4座殿廟，文廟和傳心殿因所祭者孔子，在清代被封爲“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實際上也已披上神的色彩；歷代帝王廟與先醫廟，所祭均爲古代帝王（先醫廟所祭正位爲伏羲、神農與軒轅），對於清帝來說，實爲“帝系”之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再如卷六之“武備”，是與軍禮相對應的，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古代，軍禮屬於政治等級禮儀系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而“冠服”卷所繪共計99類，幾乎涵蓋清代社會男女各色人等的服飾，其樣式與色彩，代表着人的不同等級，及人們相處時的不同場合，而絕非單純的衣着服飾。它所反映的是社會關係，是社會禮儀系統之禮的集中體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樂器”卷與“鹵簿”卷所繪之樂器及儀仗器具，爲三大禮儀系統中任何一禮不可缺少者。道理很簡單，古人在祭祀、出征、宴饗、舉殯時，一定會持以器具，伴以音樂。甚至在已進入21世紀的今天，重大典禮，也還少不了音樂和儀仗。僅“儀器”卷出現在《禮器圖》中頗覺不協。但作爲清代重要典則，其內容絕不可能隨意添改，將儀器列入禮器，必有原因。箇中緣由下文詳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次是對器的認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裏談的“器”，是與“禮”相關的器，而非今天的所謂器物。在《易經》中，“器”一出現，就是與“道”或“象”相關的一種象徵。“《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佔。”“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6]在此可以看出，器與道是相對的，但其義尚不甚清晰。到了《周禮》中，“器”的意義就十分明確了：“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小宗伯之職……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司几筵掌五幾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7]等等。從中可以看出，“器”的種類各不相同，玉瑞是“器”，六禽也是“器”，服飾車輿宮室是“器”，酒肉筵席也是“器”，但它們具有共同的功能，即在“用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器”之於用事是多方面的，核心則是某種象徵：如以器象徵天地四方，以器象徵社會等級，以器象徵吉凶等。但是，當施禮處於具體操作階段時，“器”就不僅僅是象徵了，還要落實成爲某種器具：“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祖先，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妻有所。”[8]在這裏我們看到，“犧牲”、“琴瑟管磬鐘鼓”等“器”，變成了施禮者與上神或祖先交流時不可缺少的工具。只有使用這種工具並完成了這種交流，才能實現從君臣到夫妻社會各層的和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同時，“器”又是施禮時表達某種意願或價值判斷的承載物：“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七，大夫三，士一，……”“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有以文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羮不和，……”[9]這些論述明確告訴我們，在古人心目中，大小高低貴賤等等價值，離開了“器”，便無從表述。可以說，“器”是與“禮”互爲表裏、相伴而生的產物，若無“器”，“禮”便無以承載，無法實施；“器”的形制、色彩、紋飾等，勢必成爲古人\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的重要對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由於禮與器與生俱來的相互依存關係，在仍以敬天法祖爲基本理念的清代，皇帝欽命繪製《禮器圖》，就是件自然之事。《禮器圖》所繪雖爲圖譜，但實際上表達的，卻是三大禮儀系統所涵蓋的清代社會成員的理念和運行模式。但是，清禮與清禮器，又絕非古禮與古禮器，《禮器圖》中所繪，有相當多的器物在清以前從未出現過。它們只能是經過“整合”，即清代特定的社會文化的產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乾隆禮制思想的確立與《禮器圖》的繪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禮器圖》是清代禮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完成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時距清入關已115年。這正是清代社會發生大變化、進行所謂文化“整合”的最重要的歷史時期。清禮也是在這一百多年間，從最初帶有濃重的滿族烙印，到後來融入儒家理念，進而形成系統成熟獨具特色之禮。其中清代祭天禮的確立頗具典型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清代祭天包括冬至祭天、正月祈谷、孟夏雩祀三大禮，從設立至完備，長達127年。三大禮中，最早實施的，是皇太極於崇德元年（1636）所行冬至圜丘祭天禮。但其意義完全不同於《周禮》中的祭天，即“冬至日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10]，不過是將發兵征討\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朝鮮\u003C\u002Fi\u003E前的滿族傳統堂子告祭禮移至圜丘。而祈谷和雩祀這兩種體現農業社會的祭禮，則是隨着清入關後社會轉型才逐漸設立的。但也直到乾隆七年（1742），纔將祈谷之壇明確定在祈年殿；又過了17年，才最後定立了雩祀的儀節。[11]\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儘管如此，乾隆本人對禮制的認識，在其初政時，也還沒有達到一個系統完整的程度。他對禮制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爲強化統治秩序而強調禮制，到爲規範禮制而梳理諸禮的演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乾隆即位時，雖未發生前朝那樣殘酷的權力爭鬥，但不利於皇權的矛盾總是不可避免的，如其弟弘瞻就曾以“汗阿哥”稱已爲“今上”的四兄弘曆。[12]這表明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是當務之急。因此，乾隆元年他便全面闡述了對禮制與統治關係的認識：“朕聞三代聖王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所以總一海內，整齊萬民，而防其淫侈，救其凋敝也。”[13]\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對禮制衰敗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乾隆看得頗爲清楚：“漢唐以後，雖粗備郊廟，朝廷之儀具其名物，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時雖縉紳學士，皆未能通曉，至於閭閻，車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紀，皆未嘗辨其等威。議其度數，是以爭爲侈恣，而耗敗亦由之。將以化民成俗，其道無由。”[14]\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對因禮制的複雜致使百姓無以適從的情況，乾隆心裏也很有數：“前代儒者，雖有書儀家禮等書，而儀節繁委，時異制殊。士大夫或可遵循，而難施以黎庶。”[15]\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要求\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總理\u003C\u002Fi\u003E事務王大臣\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會議\u003C\u002Fi\u003E，就“本朝會典所載，卷帙繁重，民間亦未易購藏。應萃集歷代禮書，並本朝會典，將冠婚喪祭一切儀制，斟酌損益，匯成一書，務期明白簡易，俾士民易守”[16]。而這些認識的理論依據，就是孔子對禮制之於君權意義的闡釋：“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17]所以，皇帝推行禮治，目的就是要把各種關係理順。否則，國家就會陷入混亂，社會生活就會動盪不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闡述了理論之後，便是實際的操作。乾隆花了10餘年的時間，通過不斷調整參與治禮的成員、修正相關禮器禮儀，逐漸強化並完善了禮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先是增加宗室隨祀人員：“乾隆元年議準：太廟奠帛獻爵，用宗室侍衛四十人。宗室將軍官員二十人。”[18]第二年又針對“省會之地，督撫司道駐紮同城，向不與祭專屬府縣官行禮”的情況，要求官員：“肅祀典而迓休和，禮至重也……督撫司道等官，均有封疆守土之任，自當虔奉明禋，爲民祈報。凡春秋至祭，督撫應率闔屬文武大小官員敬謹行禮。”[19]接着，“乾隆三年奏準：奠帛獻爵，增宗室將軍六人。”此後，九年、十年，對於參加祭禮的官員人數又有增加。[20]至乾隆十二年，又增加了一項新規定：“嗣後有事於圜丘、方澤、祈谷、雩祭，應於午門前宣誓戒，陪祀之王公文武大臣官員朝服齊集，跽聽行禮，以明齊明嚴敬之意。”[21]\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些規定，特別是要求官員陪祀前於午門參與立誓的目的很明顯，無非是通過祀禮加強對王公大臣的控制。這表明，儘管乾隆出於一統天下的皇帝身份，和自幼培育的尊師重道的儒學素養，十分清楚強化禮治對統治的意義，但多數王公大臣，特別是滿洲貴胄，對極具中原特色的祀禮，在認識上還是有很大距離的。有鑑於此，乾隆強化禮制以及治禮的手段，有了改變和發展。可以說，從十二年（1747）開始，乾隆的治禮，開始從政治上要求王公大臣共同參與，進入到改善禮器禮儀的禮制自身建設階段。《禮器圖》的繪製，正是這一階段乾隆治禮思想成熟的一個標誌。\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sJOfVBfxDWfL\" img_width=\"790\" img_height=\"3961\" alt=\"《皇朝禮器圖式》：一部規範清代社會成員行爲的圖譜\" inline=\"0\"\u003E\u003Cp\u003E乾隆對禮制自身的建設，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一爲明確清禮的順序。清五禮在乾隆初年始修的《欽定大清會典》裏，排序爲嘉禮、軍禮、吉禮、凶禮、賓禮[22]，而到二十四年完成的禮制專書《大清通禮》時，五禮的排序才變成吉禮、嘉禮、軍禮、賓禮、凶禮。此後終清160餘年再無改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禮序的變化顯然不會是偶然的，應是乾隆對禮的重要性認識深化的結果。如對吉禮從第三位升至首位，與他在十二年時表達的“朕思八政，祀居其首，而大祀莫重於郊”的認識相關。[23]對軍禮，十四年時有諭：“兵戎，國之大事，故命遣大將必先有事於堂子，正類祭遺意。而列纛行禮，則禡也。……朕思出師告祭，則凱旋即當告。至乃天地宗祖俱已祝冊致虔，且受成太學，而堂子則弗之。及祠官疏略，如神貺何！祀典攸關，彝章宜備。著議政王大臣詳議具奏。朕親爲裁定。”[24]從此確立了大兵凱旋祭告堂子之禮，等等。禮序的規範化，在乾隆看來，則有助於達到“人倫日用之間，興孝悌而正風俗”，即整頓社會秩序之目的。[25]\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二爲改造禮器禮儀。而《皇朝禮器圖式》的繪製，則可視爲對禮器禮儀改造的一個結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清初祭天之禮器，因襲明代用瓷質，雍正年間改爲銅質。乾隆於十二年明確要求更換禮器的質地：“考之前古，籩豆簠簋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貴重，或用陶匏以崇質素，各有精義存乎其間。歷代相承，去古浸遠，至明洪武時更定舊章，祭品祭器悉遵古，而祭器以瓷代之。惟存其名。我朝壇廟陳設祭品，器亦用瓷。蓋沿前明之舊。”[26]\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然，要更換禮器，他既不可能迴避雍正時的更動，也不可能正面反對先皇的作法，只有含混其辭：“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考按經典，範銅炎器，頒之闕里，俾爲世守。曾宣示廷臣，穆然見古先遺則”。但自己要改革禮器的理由也很充分：“朕思壇廟祭品，既遵用古名，則祭器亦應悉用古制，以備隆儀。著大學士會同該部稽考經圖，審其名物度數製作款式，折衷至當，詳議繪圖以聞。朕將親爲審定。敕所司敬謹製造，用光禋祀，稱朕意焉。”部議自然會“稱朕意”，回覆爲：“議定凡祭之籩，以竹絲編造，……郊壇之籩純漆，太廟畫以文采。豆登簠簋，郊壇用陶，太廟之豆與簠簋，皆用木……”[27]這次對祭器的變革，可說是爲日後形成《禮器圖》所奠定的第一輪基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禮器既變，禮儀也要變。禮儀的變革，是通過十三年重定鹵簿之制實現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前所述，從古至今，世界各民族在舉行禮儀活動時，都少不了陳列或持旗或持槍的儀仗隊，中國古代也不例外，稱之爲“鹵簿”。清初的鹵簿較爲簡略，如輅，僅有玉輅和大輅二輛[28]，且名稱也因襲前朝：“國朝定製，有大駕鹵簿、行駕儀仗、行幸儀仗。其名參用宋明以來之舊，而旗章麾蓋，視前倍簡。”乾隆對此頗不以爲然，他認爲“古者崇郊祀則備法駕，乘玉輅，以稱巨典。”在禮器已變的情況下，禮儀不變是不妥的。因此“今稍爲增益，更定大駕鹵簿爲法駕鹵簿，行駕儀仗爲鑾駕鹵簿，行幸儀仗爲騎駕鹵簿。合三者爲大駕鹵簿，南郊用之。方澤以下，皆用法駕鹵簿”[29]。說是“稍爲增益”，實際上改革以後的鹵簿，品類衆多，規模宏大，不僅增加了4頭導象、5頭寶象，輅也仿周禮增爲金玉象革木5種，至於傘蓋旗幡、斧鉞刀槍、鼓鐃鑼鈸等，更是大量增添，達到後來《禮器圖》“鹵簿”卷中羅列的品種和數量。對鹵簿的這一改革，則是爲繪製《禮器圖》打下的第二輪基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兩年後，乾隆明確提出要繪製禮器圖：“十五年諭：禮器昭垂，世守勿替。祠官掌故，圖譜宜詳。其令內府依鹵簿大駕之例，按器繪圖，具著體式，俾懿文洽，禮展帙犁。然永傳冊府，稱朕修釐法物，毖敕明禋至意。”[\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30\u003C\u002Fi\u003E]不過，從此諭可以看出，這時在乾隆心目中，禮器圖僅限於鹵簿一類，與後來的《皇朝禮器圖式》差別還很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禮器圖》正式設館繪製的時間不詳，全部繪完，是在乾隆二十四年。乾隆說，此時繪圖條件已經成熟：即對五禮的梳理和對祭器、鹵簿禮器的釐定業已完成，而往代所繪禮圖，又大都“執器而不求精意則器敝”，屬於“臆說附會二者而已”[31]。但這時距初繪已有9年之遙。一部圖譜耗費9年，可謂曠日持久。因爲煌煌《四庫全書》，也不過修了10年。何以要在二十四年宣佈告竣？館臣在書成後所上表中道出實情：“當此青編之告竣，適逢紫塞之歸誠。”[32]所謂“紫塞之歸誠”，是指準噶爾蒙古和南疆大小和卓木於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對清廷的臣服，從此清廷奠定了對天山南北的有效統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顯然，選擇二十四年“告竣”，與清廷“版圖式廓”、大功告成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則是乾隆禮制思想走向成熟化系統化所致。因爲清代最高典則《大清會典》的重修，與重要禮書《大清通禮》的修纂，也幾乎同時完成。至此，我們可以說，繪製《禮器圖》，是乾隆自十二年以後，圍繞重修《大清會典》的一個治禮系統工程的一部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清代《大清會典》始修於平定三藩之戰結束的康熙二十三年。雍正年間再次纂修。但由於“例可通，典不可變”[33]，在乾隆帝眼裏，這兩部《會典》都有“典”與“例”不分的通病，其權威性可能會受到質疑，所以早在十二年時就“有不得不重修者”的考慮，目的是“區會典則例各爲一部”[34]。二十三年，當“西陲大功告蕆”時，重修《大清會典》也告完畢，乾隆欣慰地表達了“纘成祖宗欲竟之志事”的心情。[35]第二年，《大清通禮》完成。它與《會典》的關係，其“凡例”講得十分明確：“《通禮》與《會典》相爲表裏，謹遵諭旨，同《會典》節次進呈。”[36]而《禮器圖》的繪製，雖未直接闡明與《會典》的關係，但在乾隆爲《禮器圖》所寫的序言中，也有“武備器什，有舊會典未經臚載者”的提法。言外之意，《禮器圖》中“武備器什”一門，是要列入新《會典》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然，《禮器圖》的繪製與《大清會典》的重修，是兩個書館，兩套人馬。所設“禮器圖館”，爲首者是\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總理\u003C\u002Fi\u003E禮器圖館事務莊親王允祿，下設總裁官5人，分別是戶部尚書蔣溥、原吏部尚書汪由敦、兵部侍郎觀保和翰林院編修何國宗。在班子成員的選擇上，體現了乾隆“求精意”的態度。莊親王允祿本人“精數學，通樂律”[37]，在康熙朝修《數理精蘊》時，就是主要參與者。戶部尚書蔣溥爲康雍兩朝重臣、顯赫的宮廷畫家蔣廷錫之子，其“工詩善畫”的家學不容忽視，應是其出任禮器圖館總裁的重要因素。汪由敦“學問淵深，文辭雅正”[38]，是深得乾隆欣賞與信任的“五詞臣”之一。何國宗爲當時最重要的科學家，是康乾兩朝《皇輿全圖》的主要測繪人員。惟有觀保不見經傳。想來由於《禮器圖》中有涉及軍禮的武備卷，不能沒有兵部參與，兵部尚郎觀保由此成爲五總裁之一。總裁官下，另有22人分別擔任“提調”、“收掌”、“謄錄兼纂修”和“繪圖謄錄”。只是《禮器圖》作爲大型圖譜類書，繪圖人員僅監生門應兆等6人，頗覺不協。待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四、《禮器圖》所反映的清代社會生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前文已述，清禮與清禮器，非古禮與古禮器。《禮器圖》中，有相當多的器物在清以前從未出現過。它們是經過整合後的清代社會文化的產物。這種整合，集中體現在清朝文化實爲一滿漢爲主的多民族融合的社會文化上。下面，就《禮器圖》中一些具表性的器物略加說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首先是冠服。這是《禮器圖》中最能反映經過社會整合後的禮器。\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4\"\u003E衆所周知\u003C\u002Fi\u003E，清代冠服是帶有突出滿族傳統特點——右衽、披肩、箭袖、開裿——的服裝。對衣冠在確立社會秩序中的重要性，乾隆君臣均不諱言。乾隆在爲《禮器圖》所作序中，語重心長，特別提出：“至於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襲。朕則依我朝之舊而不敢改焉。恐後之人執朕此舉而議及衣冠，則朕爲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再而亡。後之子孫，能以朕志爲志者，必不惑於流言。於以綿國祚，承天祐，於萬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39]館臣在“冠服卷”附言更是坦言：“昭名分辨等威，莫備乎冠服。”[40]從清代社會秩序確立的歷史進程看，這些言辭毫不過分。爲改衣冠，清入關之初滿漢民族爲此所付出的慘重代價，誰也不可能忘記。但是，清冠服又非僅具滿族傳統文化的單一元素。《禮器圖》中所列，最高從皇帝，至最低“不入流”的冠服，又無一不帶有中原文化的元素。如皇帝朝服上的“十二章”紋，即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黻、黼12種紋飾，以及各級文武官員官服上所繡麒麟、孔雀等補子，都是中原文化的繼承和延伸。[41]\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次是樂器。樂器卷中，排在最前邊是鎛鍾與特磬。這兩種樂器，顯然是承襲周禮器而來，我們從近年湖北出土的曾侯乙墓古鐘就可知它的源流。它的作用乃爲定音。但乾隆將其載入《禮器圖》的緣由還不止於此。就在《禮器圖》即將告成之際，江西臨江出土了11尊古鐘。如此重器，江西巡撫不敢怠慢，將其獻至皇宮。乾隆“辨其名，知爲周時所鑄”[42]。但是，“律應十二鍾，缺其一”，便不但新鑄一鍾，補足一套後列入《禮器圖》，而且還在西苑爲古鐘特闢了名爲韻古堂的陳列室。而特磬在此時琢制，則完全是由於西陲告捷，盛產美玉的和闐正式納入了版圖，“諭廷工請以和闐貢玉琢爲物磬，用彰始終條理之盛。”[43]。至於樂器卷中出現的“廓爾喀部樂”、“瓦爾喀部舞樂”、“回部樂”、“緬甸國樂”、“安南國樂”、“\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朝鮮\u003C\u002Fi\u003E國俳樂”等樂器，就更是清廷與周邊民族或國家交往，逐漸形成多民族國家或與藩屬國友好往來的歷史所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再次是武備。武備卷中收入冷兵器計有弓、箭、弩、刀、槍、矛、戟、滾被、斧、藤牌10類139種，熱兵器有炮與火槍2類76種。冷熱兵器並列出場，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惟有此時。這期間在世界範圍內，正是冷兵器向熱兵器過渡之時。76種火槍與炮出現在《禮器圖》中，表明至18世紀中期，乾隆朝的武器裝備還幾乎與世界同步，並非半個世紀後那般落伍。而139種冷兵器，也正是清代武器裝備和軍事活動的基本反映。如藤牌、藤牌營挑刀、射虎箭、射虎槍等武器的出現，與清軍徵\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臺灣\u003C\u002Fi\u003E及清帝熱衷狩獵活動直接相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禮器圖》中，從多角度折射了清中期社會生活的爲“儀器卷”。將儀器收入《禮器圖》，按乾隆君臣的本意，仍是自堯舜時就形成的“乃在睿璣玉衡，以齊七政”的傳統觀念，即天子擁有對天象的絕對解釋權，天文由此成爲皇權的象徵：“臣等伏惟儀器之作，所以授時成憲，體天運而布歲功，蓋其鉅也。”[44]但從收入本卷的50件儀器看，它反映的社會生活絕非皇權一點。由於50件儀器中，有38件實物還存於故宮博物院與東便門古觀象臺。\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結合\u003C\u002Fi\u003E實物，我們可以獲得以下信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內容上，儀器可分爲天文、地理測繪、光學、計時器等數種；在製作時間上，最早從1541年，最晚至1750年；在製造者上，除清廷欽天監和造辦處自制外，還有21件來自英、法、德等國且刻有西文款識的儀器。[45]這些信息至少告訴我們：（1）18世紀時，清代官方的科技活動十分活躍，不僅有天文觀測，也有地理測繪，其自身的價值，遠遠超出對皇權的象徵。（2）天文儀器中的前6件，爲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所制，它是反映清初社會動盪的歷法之爭事件的重要實物資料。[46]（3）以地球爲中心的渾天儀，和以太陽爲中心的英國制渾天合七政儀，是羅馬教廷對日心說解禁的見證。（4）超過40%的標有西文款識（如LONDON）的儀器，被堂而皇之地列爲皇家禮器，一方面，是乾隆以天朝上國自居，強調“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對世界格局全然不知的反映；一方面，又是當時社會對西方文明幾乎毫無認識的體現，以爲只要是儀器，就具備“以齊七政”的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應該說，乾隆對世界茫然無知的認識，並非僅因他爲中國皇帝。他的認識不過是18世紀時中國學人對世界對西學普遍看法的集中體現。我們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所收西學著作的評論可以看出，由於眼界的狹隘，在當時的頂尖學者如紀曉嵐等人眼裏，西學不是“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誇飾”[47]，就是源自中國：“西法出於《周髀》，此皆顯證，特後來測驗增修，愈推愈密耳”[48]。特別是後者，即“西學中源說”，幾乎就是當時的主流看法，連被視爲學貫中西的大學者戴震也不能免：“戴氏《勾股割圓記》唯斜弧兩邊夾一角及三邊求角，用矢較不用餘弦，爲梅氏所未及，其餘皆梅氏成法，亦即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49]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乾隆將歐洲製造的天文測繪儀器視爲中國禮器，成爲平常之事。《禮器圖》的作法，正是“西學中源說”在當時大張其勢的集中體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五、《禮器圖》的影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禮器圖》作爲清帝欽命繪製的一部經典圖譜，對當時與後世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它在當時的影響僅限於宮廷。這主要是因爲18世紀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商品經濟已相當發達，一方面清朝的統治開始走向衰微，五禮所涵蓋的制度大都已無以治國。僅以朝廷而論，某些直接體現皇權的禮儀，如大朝儀、祭先農、先蠶、南苑閱兵、秋獮田獵等禮，都已長年不舉，涉及民間的禮儀之制，影響力就更爲有限。加之自宋明以降，作爲禮學經典的三《禮》，大部分不在科舉考試範圍之內，士子多不誦習，《禮器圖》惟有束之高閣。但作爲乾隆朝的經典圖譜，對後世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也會發生一定的作用，最直接的，就是它成爲嘉慶朝首次繪製的《大清會典圖》的奠基之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嘉慶朝前，《大清會典》已修定了三次，除乾隆朝所修《欽定大清會典》中，出現部分圖外，康雍兩朝的均無圖。即使是乾隆朝的，也僅“圖式，凡壇廟規制，職方輿地，莫不有圖。其五刑之具，喪服之制皆具列，以垂萬世章程”[50]。實際上，此時所收之圖，基本上均爲示意圖，僅“卷八十六欽天監”收錄的10件天文儀器，爲《禮器圖》中所繪。而嘉慶朝《大清會典圖》，則將《禮器圖》繪製的器物全部收錄，並在此基礎上加以擴展。這種作法，或許是嘉慶帝承繼傳統，告慰先帝的一種方式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隨着清王朝的衰敗，《禮器圖》的命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收藏於圓明園的一部，被英法聯軍掠至歐洲。其中一部分現收藏於大英圖書館、英國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及愛丁堡皇家博物館。但時過境遷，原本爲強化清朝統治的《禮器圖》，今天卻成了向西方展示中國文化的重要文物。筆者去年在英國訪問時，就曾於大英圖書館的“東印度公司歷史展”中見到數幅《禮器圖》。透過這些圖譜，我們可以看到以服飾爲代表的滿漢文化的融合，以軍器爲代表的中國開始落後於西方的歷史，以儀器爲代表的中西文化的衝突等清代很多重要的社會波瀾。由此，《皇朝禮器圖式》不但是我們今天認識200年前天文地理儀器、冠袍帶履、車馬轎輿、槍炮軍械、民族樂器等文物的重要參考文獻，也是我們瞭解18世紀中國社會變化的一份珍貴的形象資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這裏以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內的《皇朝禮器圖式》爲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四一四，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以下簡稱《四庫全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禮記·曲禮上第一》，吳樹平等點校《十三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673頁。以下簡稱《十三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禮記·哀公問第二十七》，《十三經》第885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禮記·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十三經》第889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5]參見鄒昌林著《中國禮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6]《周易·繫辭上》，《十三經》第78、79、80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7]《周禮·春官宗伯第三》，《十三經》第434、435、438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8]《禮記·禮運第九》，《十三經》第763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9]《禮記·禮器第十》，《十三經》第770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史記·封禪書第六》，中華書局，1959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1]參見拙文《清初祭天禮的政治內容》，《清代皇權與中外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2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2]（清）鄂爾泰、張廷玉等纂：《國朝宮史》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以下簡稱《國朝宮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3]《大清通禮》卷一，《四庫全書·史部》四一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4]《大清通禮》卷一，《四庫全書·史部》四一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5]《大清通禮》卷一，《四庫全書·史部》四一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6]《大清通禮》卷一，《四庫全書·史部》四一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7]《禮記·禮運第九》，《十三經》第764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8]《皇朝文獻通考》卷九十八，《四庫全書·史部》三九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皇朝文獻通考》卷九十八，《四庫全書·史部》三九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皇朝文獻通考》卷九十八，《四庫全書·史部》三九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1]《皇朝文獻通考》卷九十二，《四庫全書·史部》三九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2]參見《欽定大清會典》，《四庫全書·史部》三七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3]《皇朝文獻通考》卷九十二，《四庫全書·史部》三九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4]《皇朝文獻通考》卷九十九，《四庫全書·史部》三九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5]《大清通禮?序》，《國朝宮史》第542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6]《大清會典事例》卷四一五，中華書局，1991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7]《大清會典事例》卷四一五，中華書局，1991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8]《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〇九，中華書局，1991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9]《皇朝文獻通考》卷九十二，《四庫全書·史部》三九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30\u003C\u002Fi\u003E]《皇朝文獻通考》卷九十二，《四庫全書·史部》三九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1]《皇朝禮器圖式?序》，《四庫全書·史部》四一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2]《皇朝禮器圖式?表》，《四庫全書·史部》四一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3]《欽定大清會典》，乾隆《御製序》，《四庫全書·史部》三七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4]“乾隆十二年正月上諭”，《大清會典則例》，《四庫全書·史部》三七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5]“乾隆十二年正月上諭”，《大清會典則例》，《四庫全書·史部》三七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6]《大清通禮》卷一，《四庫全書·史部》四一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7]《清史稿》卷二一九，中華書局，1977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8]《清史稿》卷三〇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9]《皇朝禮器圖式?序》，《四庫全書·史部》四一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0]《皇朝禮器圖式?序》，《四庫全書·史部》四一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1]參見拙文《服飾與皇權》，《清代皇權與文化》第80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2]《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二十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3]《皇朝禮器圖》卷九，《四庫全書·史部》四一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4]《皇朝禮器圖》卷三，《四庫全書·史部》四一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5]參見《故宮藏精器全集西洋儀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6]參見拙文《清宮儀器與需求及引進的關係》，《清代皇權與中外文化》第115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7]《職方外紀》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一《史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8]《周髀算經》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〇六《子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9]凌廷堪：《與焦裏堂論弧三角書》，《校禮堂文集》卷五，轉引自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12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50]《欽定大清會典》乾隆甲申《序》，《四庫全書·史部》三七七。\u003C\u002Fp\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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